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好看的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在线阅读-第21部分-破晓小说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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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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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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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②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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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④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①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②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③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④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富国　

　　强兵”的新政，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因而使这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他们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　

　　　“西学”与“中学”、“学校”与科举的争论，形成了崭新的资产阶级启蒙　

　　思潮。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时期，维新派　

③　《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④　《年谱》。　

⑤　《杂谱》。　

①　《书札》。　

②　《年谱》。　

③　《奏稿》。　

④　《文集》。　

⑤　《湘乡曾氏文献》，第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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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把中国传统的　

　　辩证法思想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要特征的哲学　

　　体系。而这种中国式的进化论哲学，正是他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康有为　

　　的“三世”说是较系统的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　

　　是对康氏学说的补充和发挥；谭嗣同也主张变易哲学，宣扬“器变道变”，　

　　　“一切皆变”；严复则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说明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据进化的规律进　

　　行变法维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　（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　

　　人称他为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　

　　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又研读过佛教、道教经典。清朝政府的腐败和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他对封建的旧学逐渐产生怀疑。后在上海、香港等　

　　地接触了比较多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而学习西学，开始知道西方国家自　

　　有一套东西，不能再把它们简单地看作“夷狄”，从此有了改革中国政治的　

　　念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成为当时向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自1883年到1898年，他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其中最著名的　

　　是1895年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上书皇帝，即所谓“公车上书”。　

　　通过上书，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方案：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为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在文化上废除封建教　

　　育，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文化。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为了挽救清朝面临的危机，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让维新派参与　

　　　“新政”。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很　

　　快镇压了变法运动，光绪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失　

　　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逐渐走向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　

　　革命后，他主张尊孔读经，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戊戌奏稿》影响甚大，另外还有《内外篇》、《诸天讲》以及《论语注》、　

　　　《中庸注》和《孟子微》等等。　

　　　　　　　变易进化观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他倡导变法维新　

　　的理论依据。他的变易进化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成果，　

　　又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总结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的基础　

　　上，试图突破其前辈“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局限。　

　　　　　　　康有为强调变易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的法则，他说：“盖　

　　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　

　　沧海成田，历阳成阴，地以善�

《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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