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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
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罗瑞卿亲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特1号都要小了。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的伍一等人对1965年6月毛泽东在汪庄活动有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还在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
1959年9月24日，罗瑞卿在公安部欢送会上说：“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②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真地向毛泽东汇报，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罗瑞卿大将在认真地观看红四军留下的珍贵实物，他对博物馆的同志说，1959年庐山开会时，他就准备来井冈山，后来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没有时间来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罗瑞卿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十三个重要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上井冈山这件事暂时放了放。毛泽东5月重上井冈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冈山在我党我军的重要地位，他作为总参谋长应该上来，好好学习。在井冈山上，罗瑞卿看见不少老红军也穿着新军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曹里怀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写了一首诗：
《当了红军上井冈》
湘南革命廿八春，
当了红军上井冈。
谁人择此根据地，
英明领袖毛泽东。
三十七年回圣地，
神州山河变新天。
正值南国烽烟急，
喜换新装忆旧装。
在罗瑞卿上山的前几天，李富春访问井冈山。
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留连井冈山。
郭沫若与其他老红军直奔井冈山不同，他是围绕中央苏区转了一个圈才上的井冈山。据郭沫若此行小车司机马德江回忆：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妇陪同印度尼西亚议长阿鲁季一行到上海、广州访问。6月16日，郭沫若在广东拜见了彭湃的母亲。6月24日，郭沫若、于立群、秘书、勤务员四人从广东东江进入江西寻乌，江西省委车队派遣他驾车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当年红军曾经血战过的地方进行巡礼。瑞金三日，脚踏叶坪、沙洲坝等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里，叶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远望之，亦似如椽大笔”，“弹碑为笔天为纸，横书大字力排空。无产阶级须专政，万丈长缨缚大鹏。”郭沫若一行走访了大柏地等战争遗址，“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随之去了红军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及赣州、兴国、泰和。
郭沫若一行从毛泽东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冈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妇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在孙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龙潭。1965年井冈山龙潭还没有开发，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缆车，郭沫若夫妇却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冈山管理局邀请了药工和采石工用绳索把郭沫若夫妇吊下去，参观后又吊上来。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给孙景玉和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冈山写了好几首诗，从茅坪下山，在宁冈龙市为龙江桥题写了“会师桥”，以表示对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的由衷敬意。
（2002年9月3日马德江口述）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也上了井冈山，李立三大女儿李英男近年向笔者回忆当时情景：“父亲是第一次上井冈山，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和怀旧，他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在山上，父亲用俄文唱《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父亲那样的振奋和激动，感动得我们都流了泪，跟着一起哼唱。父亲告诉我们，《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当晚父亲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诗，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井冈好》。”
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
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
（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