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
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
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
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
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
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
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
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
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
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
（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
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
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
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
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
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
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
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
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
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
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
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
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
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
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
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
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
况：
“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
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
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
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
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
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
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
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
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
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
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
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
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
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
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
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
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
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
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
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
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
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
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我们。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
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
尤里·莫金说：“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
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
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
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
“五人小组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人破译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电报。他们通过分析电报内容确定了苏联间谍
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唐纳德·麦克林。此前麦克林是英国驻
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英美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是如何破译苏联的无线电报的？
1944年，美国战略勤务局从芬兰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烧得半
焦的苏联密码本。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不能对盟友搞间谍活动，于
是命令把密码本还给俄国人，但美国情报人员把它复制了下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没有料到他的部门很快将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战后这个密码本也帮助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站之
间往来的电报。据认为，苏联设在纽约的情报站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
次使用一次性的密码表。不管怎么说，破译电报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败。
首先被揭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已被任命为英国外交
部某司司长。他在伦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恐怕与他父亲曾担任部长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广我问尤里·莫金。
“菲尔比此时在美国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的联络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得知
了这件事，于是派伯吉斯去了伦敦，目的是抢先通知苏联情报站和麦克林本人。”
“那时作出了把麦克林弄到苏联的决定？”
“麦克林马上就警告伯吉斯说：‘如果我被捕，我会招供。’麦克林表现出了
神经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接受了治疗酒精中毒的一个疗程。可见，应该让麦克林离
开英国，但是没能下决心让他一个人走。他要途经巴黎，而他最浪漫的回忆恰恰与
这座城市有关。大家担心他到了巴黎会喝醉。一旦喝醉，他就会被抓。总之，最后
让伯吉斯跟他一起走了。”
不服管的和怪僻的伯吉斯与喜怒无常的和总感到痛苦的麦克林的消失，害了菲
尔比和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因此首先怀疑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
强迫菲尔比离开了情报机关，但是他在英国又呆了好几年。布兰特拒绝逃往莫
斯科。他向当局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直到自己非常喜爱的伯吉斯去世
后才讲出了细节。
“在清教徒式的莫斯科如何对待有同性恋嗜好的伯吉斯呢？”
“向他说明了，在这方面我国有严格的法律，如有不轨行为，将不得不执行法
律。不过，他不知怎么就没了这个毛病。他这个人只能生活在伦敦。一到晚上，大
约7点左右，他就非得去酒馆不可……他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伯吉斯是个容易激动的
无赖。我记得，休假期间他在爱尔兰开车轧死了一个人，但他从麻烦中脱了身，因
为他到处都有一大帮朋友。这个人到哪儿都是用脚把门踢开，在英国人们原谅他的
一切……”
在苏联新闻界，首先提到1951年跑到莫斯科的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
名字的是《新时代》周刊。
1953年第40期的（新时代》周刊在“回击假消息和诽谤”的栏目下刊登了一篇
未署名的短文。文章写道，有人硬说，叫什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人跑到莫斯科来了，
甚至唐纳德·麦克林的妻子梅林达也随后跑来了。文章称散布这些言论的人是“冷
战骑士和资本主义报刊的骗子”。
《新时代》周刊写道，这则报道“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家听了
西方报刊尖声刺耳的故事才知道有伯吉斯和麦克林这两个人”。
英国认为苏联领导人又搞了一个宣传上的把戏，并猜测其用意，结果弄错了。
关于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文章是编辑部主动写的，其实杂志社里没人知道提到的人是
谁。在各种问题上回击西方的习惯使这些新闻工作者陷入了窘境。在杂志出版后的
第二天，斯大林死后重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就怒气冲冲地给主编打来电话：“谁
委托您发表这样的言论了？”
直到1956年，莫斯科才正式承认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苏联避难，
但是又在很长时间里否认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盖伊·伯吉斯是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的优秀间谍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莫斯科
得到了一本写着吉姆·安德烈耶维奇·埃利奥特这个名字的护照。他过不惯苏联的
生活，请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他回英国，但没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莫斯科
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死。
性格比较内向的唐纳德·唐纳多维奇·麦克林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提
出这种天真的请求。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写了一些书，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略表了愤怒之情。
金·菲尔比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自1939年起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官运
亨通。与自己的几位同事不同，他不是同性恋者，并且隐瞒了共产主义信仰，如果
他有这种信仰的话。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牵着英美两大情报机关鼻子走的角色感到
满足，同时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他在1945年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出任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以苏联为工作对
象的某处处长。菲尔比把那些年经英国情报机关同意准备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
间谍的名字都交给了莫斯科。这大概涉及到数百人，这些人都被抓住并枪毙了。菲
尔比在谈到此事的时候不大客气地挥了挥手说：“在战争时期就得这么办。”
菲尔比知道，即使身份暴露，他本人也没有死刑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和平时期
不处决间谍。
苏联设在土耳其的情报站一个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工作人员会见了英国领
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许诺作为交换条件可提供3个苏联高级间谍的名字，
其中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第3个人在情报机关工作。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菲尔比
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威胁。
优柔寡断又作不了主的领事向伦敦请示：拿这个人怎么办？
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报放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于是他向自己的苏联
联系人通报了电报内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沃尔科夫押回了莫
斯科。不难想象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善待自己的同胞的英国政府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后仍坚持了菲尔比无罪的观
点。，对菲尔比进行了多次审问。特工机关明白，他是个间谍，但是反间谍人员又
找不到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而没有证据在英国是不能进行审判的。
菲尔比的勇敢、冷静、机智和职业才干令人充满敬意。然而有趣的是，他拒绝
为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服务，而却终生为不去寻找罪证就枪毙人的国家服务。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真正的绅士于1955年
秋天在下院说，菲尔比认真负责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
出卖了英国的利益。
菲尔比被允许到黎巴嫩去当记者。当反间谍机关在1962年又对他发生了兴趣的
时候，他便从黎巴嫩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还授予了他勋章，
但是没有让他接触实际工作。他希望能坐在苏联情报机关总部里当总顾问，但他的
梦想破灭了。与所有叛逃者一样，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不仅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
里并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