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的胆量，金发碧眼的“鬼子”们走在古老帝国的土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各列强的枪炮打开了，西方各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使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帝国各衙门和官署之间的空地上，仅在1861～1862年的一年之间，英、法、俄、美等国便分别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批外国公使馆，随后建立公使馆的国家有德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东江米巷逐渐成为一片使馆区。随着大量西方建筑物的出现，东江米巷胡同不断扩大，原来“江米巷”这个名字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根据谐音这里被改称为“东交民巷”。
直到进攻使馆的战斗爆发之前，东交民巷虽然是使馆区，但是同时这里还杂居着很多中国官员和北京百姓，外国使馆人员和中国官民混居在一起，使这条胡同除了有很多洋人之外，与帝国京城里的其他胡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6月15日，义和团在帝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抓捕洋人之后，各国公使突然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有洋兵看守。”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帝国军队的一名兵勇枪杀。关于这位公使大人是如何被杀的，中外各种陈述和记载互相矛盾。洋人们大都把这一事件描绘成“帝国政府的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阴谋”，说各国公使接到帝国有关部门邀请他们“商谈有关事宜”的请柬，但是“公使们出了使馆的防御范围之后，遇到了有预谋的袭击。”而中国史料上的记载是：那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独自走出使馆的目的是要到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走到半路时，他遇到了武装的帝国军队。他首先向中国军民“进行挑衅和行凶”，是他先开的枪，帝国军队是在“奋起反击”的情况下被迫开枪的——克林德和平常一样，那天乘坐的是轿子，轿子行至东单牌楼时，恰好遇到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率队巡街，恩海“见是洋人的轿子，急让在北道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公使在轿中开枪了，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第83页。）抬轿子的中国轿夫即刻便把这位德国公使扔在大街当中跑了。而帝国军官恩海所发射的这惟一的一枪，竟然准确无误地把德国公使克林德打死了。
恩海知是德国公使，“冀有不次之赏”。端郡王载漪“闻之此事大乐”。军机大臣刚毅言：“杀个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将各使国扫灭干净。”只有庆亲王奕劻闻之惊骇，谓：“此事关系极大，以前所杀洋人，不过是传教的，今系使臣，必动各国之怒。”（《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
“克林德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后，帝国军队中的甘军董福祥部、武卫中军一部，在义和团农民的配合下，开始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大规模的进攻。
关于帝国正规军队是如何进攻京城内的外国大使馆的，史料的记载基本上都是“炮战”。说“炮战”也许不大准确，因为使馆内外国军队的炮很少，根本构不成互相轰击的景象。准确地是说，是帝国军队日夜向使馆区开炮——虽然史书上少见关于帝国军队向使馆攻击的记载。帝国军队向使馆开炮的第二天，位于使馆区外围与其他各国使馆不相邻的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以及比利时四国的使馆已完全被炮火轰塌，守卫使馆的外国官兵丢弃下死伤者的尸体撤离后，四国使馆被帝国军队占领。
帝国军队进攻使馆的战斗一开始很顺利。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不那么尽如人意了，不是因为帝国军队的炮火不够猛烈，而是各国使馆的外交人员组织起来决心拼死一守——即使使馆的建筑物被炮火轰塌，他们也坚决不后退了。
一个当时在外国教会机构内任职的名叫鹿完天的中国人，此时也被围困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里。1900年后，他写了一本《庚子北京事变纪略》，其中这样描述了帝国军队的炮火：
初一日早六点钟，自皇城内打来大炸弹，西花园西北隅望楼连受数弹，即倾倒矣。炸弹重十余斤，上有螺丝，中装生铁，落地开裂，方圆十余步内外，撞之即成粉碎。十点钟，又将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飞铁齐鸣，丁丁有声，合院惶恐，中外畏惧，妇女皆藏暗室。（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
帝国军队的炮火让北京外国使馆内的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间里尝尽了人间的苦难。使馆区内所有的墙壁都被炮弹打穿，没有一面墙在战后完好无损——只有法国使馆大门前的一对中国石狮子损坏不太严重，当联军的大部队赶到东交民巷时，只有它俩还蹲在一片火烧烟熏后的废墟中。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中央有一个小小的中心花园，在使馆遭到进攻的近六十天里，这座已经没有了一朵花的花园成了使馆区的墓地。被炮火打死的、负伤之后来不及治疗而死亡的、饿死、病死的人都被拉到这里草草地埋葬了。一位年纪很大的传教士日夜不停地在炮火声中为死者祈祷着。
最让洋人们和中国教民感到恐惧的还不是大炮的轰击，而是不断传来的关于义和团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将被俘的洋人杀死的传闻。不管每一个传闻是否进行了夸张，但是挂在大清门上的一颗洋人的头已经说明了一切，它令所有的洋人们相信了传闻并且不由地展开着后怕的想像：自己如果被俘，将会遭遇什么？
