⒎逗耄谛缕吣辏�1432）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35］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36］。其后，又赐给他银记四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37］。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38］。因此，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第4节：明朝宦官的发展（3）
明宣宗行乐图中的宦官
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叶，也就是从成化至万历时期，宦官的情况比起明初来，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国柄，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才是个年仅九岁的娃娃。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宦官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也是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大肆乱政，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
明末，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由于他的把持国柄，倒行逆施，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已给明王朝敲起了丧钟。
明朝宦官这支队伍，在洪武时期还只数百人，到了明末竟发展成尾大不掉的数万之众。明宪宗朱见深时，右副都御史彭韶在奏疏中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可见成化年间，宦官已达万人。在孝宗朱樘、武宗朱厚照时，不断有人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内府二十四监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员。近年诸监局佥书者多至百数十人”［39］。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六年（1578）的六年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40］。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七万人皆喧哗走”［41］。有首诗更记此事说，“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42］这里所说的“授兵十万”，指的是十万净军，也就是由宦官组成的武装队伍。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43］。说明末宦官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譬如说三五万人，应当是确实可信的。
宦官既有如此之多，管理宦官的机构，便必然叠床架屋，十分庞大。仅从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情况看来，就够使人眼花缭乱了。所谓二十四衙门，是指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总称。十二监是：
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负责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监督、管理皇城内的出籍、内书堂、仪礼、刑法、关防门禁。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及经办妆奁器用等事。
御用监：设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负责造办皇帝所用之物。
司设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仪仗队等。
御马监：设掌印太监一员、监督太监一员、提督太监一员。掌管御厩等事。
神宫监：设掌印太监—员。负责太庙各庙洒扫及管理香、灯等事。
尚膳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光禄太监一员、总理太监一员。掌管御膳及宫内食用等事。
尚宝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各殿及廊庑的打扫。
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袜。
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本来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大驾，负责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
四司是：
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薪、炭。
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粗细草纸。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负责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于此局。
第5节：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1）
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均发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宫中之事。该局设在皇城外，德胜门以西。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以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
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等物。
司苑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蔬菜瓜果［44］。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更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三、 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
宦官的蔓延、横行，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政治上： 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剧化。
东、西厂完全是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宪宗成化年间宦官头子汪直执掌西厂时，派出的特务在侦察时，“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如果谁犯了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过的所谓罪过，就要“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连妻室儿女都被剥光衣服，毒打一顿［45］。天启年间，杨涟在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第二十条罪状是：“最可异者，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乎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欢，则驾帖立下。”［46］东厂扰民，于此亦可见一斑。对于宦官的横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47］。有一次，有四个人夜饮密室，其中一人吃饱老酒后，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都不敢出声。还没骂完，番子——即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便突然出现，将四人逮捕，交给魏忠贤，骂魏忠贤的人马上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魄丧不敢动”［48］。真是特务多如牛毛，侦察无所不到。据当时人记载，魏忠贤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师”。京中各衙门的皂吏衙役，唱戏、卖小曲的、厨师、裁缝、篦头、修脚师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贤的重赏而充当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写一份状词、一封书信及小范围的密谈，往往都被密报给魏忠贤，有谁要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立刻就会被处死，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高压政策造成的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无名的恐惧，让人窒息，如“针刺在体，卧不贴席”，直到魏忠贤伏诛后，仍“思之，令人毛骨犹竦”［49］！凡此种种，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第6节：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2）
宦官专权，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
东林书院石牌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识分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忧国忧民，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整饬吏治，坚决抵御后金的侵扰，毕竟要比阉党好得多。尽管东林党中也颇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们的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魏忠贤秉政后，两党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启初年“废斥殆尽”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贤的名下，企图卷土重来。当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击魏忠贤后，特别是副都御史杨涟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阉党崔呈秀、王绍徽、阮大铖等炮制《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将东林人士悉数列入，献给魏忠贤，让他按图索骥，把东林党人统统打下去。结果，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不少人更惨遭杀害。这样一来，“忠贤之党遍津要矣”。阉党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被时人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被诬以受熊廷弼贿赂的罪名，入狱后勒令追赃，“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在狱中死得更惨，“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中运出时，已腐烂不堪，“臭遍街衢，尸虫沾高攀龙题诗扇面
沾堕地”［50］，真是惨绝人寰。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就此灰飞烟灭的。作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东林党的潜在力量又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系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曾经慨乎言之：当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著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著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51］。这里，虽然梁启超对明末农民军是敌视、丑化的，但对两党相争的后果，却叙述得颇为形象。
经济上： 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宦官管理皇庄，假托威势，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荡家鬻产，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民心伤痛入骨”；侵夺民田：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万余顷，刘瑾修理庄田，不仅侵占不少公、私土地，还毁掉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掉民间坟墓2700多座。
遍设税监，大肆搜刮：如京师九门的税务都由宦官把持，每门坐镇宦官多达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宝甚富”。
奏讨盐利，甚至贩卖私盐，使盐法大坏：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