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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参加游行的学生约１０万人，他们来自３８所大学。
一位军事记者说，昨天从３８军调来了两个师，约两万人。据传说有的医院腾出了病房，并传授如何治疗催泪瓦斯造成的眼伤。为什么政府却没有动手呢？
昨天民主党派２００多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恳请中央不要镇压学生，对学生采取宽容态度。据说签名文件送到新华社后送到印厂立即排出，来不及派人送去，就用电传发给中央。是不是这封信起了作用？
４。２７大游行的成功为学生进一步壮了胆。强大的政治压力对学生再也不起作用了。游行的成功使千方百计地阻止学生游行的学校党团组处于尴尬境地，他们今后说话学生更不听了。这一天，全国很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抗议４。２６社论的大规模游行。
从４。２６社论以后，学生运动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学生和家长根据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认为，学生背上了这个政治包袱，将影响他的毕业分配，影响他终生的命运。政府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因为这个定性是从邓小平的口中说出来的（虽然是他听了政治局常委的汇报后说的），一让步，中国就丧失了最高权威。政府也怕反政府势力得寸进尺。从这里退下来可能引起链锁反应，最后不可收拾。
４。２７游行以后接连是几天的平静。只有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同学生代表对话。对话是不可能有成效的。“底牌”很清楚，在４。２６社论上双方都不让步。谈判双方只能在谈判条件、谈判程序上争论不休。人们都知道，４。２６社论的问题不解决，学潮不可能真正平息。赵紫阳１９９５年接受本书作者的访问时说：“４。２５讲话”后，又发表“４。２６社论”。学生容易冲动。就引起了４月２７日的大游行，有10万人参加。事情就这么闹大了。本来通过做工作，事件是可以逐渐平息的。在悼念胡耀邦期间，有很多学生没有上街，４。２６社论把这批中间学生也调动起来了。“文革”以后，人们对戴“帽子”很反感，机关知识分子都认为不应该这样扣大“帽子”。４。２６社论把大批人推到另一边。那么多人声，那么多人担忧。“六四”的根本问题是４。２６社论，引出空前规模的群众抗议。
４。２６社论没有发给我，在朝鲜时我不知道这个社论。但小平的４。２５讲话发到了朝鲜，使馆给我看了。我也表了态，同意小平同志关于稳定局的讲话。因为这是内部讲话。我没想到他们会公开发社论。到５月１７日，我会见戈尔巴乔夫后，常委公开发生分歧。我主张从４。２６社论退回来。有人说退回来涉及到小平。我说，这个社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可以承担责任。李鹏说，没有那个必要。
我从朝鲜回来路过沈阳时，辽宁省委同志说，小平讲话传达后反映不好。当时我想，为什么要传达呢？过去有一条，不得人心的事不能把小平抬出来。这次为什么要把小平抬出来呢？对传达４。２５讲话，邓本人也不高兴，把他推到前去了。
我从朝鲜回来后，他们最怕我不支持４。２６社论。一定要我表态支持４。２６社论。４。２７大游行后，李鹏等也认为４。２６社论搞坏了。他们没有想法缓和，而是认为要坚持下去，要顶住，而是千方百计地证明４。２６社论是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当时可能有私心，特别是北京市委的一些人。常委中的多数认为，４。２６社论不再提了，要逐步淡化，逐步缓和。
５月１日上午开政治局常委会，通报情况，交换意见。５月３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学生反映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５月４日，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２２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根据逐步淡化、逐步缓和的指导思想，发表了与“４。２６社论”基调不同的谈话。“４。２６社论”已经明确表示已经发生动乱，赵紫阳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４。２６社论”说学生运动“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赵紫阳肯定了学生的行动：“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他提出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学生参加五四游行后回来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学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但是，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对赵紫阳的讲话不满，坚持“4。26社论”的立场。高校里的一些党、团干部对赵的这个讲话有不同看法。他们前些时一直是按４。２６社论的基调向学生做工作的，赵紫阳这篇讲话使他们被动。李先念听了赵紫阳的亚洲开发银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赵紫阳的亚行讲话。
５月４日星期四昨晚１１点，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和总编辑南振中打电话给社内各部门领导人，说明天有《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要参加游行，要求各部门给编辑记者打招呼，不要参加，不要围观。
今天一上班，各部门召开会议，把两位领导人的电话传达到每一个人。干部局长康国志清晨６点半就到9号楼招待所，挨门向在这里写稿的分社记者打招呼，让他们不要参加游行。
今天有４７所高校参加游行。警察没有阻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不到一小时就分几路游行回校。今天游行不如４。２７游行那么整齐，显得松散。游行队伍中有来自外地高校的学生，还有来自香港的学生。喊的口号也比较温和。如，“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誓死扞卫宪法尊严”、“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一小撮＝１１亿×９９。９％”、“上不正下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还有关于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口号，如：“援木（袁木）求鱼”、“如此对话，怎能东昌？这般面目，怎能立本？”袁木（国务院发言人）、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袁立本（北京市委秘书长），三个人是政府和学生对话的代表。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五四宣言”，随后，游行组织者宣布：从５月５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复课。
