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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服装在保留本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历代皇帝服装的纹饰——十二章（十二章墨线图）。十二章是十二种含义图案：日、月、星辰（寓意普照天下）、山（高可仰，取其仁德）、龙（能兴云作雨，取其变化）、华虫（取其文采昭著）、粉米（五谷之一，可以养人）、藻（有花纹的水草，取其有纹彩）、火（取其燃）、宗彝（为祖庙尊崇，表示不忘祖先）、黻（黑白两色绣成弓形相背，示见善背恶）、黼（斧头状象征权威）。这些纹饰象征皇帝是大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宫中遇有喜庆的事，皇帝万寿正日、皇太后万寿圣节和元旦节令的前后三日，皇帝穿吉服。吉服又称龙袍，上下连属的通身袍，其形式是，右衽、箭袖、四开裾；领、袖都是石青色，衣明黄；通身绣九龙十二章，龙文分前后身各三条，两肩各一条，里襟一条。龙纹间有五彩云；十二章分列左肩为日，右肩为月，前身上有黼、绂，下有宗彝、藻，后身上有星辰、山、龙、华虫，下有火、粉米；领圈前后正龙各一，左右行龙各一，左右交襟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穿吉服时，外面罩衰服，挂朝珠，佩吉服带。清代皇帝的龙袍也有裘、棉、夹、纱等多种质地，适合一年四季不同季节穿用。
故宫现存皇帝龙袍还有在绣金龙、十二章、彩云之中，加绣双喜字文饰的。在清代典章服饰制度中没有见到文字记载，但它是皇帝成婚时穿用的。按照清代规制，皇帝成婚称为“大婚”，幼年即位的皇帝成年后，要举行隆重的大婚典礼，清早期的顺治、康熙和晚期的同治、光绪都是即位后举行大婚的皇帝。是时，颁诏天下，举国同庆。宫廷内围绕皇帝、皇后的吃、穿、用及洞房陈设等都以龙凤双喜为主要图案。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晚清的两位小皇帝成婚前，苏州织造定织、绣了一大批龙凤双喜的门帘、床帐。皇帝大婚时穿的龙袍上加绣双喜字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皇帝在平常的日子穿便服，又称常服。皇帝在宫中穿常服的时间最多，如经筵、御门听政、恭上尊谥、恭捧册宝等都是穿着常服活动的。常服有常服袍和常服褂两种，其颜色、纹饰没有特殊的规定，随皇帝所欲。但从故宫收藏的皇帝便服的颜色、文饰来看，也都有明显的隐义。清代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喜穿天蓝、宝蓝色衣褂，寓意清淡、明快，“清”与国号同字同音，因此淡蓝、宝蓝、天蓝等颜色成为宫廷服饰中领导潮流的颜色。皇帝的便服也选天蓝色、宝蓝色。故宫藏宫廷画《清康熙读书像》康熙便服像，画的就是年轻的康熙身着宝蓝色便服的写实作品。就连面用明黄或石青色的皇帝礼服、吉服，里衬也用天蓝或月白色。宫廷崇尚蓝色，乾隆、嘉庆朝都有这种颜色的便服。直到道光年间仍为流行颜色。故宫藏《喜溢秋庭》图卷，描绘的就是身着宝蓝色便服的道光皇帝与后妃、子女在御苑内嬉戏休闲，共享天伦之乐。除此以外，皇帝的便服颜色还有象征天下富足、生活红火的木红色、枣红色，谐音“禄”的灰绿色，以及洁净、清爽的姜黄色、浅米色等。
第三部分
第58节 服饰解析
清代皇帝的便服的衣料多选用单色织花或提花的绸、缎、纱、锦等质地。无论是织花、提花，多采用象征吉祥富贵的纹样。如团龙、团寿、团鹤，寓意“幸福”、“长寿”；蝙蝠、团寿字、盘肠、绶带纹样，寓“福寿绵长”，因蝙蝠谐音“福”、盘肠谐“长”、绶与“寿”同音。再如，用“”字或万年青花与灵芝头组成的纹样称“万事如意”；葫芦颈上系彩带，与“”字合称“子孙万代”文饰，因葫芦是爬蔓植物，连续接果有连绵繁衍子孙，永远不断的意思。
清代服饰制度还规定，穿不同的服装，头上要戴相应的冠帽。皇帝的冠帽有朝服冠、吉服冠、常服冠、行服冠。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皇帝的冠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和行服冠。朝冠有冬夏之分。冬朝冠呈卷檐式，用海龙、熏貂或黑狐皮制成，外部覆盖红色的丝绒线穗，正中饰柱形三层金顶，每层中间饰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金龙的头上和脊背上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条金龙的口中又各衔一颗东珠。夏朝冠呈覆钵形，用玉草、藤、竹桥编制。其顶亦为柱形，共三层，每层为四金龙合抱，口中各饰一东珠，顶上端一颗大东珠。另在冠檐上，前辍金佛，嵌十五颗东珠，后辍“舍林”，前饰七颗东珠。吉服冠，顶子为满花金座，上端一颗大珍珠。常服冠，黑绒满缀红缨，红绒结顶。
皇帝穿朝服时要戴朝珠，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的朝珠。朝珠由一百零八颗东珠串成，每二十七颗东珠又用四粒红珊瑚结珠等距间隔出上、下、左、右四部分，其上部结珠呈葫芦形称“佛头”。佩戴朝珠时，佛头垂于背后，用黄绦带连接一组玉饰，称做“背云”。朝珠垂在胸前的左右红珊瑚结珠处，分别饰一两串绿松石珠串，称为“纪念”。朝珠的构成，有着特殊的含义。一百零八颗珠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四个红珊瑚结珠象征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下垂于背后的佛头、背云，寓意“一元复始”，三串绿松石纪念表示一月中的上、中、下三个旬期。皇帝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朝珠，皇后、皇太后穿朝服时戴一盘东珠外，还在两肩斜挂两盘红珊瑚朝珠，以示身份特殊。皇帝佩戴朝珠，还根据不同的场合戴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祭天戴青金石朝珠，祭地戴琥珀或蜜腊朝珠，祭日戴红珊瑚朝珠，祭月戴绿松石朝珠。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朝珠寓意天、地、日、月，而东珠朝珠作为天地与人间的纽带，为皇帝专用。
