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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老人们的意图，１月１０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言。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杨尚昆在批评中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于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
有人说说胡耀邦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
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说的话，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顶着不办。还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
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言。
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乔石发言提到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他谈话，批评耀邦和陆铿的谈话，批评耀邦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启立发言也讲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与乔石的谈话。胡启立还谈到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单独和他谈话，说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较软弱。而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小平托胡启立把这些话带给胡耀邦。但小平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散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台阶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万里知道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派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最为系统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1月10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还穷追不舍，向宽处和深处追击。接着，他围绕以下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１，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引起他反感。２，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１９８３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话是能够信任的。”３，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
４，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５，在用人方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６，“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１９７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向下传达１９８３年3月17日会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１９８３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１９８３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你在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他讲了三个半小时）。
生活会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现在该是执行程序的时候了。
1月16日，举行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十八人、候补委员二人外，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十七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他怕日后说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话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铁案。
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去留，不开全委会，不开政治局会议，只是常委会几个人决定。而在常委会前，还通过“生活会”批倒批臭，而参加“生活会”的有很多是没有表决权的离休老人。陈云强调这个会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质疑胡耀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数胡耀邦的种种错误，进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向我谈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的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薄一波讲了很一般的开场白，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姚依林讲经济问题，重提１９８３年批胡耀邦的内容。杨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陆铿采访的事，十分尖锐。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林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关于陈云在会上的发言，朱厚泽记得不全。据可靠资料，陈云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都是批评胡耀邦的。第一，“在198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9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第二，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批评胡耀邦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听汇报的方法，也批评胡耀邦一个星期跑22个县的作法。第三，他批评胡耀邦不开常委会。“在政治局常委里，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同志讲过，常委不常开会。”第四，提拔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实际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１２月３０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