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那群孩子打倒了。小驼背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对此十分感动，从此小驼背和这个名叫高看看的小男孩成了好朋友。高看看从小驼背那里知道了很多关于小动物的有趣故事，觉得小驼背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就教他写字。有一天晚上，小驼背在水泥管里睡得很深，突然听见一个小女孩叫他“金豆”的声音，在小女孩的引导下，参观了一个充满了爱心和温暖的“驼背镇”。小驼背将他在“驼背镇”的幸福经历详细告诉了高看看，高看看很为他高兴。小驼背从此很少出门，一有时间，就静静地闭上眼睛到“驼背镇”去了。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在一个清晨，高看看去看小驼背时，发现小驼背已经到很远很远的“驼背镇”去了。这篇作品让人联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它不仅折射了黄春明的童年经验，而且让孩子们提前尝到了人生的忧愁滋味。就社会影响而言；《小驼背》和黄春明的其他童话相比；带有强烈的悯恤之心和悲剧色彩。小驼背这个形象更接近生活，更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能够喻指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和人物群体。作为一个有着某种生理缺陷的孩子；小驼背始终是处于被动地位的：从被戏弄、被歧视到被冷落，直到死亡。群体可以遗弃他；却不必因为对他的伤害而反省，在他与世界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中，世界以强大的力量不断拖曳着他。因此人们可以看出，“驼背镇”这个美好的意象，其实隐喻了作者渴望获得更令人满意社会状态的一种潜意识。这是因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有诸多的不满，所以只好到幻想的世界中去享受和平、正义、友谊和关爱。小驼背亲生父母死了，他遭受歧视和凌辱的经历，以及他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是许多人能在自己的经历中体验到的；小驼背自惭形秽、东躲西藏、不敢抬头挺胸的自卑心理在许多人心中也都能引起共鸣，所以小驼背成为高度凝练了生活的象征——成为一种人物、一种人生、一种经历、一种命运的标志。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黄春明深谙这一点，因此他的童话创作在体现鲜明的“游戏精神”和“娱乐特质”之外，尤其重视将人类关于真善美的最基本认识——爱心、同情心、友谊、勇敢、乐观等展示给孩子们，希望孩子们从中获益；从而实现精神与人格的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黄春明在八九十年代也并未放弃小说创作，他以开放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再一次使其笔尖跳跃在时代的脉搏上。虽然自1977年发表《我爱玛莉》以后，至1986年发表《现此时先生》之前，黄春明小说数量锐减，但仍陆续有作品问世，1983年发表了小说《大饼》。此时的黄春明并没有失去关怀社会与现实的热情，反而更深入地探究社会变迁与传统文化逐渐丧失时不易察觉的遗憾。特别是80年代末期以后，台湾社会转型完成之后，随着政治的解严，经济渐趋成熟，惟独文化尚停留在懵懂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种种过去没有的现象随着时代进步而出现。由于大量乡村青壮年人口流入都市，他们为了寻找各自的前途，只身在大都市里打拼，将老人和小孩留在乡村，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的挤压，农村正面临着“老未能养”的社会现象，老人问题成了台湾社会问题中最具人文矛盾的问题。黄春明敏锐地察觉到当下台湾社会中家庭结构的改变——三代同堂的家庭不复存在，让老人们不敢将安养晚年的期待寄托在子女身上。面对如何赡养老人、人老了怎么办等一系列新出现的社会问题，黄春明于八九十年代创作了以老人为题材的系列小说来探索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他先后发表了《现此时先生》、《放生》、《瞎子阿木》、《打苍蝇》、《最后一只凤鸟》、《呷鬼的来了》、《九根手指头的故事》、《死去活来》、《银须上的春天》，以及《售票口》等小说新作。这些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一些闲居于乡间村镇里的寂寞、孤独的老人。这里面，有被杜撰的假新闻害得送了命的“现此时先生”；有儿子因环境保护被捕，而焦虑地在乡间等待儿子出狱的尾仔和金足这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妻；有在寒夜凄惨地呼唤出走女儿秀英回来的瞎子阿木；有为使儿女返家团聚而打算于寒风刺骨的清晨外出排队买票的火生和玉叶夫妇；有失去了土地而被迫闲居于空荡荡的别墅中以打苍蝇和等待邮差来消磨时间的老人旺欉伯仔；有为了不给城里的儿女增添麻烦而想死却死不了的粉娘；还有《银须上的春天》中那个寂寞的荣伯，只为了享有片刻的天伦之趣，不得不装睡忍受顽童玩弄他的胡须。孔子曾说：“老者安之。”然而，在富裕了的台湾社会中，老人们却连古人所说的人生晚景都无法享受到。因此，黄春明替这些留守在乡间的老人们向社会发出了呼吁之声，并在批判社会的过程中，对这个逐渐被社会淡忘的群体倾注了深厚的关怀之情。简言之，在这一时期，黄春明仍以他独特的社会关怀方式，真实地记录了台湾社会的脉动。
