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以及对中国人自身新的、更亲密的、更有感染力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留在我们调查对象的心目中，过了近二十年后重新激起的印象表明，他们从赛珍珠那里不是留住了对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记忆，而是对中国人总体形象的广泛印象。通过创造出能够在美国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批中国人物，赛珍珠实际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范式。无人想起在她书中同样描写的罪恶、邪恶和残忍；他们所留下的是尊贵的中国农民形象，坚强、奇妙、善良、令人钦佩。”〔5〕
《大地》讲述了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勤劳俭朴的生活故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意义在西方的中国传统形象中都早已存在。首先是对乡土生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这种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关于极远的丝人国的传说中〔6〕。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构筑的孔教乌托邦神话的一个主要内容是，高尚的道德与质朴的生活。中国是一个理想化的农民帝国。那里农民是哲学家，哲学家也是农民，皇亲举行亲耕仪式，百姓世世代代生活在祖先留下的故土上，幸福和睦。十八世纪法国重农学派推崇的那个中国，恰好就是《大地》用故事表现的那个中国。而且，狄更森《中国佬的来信》中描绘的那个田园牧歌的乡土中国，除了更加理想化外，也与《大地》具有相同的特征：“整个地区到处是富裕的农民，他们拥有着耕种着父辈们曾经拥有和耕种的土地……他们辛勤劳作……在从父辈手中继承的土地上，为亲人和朋友们辛勤劳作，用自己的劳动将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富饶，再传到子孙手里。他们没有其他奢望，他们不在乎财富的积累；假如每代人中有些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的话，他们总是带着希望回到出生的地方，在那些他们年轻时如此亲密的面孔和情景之中度过晚年，而这些希望很少遭到挫折……”〔7〕
《大地》继承并表现了西方传统中国的形象中关于田园中国的印象。如果说赛珍珠本人根据她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曾想超越这一印象传统，那么，西方观众读者对《大地》的接受，却从未超越这一传统。赛珍珠的《大地之屋》三部曲以及其他一些关于中国的小说，多少暗示出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与中国革命，正将那个深入到泥土之中的乡土中国连根拔起。三部曲的结尾是王元再也回不去他那块祖先的土地，尽管他还有着祖先的梦想，但很少有西方读者注意到这个阴暗的结尾，他们关心的是体现在王龙身上的乡土理念。其实赛珍珠本人的观念中又未必不如此。约翰·福斯特（John
Burt Forster）在他195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与中国人，1850—1950》中，详细分析了赛珍珠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后指出，赛珍珠真正感兴趣并表现得很出色的是她理想中的那个传统的、乡土的中国：“显而易见，赛珍珠在中国的成年以后的经历，大多在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到北伐军统一中国的早期。她作为一位描写中国的作家，她的主要贡献也体现在对中国社会而不是对中国革命的解释上，实际上她的作品并不同情革命。赛珍珠努力成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也确实如此——但她歪曲中国革命的写作，则使她不能成为中国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事业的朋友。赛珍珠说她要表现的是未受西方浸染的中国，实际上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恰恰是在西方控制下的中国，而她又对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漠不关心。她歌颂的是垂死的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风土民情、习俗观念。无疑她在满清末年的少年生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影响着她创作，而后来中国的革命却并未引起她的注意……”〔8〕福斯特博士只注意到作家生活对创作的影响。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中国传统形象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或制约。
赛珍珠的《大地》风靡一时几乎不可思议，有人疑问也有人思考。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彼得·考恩（Peter
Conn）对此分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出色的小说技巧。其次是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许多美国农民背井离乡，王龙一家的命运恰好能够感动他们。《大地》讲述的是“一个土地的故事，美国人非常熟悉这类故事。描写农民耕种土地的艰辛与努力，对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感召力”。最后，《大地》崇尚一种质朴自然的生活。王龙创业时是位高尚可敬的农民，致富后却开始堕落。小说的意义暗合了美国传统崇尚简朴自然的道德观。“从清教徒到杰弗逊、梭罗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一直推崇简朴生活，并将其当作民主的标志……”〔9〕
