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1919年7月8日，全俄肃反委员会逮捕了苏俄武装力量总司令约阿基姆·瓦采蒂
斯，因为有人控告他参与了反革命的白卫军组织。瓦采蒂斯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团
长，革命来临时他立即投奔了苏维埃政权一方。1918年他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师，
此事本身就非同小可，因为拉脱维亚步兵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最忠实可靠的队伍。
在镇压左翼社会革命党时，瓦采蒂斯表现特别出色。国内战争期间，他指挥东部战
线。1918年9月6日，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然而一年以后他就被捕了。
由于控告没有得到证实，因此把他释放了。但是他最终未能逃脱与很多人同样的命
运：1938年，二级集团军司令瓦采蒂斯被枪决。
1921年3月，中央收到了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处库什舍分部的工作人员一批
共产党员的声明。这是一份惊人的文件。
文件中写道：“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
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
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
“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
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
“他们慢慢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
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
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
在捷尔任斯基时代的晚期，国家安全机关已力图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926年，捷尔任斯基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签署了一份指令，
禁止报刊刊登政府和党中央领导人出访的路线和演说地点。“格帕乌” 总局对一些
报刊编辑部不仅派出记者，而且还派出摄影师前往采访的做法甚为不满，它指出：
“类似的信息事先刊登在报刊上，对各种间谍的活动很是有利，而给保卫政府要员
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格帕乌” 总局的决议说：
“没有‘格帕乌’总局（政治监督处）的特许证明，严禁派遣记者、摄影师等
工作人员尾随出访的政府成员和前往莫斯科以外的访问地点。没有‘格帕乌’总局
的特许而派出记者采访的报刊编辑部要受到罚款惩处，文字和摄影记者要遭逮捕。”
有一次，当全俄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走
进了全俄赈济伏尔加地区饥民委员会的大门时，他立即被捕了。侦查员向他提出了
一个在那些年代时常提的问题：“您如何看待苏维埃政权？”
“我感到惊讶”，奥索尔金回答说，“革命风暴竟然退化成了一般的警察行动。”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货币理论家和市场经济拥护者
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全国运输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
“某些同志认为，只要印出足够数量的钞票，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
这是大错而特错了，这是一种误解。在我国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只有当印钞机能
印出城乡之间、一个工业部门与另外一个工业部门之间、运输业与工业之间的商品
交换所需要的钞票数量时，它才是有用的。
“可是如果国内没有面包，没有各种产品，那么任何印好的纸币都不能造出面
包和产品来。必须要生产出钢板来，必须要炼出铸铁来，必须要耕种土地，必须要
种出粮食来，只有如此印钞机才能完成它的任务。”
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位现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演讲，而不是“格帕乌” 的主
席。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对他来说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已经退居第二位了。
在那些年里，他担负的职责是难以想像的繁重：当时他是全民劳动义务总管理
委员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改善莫斯科工人生活委员会主席、电影之友协会
主席、改善儿童生活委员会主席、改组苏联各部门结构委员会主席、星际联络问题
研究协会主席团成员……等等。
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不太走运。他并没有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只是候补委员，
党内一些远不如他有威望的人都轻而易举地超过了他。不知什么原因，列宁并没特
别重用他，也并未把他提拔到最高层。
后来，托洛茨基曾回忆说：
“捷尔任斯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诚实，热情的性格和易冲动
的天性。权力并没有能腐蚀他。但是这些品质还不足以使他永远能对落在其肩头的
任务应付自如。在列宁当政的时代，他是不可能进人政治局的。
“捷尔任斯基没有独立的思想。他不认为自己是个政治家，至少在列宁的时代
是如此。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我可能是个不错的革命者，
然而我不是领袖，不是国务活动家’。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谦虚，他所做的自我评
价基本上是对的。在政治上，捷尔任斯基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领导……
“在1921年，也许是1922年，自尊心极强的捷尔任斯基以顺从命运的口气对我
抱怨说，列宁不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不认为我是个组织者，不认为我是
个国务活动家’捷尔任斯基坚持这样说。在捷尔任斯基当交通人民委员时，列
宁对他的工作并不十分满意。
“从广义上讲，捷尔任斯基的确算不上是一个组织者。他以自己个人的品质，
而不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吸引、组织他部下的工作人员……1922年，奥尔忠尼启则和
捷尔任斯基两人都感到不
“在这些日子里，是谁想到了要运来一些木柴并到处点起黄火来的呢？那是一
位本身也值得为其建立起一座纪念碑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使数百人以至数千人
兔受冻伤，还因为他鲜明地表示出了一种思想：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切日常生活的
小事都变得无足轻重、转瞬即逝和毫无意义的时候，到底应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和米龙·鲍里索维奇·沃尔夫松一道去了圆柱大厅，后来又到红场。他是
一位老革命者，曾经两三次从上扬斯克那些极为危险的流放地逃了出来，步行穿过
数百公里的原始大森林，那里绝对没有挡风蔽寒的去处。
“我和他同住在一幢楼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晚上一起沿着环行路散步，当
时那条路几乎环绕着整个莫斯科。
“我表示怀疑说，人太多了，可能我们到不了红场，况且酷寒又是这样难耐。
米龙·鲍里索维奇讽刺地朝我看了一眼说：‘要是你在22岁就害怕莫斯科的严寒，
那你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我们终于到了红场，人的确很多，但并不拥挤，秩序也不混乱。民警并不多，
人们自觉地维护着秩序。他们成千上万地走着，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站在什么