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工人日报等。他们先在新华社门前集合。新华社的人当时没有参加，事后溜出来，到天安门才进入队伍。新闻工作者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周围的人热列鼓掌欢迎。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钦本立，你没有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下午５点半，一支学生队伍到新华社南门齐声高喊：“新华社，不要怕，为人民，说真话！”北京的新闻界为什么要声援《世界经济导报》？事情是这样的：４月１９日，《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在北京举行纪念胡耀邦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为“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会议由《新观察》主编戈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昌、李锐、于光远、胡绩伟、秦川、吴江、严家其、苏绍智、戴晴等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耀邦同志是在一个并非非常时期，完全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的手段，让他被迫提出辞呈书，而且被迫地作违心的检讨，这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事。”“他是受到了完全不公正的待遇，离开了总书记这样一个职务的。”“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转移，对中国、对我党确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今天有助于我们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对于他的不公平待遇，应当重新评估。”这些发言预计在《世界经济导报》4月２４日出版的439期登出，大约两万字左右。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得知，《世界经济导报》将发表悼念胡耀邦文章。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随即告诉了市委书记江泽民。21日下午，江泽民派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找《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谈话。钦本立承认要发表4月19日北京座谈会的发言。曾庆红和陈至立要他将这期《世界经济导报》的清样尽快送审。第二天晚上八时半，曾庆红与钦本立讨论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清样问题时，要钦本立删节五百字。钦本立强调报纸总编责任制，并说：“出了事情我负责，反正江泽民同志没看过清样。如果发表出去有什么后果，不必由市委、市委宣传部负责。”曾庆红说：“现在不是哪个人负责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效果的问题。”钦本立坚持由他负责，不同意删改。曾庆红看说不服他就去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没想到钦本立如此坚定，就搬出了《世界经济导报》的名誉理事长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边，江泽民坚持要钦本立改清样。汪道涵搬出党性原则要钦本立服从市委决定。当江泽民和汪道涵要钦本立同意删节时，却发现十几万份报纸都已印好了，并且四百份已批发给个体报纸。此外，还有相当数量报纸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后才追回两万份，影响已经造出去了。上海市委批评钦本立违反纪律，钦本立认为报纸是按正常的出版时间出版的，谈不上违反纪律的问题。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市委书记紧急会议持续到凌晨一时，江泽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同日，在有一万四千名党员参加的大型集会上宣布停止钦本立的领导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决定进行整顿。
4月27日，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遣散了《世界经济导报》员工。钦本立已是癌症晚期住院，陈至立在病床前宣读了对钦本立的党纪处分。《世界经济导报》这家很有影响的报纸从此停刊。上海当即发生了大规模游行，打出“还我导报”、“言论自由”、“立即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浪潮。北京1013名新闻工作者签名的请愿书送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请愿书列举了三项对话内容，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问题。设在纽约的“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就导报事件两次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发来呼吁书。呼吁书说：作为保护新闻工作者委员会董事会的成员，我们深切关心上海市《世界经济导报》禁止出版的事件。对钦本立被停职表示“深感不安”。指责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公认的新闻自由准则”，并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出于江泽民的意外。4月27日晚，江泽民在惶恐中打电话给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中顾委委员李锐，通话达40多分钟，江在电话中既恳请李锐向北京有些朋友通融，又在电话里向李锐探询北京情况。江在电话里还以“受不了啦”的口气向李锐表示当时的心情。江泽民受命到上海当市长时，是李锐代表中组部找他谈的话。他现在遇到困难，找李锐是很自然的。
4月30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访朝归来，当晚江泽民与曾庆红飞赴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赵很快接见他们，江汇报完后问赵：“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怎么看？”赵并未即时表态，反问江泽民：“你看呢？”江泽民很难回答。赵紫阳看了一眼江泽民，接着说：“现在没有时间谈这个问题。”江泽民说：“紫阳同志若不拿出意见，我们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紫阳只好表态了：“上海市委行事仓促地处理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把小事化大，才让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说完扭身便走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士透露，江泽民呆呆地望着赵离去的身影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当时，江泽民政治上处于危险状态。他没有想到，决定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很喜欢他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强硬态度。他更没有想到，这件事为他以后晋升中共中央总书记创造了重要条件。当然，他也因此忌恨赵紫阳。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忿忿地说：“他想要我的脑袋！”，十年代还说“要像关张学良一样把赵紫阳关到死。”这是后话。
５月３日，赵紫阳还向青年发表了一个纪念“五四”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鲍彤起草的。李鹏、姚依林、宋平、李锡铭都要赵在稿子中加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这句话。赵没有加，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一回事。稿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必要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邓家的孩子（大概是邓榕）给鲍彤打电话，要求在讲话中加上一段小平对青年的关心的内容。因为４。２５讲话公开以后，小平在青年中的形象不好。五四讲话中就加上了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对当代青年和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寄予殷切的希望。他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几天以后，何东昌在各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