黄春明的文学生涯从1956年底开始至今，从其学生时代的习作《清道夫的儿子》算起，到1999年6月发表《售票口》，总共创作了四十多篇小说。除了以小说来表现他对社会的关怀之外，他还改编电影剧本、制作漫画、收集民谣，以及创作散文、童话等。综观黄春明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人们可以看出，他始终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前进着，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黄春明曾动情地将自己比做文学史这株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不过这片叶子却是特别丰厚的那一片，而且“飘落地的时辰，我即是肥料”，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62页。将“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从“现代主义”到“现实主义”，从“少年维特的烦恼”阶段一直创作到“老人系列”时期，从“乡土的眷恋”到“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不同时期创作内容与风格的变化轨迹，恰好映照了20世纪自50年代到9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史的发展进程，生动折射了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社会的变迁。这一切均说明“黄春明拥有一面心灵的明镜，宽广的胸怀和敏锐的触觉，他的作品一直与社会紧密贴合，反映出蜕变中的社会种种的问题与现象。他是个天生的会说故事的好手，更是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吕正惠：《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要怎么办？》，见1986年10月《文星》100期，第133页。。而且由于“他植根于乡土，长期在乡土长大，了解乡土人物的辛酸与命运”同②。，所以他关注的始终是他所熟悉的人、事、物，描写的是一些不见于正史之中的卑微的“小人物”，记录的是他们在台湾经济腾飞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悲欢离合。黄春明在文学园地里的辛勤耕耘，令台湾当代文学的画廊中，增添了青番公、阿盛伯、憨钦仔、坤树、甘庚伯、白梅、阿发、阿苍、猴子、阿力、黄君，以及马善行、大卫？陈等不朽的人物。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映照了台湾从农业社会到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而黄春明的创作魅力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不仅因为这种缘于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蕴涵于其中，而且还因为它带有鲜明的民族气派与含蕴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当代台湾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为丰富中国文学的宝库做出了辉煌的贡献。就这个意义而言，黄春明的确象征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刚刚结束了半个多世纪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的屈辱历史，随着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台湾社会又陷入了新的困境。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冷战”局势逐渐形成，台湾成了美国控制东亚局势的一枚棋子。从内部情况看，漫长的戒严时期由此时开始，军事专制和威权统治笼罩台湾，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意识形态色彩。台湾社会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惶惑不安之中。黄春明作为战后登上文坛的新一代文学青年，由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人为被割断，他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被“学院派”知识分子引进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及台湾“学院派”作家创作的现代主义作品。而黄春明本人早年的不幸经历和现实的刺激，也导致了处于青春期的他，在思想上感到虚无与茫然，感情上觉得伤感与绝望，心态上受到压抑和窒息，因此急于找到一条渠道、一个空间，或一种形式来发泄郁闷，而写作成了他首选的发泄途径。