位置，不乱挤，不推推操操，也不想抢到别人前面去。 “这种没有任何人组织的，自然保持的秩序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不管是
在盛大的庆祝活动上，还是在游行队伍中，年复一年地增加着警员，但是群众自身
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却越来越少了。人们顽强地学会了在生活中独立自主地往前行进……
在大街上也是一样。”
捷尔任斯基任内务人民委员有4年之久（1919年3月至1923年7月初），在这个岗
位上他表现并不突出：当时他主要管着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事务。不过在交通人民委
员的岗位上（1921年4月至1924年2月）他干得不错，他干得最为出色的要算是在担
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1924年至逝世）。
捷尔任斯基从一个“契卡”工作者发展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工作者，虽然他并
没有受过经济方面的教育。
奥托·鲁道福维奇·拉齐斯指出：“捷尔任斯基是个有着出色经济辨别力的能
干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惊人，虽然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按其观点来讲，他是个极
端的市场经济拥护者。”
作为经济学博士，拉齐斯写过一本关于捷尔任斯基在工业领域中工作的书，其
中说道：“他激烈地反对发行太多的纸币和搞配给，他曾长时期地与当时的贸易人
民委员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争论，后者是主张实行调节和配给政策的。
“当捷尔任斯基接手交通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些
老专家请了回来。他任命一位曾在沙皇时代做过交通部副部长的人做自己的副手。
在捷尔任斯基以前，人们认为火车停顿是因为机车不够，然而当把最后的黄金储备
都用来买了火车头的时候，才发现桥梁经受不住这些大功率的机车，应该先从修整
全国被破坏的道路桥梁着手。而捷尔任斯基正是从这个工作开始的。
“他明白，工资少得可怜的铁路员工是不能过日子的，更提不到与盗窃行为和
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了。必须先给他们提高工资。他用两年的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
的：用那时的标准来看，铁路员工的生活相当不错了。”
当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雷科夫当上了政府首脑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就担任
了他的职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那时还没有分部门的人民委员会：它们是1932年才产生的。当时分为各个总局
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就管理着整个工业。捷尔任斯基还领导着金属工业总局，这
个总局等于以后的十来个部黑色金属部、有色金属部、机械制造部、仪器制造
部……总之，一切与金属及其产品有关的部。
新经济政策的繁荣时期来临时，正是捷尔任斯基领导工业的时候。他有时也把
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方法运用到这方面来，但原则上他懂得在经济工作中应该
运用经济方法。他用许多专家，并不认为他们是应该镇压的敌人。相反地，当这些
专家们高度评价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时，他感到十分高兴。捷尔任斯基还把那些最能
干的“契卡”人员也调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不是让他们来寻找敌人，而是
来搞经济工作。
奥托·拉齐斯说：
“捷尔任斯基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他倾听
行家们的意见，仔细地加以考虑。起初人们想：来了个“契卡”头子，铁腕人物，
大概要把所有的人都赶走。但是他却把所有的工业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对他们
说：‘请帮助我，我是来学习的’。”
他立即表示反对国家垄断和提高物价。垄断对生产者最为有利，因为生产者可
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对此毫无办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能抑制物价上扬，而
在苏维埃政权下，谁来抑制它呢？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工业产品无人购买。农村赤贫化，农民没钱买东西。而工
业部门又不愿降低产品价格，想让国家定货。可国家也没钱。这就是1922…1924年
发生的销售危机。准确地说，这场危机是由于不会做买卖才产生的。
捷尔任斯基在政治局里抱怨说：
“价格已不像过去那样是对产品的评价。它是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别的一些什
么办公室里的人在享用‘咖啡渣子’时所决定的。我们这儿不存在市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谁要不断地抬高自己产品的价格，最终是要破产的。而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国家本身破产。
在当时，农业还是私有的。捷尔任斯基警告说，如果继续这样剥夺农民，国家
就要完蛋，我们自己也要完蛋。
仓库积压，机器卖不出去。只是在捷尔任斯基争取到了使价格符合市场标准以
后，一年之中生产出来的机器才在数周之内销售一空。
他在实践中采用的完全是市场方法。列宁声称，社会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
国电气化。而捷尔任斯基却坚持认为：执行政策应从“苏维埃政权加市场”这个公
式出发。
距逝世只有三个星期的时候，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瓦列里安·弗拉基
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后者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捷尔任斯基在信中承
认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同意当时一些做法的言论会帮助反对派，这是他所不愿
意的；但是如果自己无所做为，“那么国家就会产生独裁者（革命的掘墓人），不
管他身披怎样的红色羽毛。几乎所有的独裁者，例如墨索里尼和毕苏斯基，过去都
是红色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心情，我实在太累了。
“我已数次申请辞职。你们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由于我有这些思想和痛苦，
我无法胜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因为它们总会表现出来并且传染给别
人。难道你看不出吗？我实实在在不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里干了。我恳求你们
大家解除我的职务，另选一位不会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反抗的自己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吧！”
捷尔任斯基还最后加上了一句话，对于一个曾任“格帕乌”总局主席的人来讲，
这句话是惊人的。他写道：“经常要做一个生硬的主管人这已经使我感到如此
沉重了。”
在政治上讲，此时他已处于两个阵营之间了。
他是反对当时的反对派的，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拾起了过去托洛茨基所
提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两年之后这些口号又被斯大林所占有。反对派建议剥
夺农民，他们觉得农民太富了。
对此，捷尔任斯基回答说：你们剥了农民的衣服，自己也会没裤子穿。然而他
也不属于斯大林阵营。他觉得自己对双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