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眨谥心衔拇蠡嵘戏⒀裕馈白约旱母鋈酥饕濉保硎疽凹忧垦懊蠖枷搿薄�35〕；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写思想检讨”〔36〕。
如果只是在“思想改造”的意义上“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鲁煤语），其中不涉及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就这样发表出去，能否在“有关方面”一次性顺利“过关”固然难以预测，但不至于对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大的负面冲击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或者也正是舒芜先生后来觉得自己的这第一篇“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还有值得回护的价值的原因所在。舒芜先生在《后序》的《又附记》中说：“胡风先生对于我写那篇检讨文章（不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还说我攻击了绿原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其实，我那篇文章只谈自己，只在与鲁煤谈话中，说过绿原解放前的一首诗是‘小资产阶级的看不见前途的感情’，鲁煤致胡风函中也交待得很清楚。”〔37〕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胡风误会并冤枉他了？细检鲁煤致徐放和胡风函、及胡风的回函，我们发现，事情似乎也并不像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鲁煤函中并没有“很清楚”地交代“他否定了绿原过去的诗”是在“检讨文章”之外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造成误会，责任应该在鲁煤；第二，胡风就此事给鲁煤的两封回函（1952年1月7日，2月14日）中，尽管认为舒芜的检讨“带着极强的虚伪的东西”〔38〕，却并没有“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胡风的原话如次：
至于舒君，情形也不简单的。所谓理论之类云云，都不过是一种实际关系或生活态度的反应。只单纯地当作理论去看，那是要愈想愈不通的。我懂得他，其他的友人也懂得他，绿原更懂得他。他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这就非弄得东张西望不可，这两年来完全暴露出来了。……人，一患得患失，那就有些不好办了。〔39〕
引文中所谓“打括弧”就是今天所说的“加引号”。我所以要在这篇已经写得相当冗长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原始文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将原文与经舒芜先生处理过的文字对照起来看，领略舒芜先生作为“文章家”的功夫和风范。在极细微的变动中，舒芜先生也是可以做进很大的文章去的。现在有了对照，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到底冤枉过他没有呢？其实舒芜先生也未必是要暗示胡风曾经冤枉过他，更主要的目的，恐怕还在于借此拒绝和掩盖胡风对他的“实际”一面的揭露。其实他也看得很清楚，胡风对他的“检讨”的关注焦点，完全在于是否牵扯别人，而并不在乎其“理论”性的高低。胡风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旦攻击别人，就是“不可原谅”。而在接获鲁煤报告的当时，胡风对舒芜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温和的，“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云云，与其说是一种指控，还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正因为如此，胡风才会在给鲁煤的回函中仍然对“舒君”寄托期望：
回来时，也许还会见到他罢。千万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关于他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40〕
所谓“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是因为隔阂既生，不免要有所防备，以防无意中供给对方更多的口实，这可谓胡风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积习”了。后来舒芜揭发出来的他的书信中的那些隐语、暗语、缩略语和被当作“恶毒攻击”的证据的“硬幽默”（比如“跳加官”），其实都只是此类积习的不同表现。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胡风对“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舒芜的防备并非没有道理。上述“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舒芜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并非“有关方面”没通过，而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舒芜先生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舒芜隆重诞生的《从头学习》。《从头学习》与《向错误告别》有什么区别？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这篇检讨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这篇论证的末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在这篇检讨文章里，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的批评，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41〕。有趣的是，舒芜先生回忆中的轻重主次与他当年写作时的主次轻重恰成反照。《从头学习》现在已经收入《回归五四》，并不难找，大家只要翻开这一篇，劈头就会赫然见到：“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令人悚然一惊的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表态八股”早被别人写过不知多少遍，日后还会被人不断地写下去，但是，一起笔就这样摄人心魄的，不仅当时少见，到现在恐怕也不多。舒芜先生这不是又一次靠文字成功地证明了他自己吗？
我说舒芜先生“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他牵出路翎的方式作为证据。《从头学习》中第一次提到路翎，是被一个“我们”带出来，看起来像是迫于文势，不得已而然，其实恐怕正是为了营造这种文势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路翎何辜，就像一只待戮的鼋龟，被一支细巧的刀笔诱出了长长的颈项。过去的密友站出来作证，证明别人对他的指责“是完全确实的”，如此一来，他还能往哪里逃？
那么，从“坦白自己”到“牵到别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前面提到，作出这一重大转向时，舒芜先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但自己的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舒芜先生试图证明，是胡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写给他的提醒他采取主动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信（见本节前引）种下了远因。如果说是“远因”的话，恐怕多少是有一些的，可是舒芜先生并没有这样说，而只是反复提及这件事，同时强调在他当时所处的南宁环境中，并没有其它外在的因素促使他记挂《论主观》。但这些就足以说明舒芜先生想说明的问题了吗？