赛珍珠写的是中国故事，却表现出某种美国精神，她使她的西方读者、观众在小说与电影中，体会到中国人的“人性”。在西方历史中尽管有歌德那样的大师一再表示中国人与西方人具有共同的人性，但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却始终赋予中国人一种怪异的、不可思议的“东方性”，强调中国人与西方人的相反特征，这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想象。只有赋予中国人以“人性”，进一步的同情甚至敬慕才有可能产生。在《土地之屋》三部曲的“前言”中，赛珍珠表示：“第一部（指《大地》——引者注）的故事并不是一个农夫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远比普遍农夫更丰富的人。这个人栖息在土地上，并永世不离土地，但他只将土地当作建立家庭的基础。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在全人类的生活中也是这样，家庭的兴衰是意义最为重大的事。”〔10〕赛珍珠在这段话中说明了小说的主旨，它不仅是中国农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地主——的故事，而且也是有关人类普遍生活方式与意义的故事，它可能发生在中国，也可能发生在美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大地》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让美国甚至欧洲的读者与观众们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体会到自然质朴生活的意义，在关于中国的小说中，也看到了自身。
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与西方的时代精神，既是《大地》产生的条件，又为《大地》的成功创造了条件。有人注意到，在大众文化中中国人的形象从阴险狡诈的傅满洲到纯朴坚毅的王龙的转变，中间有一个过渡人物，他就是陈查理（Charles
Chen）。华人侦探陈查理的形象最早出现在1925年《星期六晚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连载的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的小说《没有钥匙的房子》里。陈查理是出生在夏威夷的一位华裔侦探：“身材矮胖，但走起路来脚步像女人一样轻，脸像婴儿一样丰满，皮肤平滑，黑色的头发非常密集，斜吊着琥珀式的眼睛。”〔11〕陈查理的形象虽然不像傅满洲那样邪恶，但也并不“高大”。他讲的英语经常出错，但比一般中国移民还是要好。他属于那种已经美国化的中国人，除了随口引用的某些陈腐的中国格言外，就看不出他有什么中国特征。他喜欢说“孔夫子说”之类的口头禅，但很少提到中国，除了偶尔几次，比如他对一位年老的仆人说他可以回故乡了：“重见你生长的村庄——走在你将安息的土地上。”〔12〕陈查理是个过渡形象，他仍具有某些西方人想象中中国人的怪异可笑的特征，但基本上已经是正面形象了。从1925到1932年间，毕格斯一共发表了六部有关陈查理的侦探小说，风行一时。研究者认为：“陈查理的出现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形象与对中国人的态度的转变，标志着美国关于中国人的套话（stereotypes）的转变。过去的‘异教中国佬’（heathen
Chinese）让位给一种新的正面的中国人形象：这种形象尽管仍有些类型化和种族主义色彩，但无疑已多了些人性特征，也有些动人了。陈查理是美国公众的中国形象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他体现的那种新观念正在广泛流传并扩大影响。”〔13〕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美国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转变，义和团与黄祸恐慌的阴影冲淡了，中国形象中的人性的肯定性内容开始出现。这是《大地》风行的条件。同样的倾向多少也出现在欧洲，尽管精神背景并不相同。义和团与黄祸恐怖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便爆发了。自身的战争使欧洲无暇顾及远东，虽然其间中国劳工到欧洲援战，曾经破坏了某些法国人从十八世纪继承下来的中国的印象，但并未改变整个社会大众普遍的中国形象。一战后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意义，同时也反思东方文明的价值。罗素说：“中国人更有耐心，更为达观，更爱好和平，更着重艺术，他们只是在杀戮方面低能而已。”〔14〕罗素推崇某些中国价值，在欧洲知识精英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种观念很少波及大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间欧洲的中国形象，如果从总体上或一般意义上讲有所转变，那么，带来这种转变的正面价值也主要体现在精神内容方面。在欧洲的精英看来，中国的道家哲学、人生态度、艺术精神，像一道光晕一样，环绕在中国形象外围，但其内心仍是黑暗一团，贫困、饥荒、瘟疫、战乱、愚昧、野蛮，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改变。马尔罗在小说《西方的诱惑》中借助一位中国哲人的口说，中国的心已经空了，将难免有大难。所以当希尔顿想虚构一个中国乌托邦时，只好将知识地图上的“地点”移到中国的边缘，一个未知的、既在中国又具有某种非中国性的地方。洛莫尔曾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傅满洲让我一举成名，就因为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觉得这话说得太离奇了，稍后又做了补充：“我对唐人街还略有了解，但那是完全另一码事。”〔15〕傅满洲是一个纯粹的虚构，这个形象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威胁着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阴毒的中国人，而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日恶梦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表现出该文化的某种受虐式恐慌。