皇帝在穿戴服饰中，腰间都要系相应的腰带，穿朝服系朝服带，穿吉服时系吉服带。朝带有两种，一种用于大典，为明黄丝织带，带上有龙文金圆版四块，中间嵌蜜石、东珠；一种用于祭祀，带上用四块金方版，嵌以束珠及各色玉、石。朝带并有垂带物品，即左右佩盼、囊、隧、鞘刀等。吉服带与朝带颜色相同，形制相似。带上的四块金版嵌珠宝随意，带端的一版角带扣，列左右的二块有环，以佩带玢（音ｆēｎ）。带上拴的荷包也格外讲究。满语称荷包为“法都”，是满族人喜欢的饰物。满族旧俗，无论男女，穿长袍系腰带，带上都拴“活计”，荷包是活计之一。它是由满族先世出猎或游牧时随身带的“囊”（一种皮质的饭袋）演变来的，同切割用的鞘刀、点火用的火镰、擦汗用的手帕等同为出猎的必备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游牧、狩猎变为固定的居住与耕种，这些活计就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变为装饰。清代皇帝的活计更是质地精良，制作精美。在绸缎上绣各种图案，与衣服相配。荷包上绣的纹饰有“五谷丰登”（正月）、“五毒”（端阳节）、“鹊桥仙会”（七月）、“丹桂飘香”（中秋）、“菊花”（九月初九重阳）、“葫芦阳升”（冬至节）、“甲子重新”、“万国咸宁”（大年三十）等，以应节景。
清代皇帝的衣料由内务府广储司拟定式样颜色及应用数目奏准，对缎匹长阔尺寸、质地、花样、色泽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档案中的“敕谕”多次记载要求官局所织缎匹“务要经纬均匀，阔长合适，花样精巧，色泽鲜明”，如质量不合格，需补赔罚奉或受鞭责。内务府画师设计画样格外精心，发往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负责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杭州织造负责织造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刺绣由如意馆画工设计彩色小样，经审后，按成品尺寸放大着色发交内务府和江南织造衙门所属的绣作进行生产。
皇帝穿衣也有不顾典制而随心所欲的时候。按规定，皇帝吉服为最高的等级明黄色，皇子嫔等人的龙袍是香色（秋叶色）。典制中虽然服饰的颜色有等级、身份的差别，但乾隆却明确表示喜欢香色。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十二月二十九日是除夕，乾隆皇帝要在宫中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是日晚，他照例沐浴更衣。当四执库太监捧出明黄色龙袍时，他却下旨要穿“香色刻丝黑狐面龙袍”。并且说，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十二月三十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是为例”。如果换了别人，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肯定有违制之嫌。皇帝金口玉言，为所欲为，不受制度限制。另外，乾隆皇帝口口声声衣冠服制遵循古礼，可他在许多宫廷绘画中都以汉装出现。他曾说过，他的汉装像不过是“丹青游戏”。宫廷绘画多是写实的作品，水平再高的画家也不敢为皇帝画像张冠李戴。由此可知，宫廷生活往往被政治化，更显皇权的至高无上。
清宫内设有尚衣监，存放皇帝的袍褂和服饰，又有专门的衣服库，管理皇帝平日常用的服和冠，还有一大群随时侍侯皇帝更换衣服的太监们。皇帝一天之中多次更换服饰，有时一天内更换二至三次。
第三部分
第59节 王天下者食天下
清朝统治者源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其饮食习惯是在东北形成的。东北满族淳朴的食风、简单的饮食方式随着清朝皇室入关，也带到了北京城。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初次登上统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装力量维护刚刚取得的权利。因此，用民族传统意识和民族传统风俗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清统治者一方面钦定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为“正学”，使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稳定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汉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以此来加强满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来保持与皇室的向心力。无论是清宫廷筵宴，还是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清宫廷饮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饮食原料、物料仍以东北特产的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仍例关外风俗行“狍鹿赏”：向满、蒙、汉八旗军的有功之臣颁赐东北野味。届时，北京城内分设关东货场，专门出售东北的狍、鹿、熊掌、驼峰、鲟鳇鱼，使远离家乡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属身在异地，也能够吃到家乡风味。正如《北京竹枝词》中所写到的一样：“关东货始到京城，各路全开狍鹿棚。鹿尾鲤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１６９０）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