换言之，在这一阶段，那些现代派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孤绝、迷惘、怀疑和精神创伤，都对正处于青春期忧郁状态之中，萦绕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黄春明产生了不小影响。很显然，黄春明这一阶段发表的小说，并未超越当时的现代主义作品。当时黄春明的状态，仿佛就是他一篇小说的标题——“跟着脚走”一样，显露出一副“苍白的现代面容”。虽然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初试啼声之作中没有经典之作存世，但数量却不算少。除了1956年发表的《清道夫的儿子》和1957年发表的《小巴哈》之外，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还先后发表了《“城仔”落车》、《北门街》、《玩火》、《胖姑姑》、《两万年的历史》、《把瓶子升上去》、《请勿与司机谈话》、《丽的结婚消息》、《借个火》、《男人与小刀》、《照镜子》、《跟着脚走》、《没有头的胡蜂》、《桥》、《他妈的，悲哀！》和剧本《神？人？鬼》等作品，大多数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和《幼狮文艺》上。这些创作于一片“现代”声中的早期作品，主人公几乎全是普通“小人物”，他们的生存均充满了挫折感与悲怆感，带着一种忧悒、感伤、苍白，以及苦闷的“惨绿色调”。可以说，除了《“城仔”落车》之外，此时的黄春明虽然已经有了一份在人生路上艰难跋涉的宝贵经历，但他并未真正从中汲取到多少养料。他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根据他的个人生活和亲身经历发挥而成的，这无形中使作品个人色彩浓郁，而社会意义却显得淡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把黄春明这一时期的创作当成是他后来走上乡土写实的现实主义道路之前的一个精神驿站。
第一节 《清道夫的儿子》与《小巴哈》
黄春明正式登上文坛之前，已经发表了两篇小说习作——《清道夫的儿子》和《小巴哈》。在这两块进入文坛的“敲门砖”中，黄春明已经初步崭露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为儿童，这既是黄春明童年经历的折射，也同时表达了他对儿童的关怀。这或许也可以解释80年代以后，他为何将主要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原因。《清道夫的儿子》是1956年黄春明以“春铃”的笔名在《幼狮通讯》上发表的一篇习作。故事主人公刘吉照是一个聪明伶俐、调皮活泼的四年级小学生，“在学校的小天地里，是个大文豪、艺术家、运动家，同时在小小的脑袋瓜里也有自己一套微妙的哲学。”他认为“人应该蹦蹦跳跳玩耍一辈子”，“工作是下贱的，游戏是高尚的”。故而当吉照因为随地吐痰、乱丢纸屑、说方言等行为，被老师罚扫教室之后，他产生了困惑。老师对他说：“以后如果再调皮，就要罚他天天扫地。”这话让吉照产生了误解，因为在年幼的吉照的想法中，“扫地”是做错事的人才应受的惩罚，可是他的爸爸却是一个每天清早就穿上白字号码的蓝布衫去打扫街道的清道夫。他根据老师的话推理出：“爸爸一定是个罪人，因为我今天犯错，老师才罚我扫地，爸爸呢？天天都要扫地，爸爸一定是个罪人。”这使吉照不禁产生了疑惑：“爸爸到底犯了什么错？是谁罚他天天扫地？”可吉照自己却无法找到答案，因为他同学的爸爸没有一个和他爸爸一样：“启新的爸爸很神气，可以每天穿着漂亮衣服坐三轮车去银行，晚上又带着很多钱坐三轮车回家。虽然曾把启新的妈妈打昏，却不必去替人家扫地。阿田的爸爸虽然跟自己爸爸一样穷，但是是在市场卖鱼，而且家里可以天天吃鱼。瑞龙的爸爸更好，常常在家里教瑞龙做算术，也常常买课外读物给瑞龙。”“爸爸是罪人”的想法使吉照产生了很深的自卑感。吉照由于担心同学知道他爸爸是个因犯错而被惩罚扫地的罪人之后会讥笑自己，而难过得哭了起来，不仅不愿意接受爸爸给他的奖励，最后甚至连学校的大门也不敢踏进去了。显然，幼小的吉照是因为无法理解社会中职业与人的行为、贫富并没有直接关联的道理，才发生了这样的误会，使自己陷入了自卑的境地。
至于发表于1957年的《小巴哈》则描写了同哥哥住在一起的小男孩修明，由于失怙丧母，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享受快乐的童年。小说写一个年轻代课教师“我”，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向上，于是给学生讲起了音乐家巴哈的故事，但却忽略了学生修明的心境，无意之中让自己和学生修明都陷入了尴尬困窘的境地，使学生修明受到了伤害。小说这样写道：“他——低低地把头缩到桌子下，悲伤地抽泣着。看他那黄黄瘦瘦的身体，身上破旧不称身的衣服，要是清水的话是真的，不难在他的身上，也可以察觉到，他哥哥对待他的情形。我似乎曾因他而呆了一阵，但我很快地就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我的窘态。当我把故事接下去讲的时候，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小孩子们也因此发呆。”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我”于是杜撰了音乐家巴哈的部分生平，终于缓和了教室里出现的凝滞气氛。下课后，学生修明来找“我”，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老师——”他有点口吃，小声的说，“我——我也能像巴哈那样吗？”他锁起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