如果舒芜先生从来没有、或后来成功打消了离开偏远的南宁“打过长江去”的念头，那么，胡风先生不给他写那封信，他或者会成功地忘记有关《论主观》的不愉快，甚至忘记《论主观》本身，就在那儿做一名成功的、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可是他没有。又如果他即使离开南宁移居中心城市，却对文化界彻底失望，没有重新进入的兴趣（就像“七月派”前期的重要作家曹白那样），那么他也有可能抛开历史的包袱，从此不相闻问；然而他不能。既没有忘记，又不能抛开，那么，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紧迫性本来就无需任何外来的提醒。所以说到底，胡风的信，根本上只是为舒芜先生后来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先生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思想上高度关注的，无不落实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和“胡风一派的实际遭遇”这样两条线索之上，在这两条线索的交接点上，我们首先得到了《从头学习》。那是真正的“从头学习”，因为从头开始就把杀伐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过去的战友，“立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确信“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42〕之后才动手的，为此他列举了从延安到南宁的种种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证据，这个我们只要去看《后序》第八至第十节所述，就知道舒芜先生所言不虚，他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的揣摩判断上的确是用了心事的，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最终还是失算了，“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可是，我们不是还有“真诚”吗？至于说“不择地”，其实也还是有选择的，而且小心得很，时时注意把握一个分寸，即，报刊上没有遭到公开批评的，我的文章中决不首先提出来，这叫“不为人先”；路翎们既然已经被公开点名，我不跟上去，怎么显出我的积极？这叫“不坠人后”。披览《后序》相关部分，细细体味舒芜先生的这番苦衷，怎能不令人动容呢？在有关胡风一派的最新遭遇的试探捕捉上，他是多么谨慎小心啊，不知耗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才为自己赢来了最后的成功。是的，他成功了。在一条行将倾覆的大船上，他成功地拯救出了他自己。这个“拯救”的情形，有点类似《泰坦尼克号》。当灾难无可避免时，有的人庄严地死去，保持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有的人用尽手段活出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到的只是空虚。
四 政治敏感与理性狂热
“文字表现欲”固然首先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欲望，比如小孩子的“人来疯”，是发乎基本人性的生命表达，所谓“非功利”。可是人既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有了比单纯的表现欲更多的七情六欲，当然也就不再那么单纯和非功利，而不免时时“东张西望”起来。“东张西望”的结果，便是使得“文字表现欲”里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上面曾经说到的借以体现自我价值，重新证明自己；借以完成弃旧图新，“打过长江去”。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尽管都不能算是大奸大恶之举，但当我们把它们串连起来，前前后后细细想过，就不能不认同于舒芜先生的自我反省：其中的确“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3〕。残酷在哪里呢？胡风先生从最初的苗头中就已经看出来，谓之“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确乎足以触目惊心。
除开上述种种之外，舒芜五十年代初期的行为中还有诸多难于理解的地方，比如“交信”事件。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要做一点澄清。过去许多言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揪住舒芜不放，将这一事件简化为一个孤立行为的对错问题，敷辞虽多，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抓住要害。一个孤立的行为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呢？交不交信不是关键，如果有正常的文化环境，即便交上去也不至于轻易成为入罪的依据；如果别有用心，即使不交，而只是在什么地方一鳞半爪地利用一下，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交”与“不交”这个单纯的行为上（根据祝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与舒芜先生的“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谈话记录”，舒芜先生曾说：“好像后来‘胡风分子’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无不同。”〔44〕我认为，如果拘泥于“交”的行为的话，舒芜先生有此类自辩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怎样去“用”。
关于“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用不着再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舒芜曾经怎样使用手头的胡风信件。一旦我们把思路转向这里，线索就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舒芜先生决没有从一开始就要蓄意“利用”胡风书信，而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而这里的所谓“形势”，外在的大局固然不可忽略，但更主要的，却是舒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编织出来的一个裹挟他自己、促使他不断往前走的“形势”。我的意思是，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再到《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下称《材料》），这几篇文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表记了舒芜先生的彻底转变的整体。只有将这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看，舒芜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信件，“利用”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前后的联系是清楚的，前面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面接着当然要拉开场子。《公开信》起笔就说：“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这显然是在“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的话头下“接着说”。而在《公开信》之后再抛出私人通信材料，在舒芜的思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并没有什么外来压力或“历史偶然”可言，两文在写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不短，但在命意、思路、手法甚至布局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公开信》的长篇大论中共有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五个是“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从这一论点发展到后来《材料》力图证明的“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