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感觉到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中国人（唐人街的中国人）的形象，陈查理的形象则消解着傅满洲恶梦的恐怖。这个中国人的形象之所以不再有危险甚至还有某种可笑和可爱的东西，那是因为他虽在美国但却远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太平洋的夏威夷岛上，他虽是中国人但已经美国化了，而且似乎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王龙的形象则代表着那些远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眷恋故土，不可能远涉重洋来美国或欧洲。他们生死在那片由田畴与墓碑构成的遥远到神话的国土上，像植物那样寂静。因此，中国形象由距离产生美。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遥远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有关中国的正确形象，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迫近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中国货，都可能让西方人感到莫名的恐慌，于是，傅满洲的阴影迅速出现。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心理中的幻影，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欲望或恐怖。二十世纪初，由移民潮与义和团造成的黄祸恐慌过去了，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入侵让西方人感到安全，于是，各种离奇和好的想象联翩而来，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觉得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启蒙哲学家引用孔子之语要入世，罗素、杜威、凯塞林等等引用老子、庄子之言，劝急功近利的西方人出世。这样，哲学家的教训经常让大众感到不知所云。他们分不清陈查理嘴里引用的那种听起来像古怪可笑的陈辞滥调如“孔夫子的格言”与哲学家引用的那些“语录”有什么区别。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中国想象的是文学。《大地》出现了，不仅为西方大众找到了合乎时代口味的中国形象，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被两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已经无暇顾及中国了。十九世纪曾经代表西方中国形象的英国，二十世纪不仅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而且文化优势也日益让位给美国。法国有优秀的汉学传统〔16〕，但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也没有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多少贡献。德国在三十年代曾经与蒋介石政权在政治经济领域有过密切的交往〔17〕，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到大众文化。1935年德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似乎与1835年差别不大。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似乎只有美国文化，对中国抱着某种浓厚的兴趣，而且美国的中国形象，也影响到欧洲，就像《大地》的电影与小说同样风靡欧洲一样。
四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情结”。这种中国情结可以解释傅满洲、陈查理，也可以解释《大地》或《时代》杂志上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二十世纪的美国有一种“中央帝国”的心态。英国在十九世纪自觉到“拯救”印度，美国在二十世纪自觉到“拯救”中国。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如果沿着美国的拓疆线路发展，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西海岸到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另一边的中国了，而义和团事件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一直把美国军队送到北京。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这是最富刺激性的拓疆行动。像西方以往历史上发生的扩张那样，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先驱，仍是商人与传教士，因为商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财富的市场，传教士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灵魂的市场。在商人与传教士之后，必然跟进的是政客与军人。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希望改造中国，并以同样的信心坚信中国将被改造成一个顺从并感激美国的经济上开放、文化上基督教化、政治上民主的美国式的“藩属国”。
美国的“中央帝国”心态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中国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