另外，不时地加重洋人的恐惧的还有中国人彻夜不停的呐喊声。帝国军队的官兵在攻击的时候，会发出声调低沉的吼声，很像监狱里的衙役们为了震慑罪犯而集体发出的一种声音。而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则是攻击即起锣鼓开打，伴随着锣鼓声的是撕心裂腑、惊天动地的“杀”声。这种骇人的动静常常突然爆发在深更半夜，巨大而嘈杂，在天地间滚滚而来，洋人们根本分辨不出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他们说：“只有听过中国人呐喊的，才能想像那种声音！”那些能够听得懂一点中国话的洋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中国人的喊杀声了。义和团的农民们和北京的平民一起，围在使馆区的四周，“皆喊烧东交民巷灭洋人，众口一声，昼夜不绝。”在邻近使馆建筑物的民房顶上，站满了义和团团员和中国的百姓——“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页。）洋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19世纪以来他们在这个帝国的各个角落里所看见的那些表情呆滞的人的身体里竟蕴藏着天翻地覆的冲动、激情与斗志，而在千百年中的大多时光里都在沉默的中国人，他们一旦激动起、亢奋起来，其思想和行动皆会汹涌澎湃，势不可挡——1900年的夏天，帝国的臣民们醒了，他们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他们世代盼望的造反景象。他们脸上的表情因此而惊喜、而狂热，他们能够在炮声中依然听得见发出自己高声的呐喊。
没有增援的联军即将到达的任何消息，并且听说西摩尔已经向天津方向撤退了。在这样的氛围下，使馆区里的洋人们开始断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一心抵抗，并且准备随时迎接死亡的到来。使馆区抵抗的战斗由各国军官轮流指挥，首先担任指挥任务的法国海军的一位副舰长很快中弹死亡。天气酷热，沾着煤油的“火箭”不断地射进来，连使馆区中央的马路都燃烧起来。轰然一声巨响，又一颗地雷爆炸了，这回被炸死的是一位海军少校。洋人们开始在地面上挖洞，企图寻找出一个能够有效地抵抗使馆外的中国人挖地道埋地雷的办法，但是效果不佳。使馆区的防御范围在逐渐缩小，于是，每一道残垣断壁都要拼死守卫到最后的时刻。弹药逐渐匮乏，洋人们开始把能够收集到的金属物品熔化，制造成子弹。绝望笼罩着所有的人。
尽管帝国军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装备上以及后勤保障上，都远远地优于使馆区内的外国官兵，但是，1900年夏天发生在帝国东交民巷的战斗最后依旧是以帝国军队的进攻无效而告终。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
有史料为此寻找的理由是：使馆区内的洋人们筑街垒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叫做“塞门德士”的东西，“初时柔软如泥，顷刻坚硬如铁”，帝国军队的炮弹子弹后来都被这种东西阻挡了。很久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所谓“塞门德士”，就是今天的水泥——即使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水泥，认定是这种东西导致了帝国军队的失败恐怕也是牵强的。
还是慈禧太后说的话值得玩味。她说，区区几个使馆，哪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又有不少史料列举了大量事实明确无误地说，使馆区之所以打不下来，是帝国政府在暗中“保护使馆”。帝国政府采取的是“明攻暗保”的政策。
既然帝国政府觉得外国使馆需要“保护”，为什么要“暗中”？甚至还要配合“明攻”？
这一切，只有那几个掌握着帝国最高权柄的官员们才能说得明白。
对使馆区的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亲自押送来一大车西瓜水果，车上插着皇家的明黄色的旗子，看见这样的标志，任何中国人都得让路：太后恩典，赏洋人们消暑果品。
还是进攻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一个帝国的高级官员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来到使馆区战斗最激烈的北御河桥边，堂而皇之地树起一块木牌，上面写四个大字：保护使馆！
类似的情况在帝国军队进攻京城的外国使馆的六十天内时有发生。
世界上还有哪一场战斗像这场战斗一样如此古怪离奇？
但是，也许不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出格了，连见怪不怪的帝国军民们都愣了：不是在“奉旨灭洋”么？满朝文武直到皇太后不是都说要把洋人们杀干净咱大清国就安生了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帝国的臣民看清楚了来到御河桥插“保护使馆”牌子的那位帝国官员，他就是京畿帝国军队的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史料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董福祥的甘军进攻使馆“数十日不下”时，端郡王载漪急火攻心，于是以“上谕”的名义命令“武卫中军”中一位叫做张怀芝的分统派“开花炮”助攻。所谓“开花炮”，是一种刚从德国进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据说这种大炮连德军官兵都没有见过，一颗弹丸重达几百斤，落地之后可以令“敌酋灰飞烟灭”。大炮架上了城头，射击的一切准备均已完毕，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只要三两炮，各使馆就夷尸狼藉了。”
张怀芝，39岁，当年李鸿章委托英国将军戈登主办的中国第一所新式军校“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论军事技术，这个西方教员教出来的军官应该算是帝国军队里的精英人物。张怀芝当时的职务“分统”，相当于今天军队中的“旅长”，于是，他有权力按照中国官员的方式来处理一切事务。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发出“开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语。张怀芝在琢磨：炮一开，一切后果就得由他来承担了，要是帝国土地上的洋人们真的全部被灭光了，那也就罢了，他也许还是灭洋的功臣呢。但是，这个新式军校的毕业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维不大一样，他认为帝国此刻的“灭洋”行为无论如何都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对于这个行动的最终结局实在没有把握——如果洋人们没被灭绝还杀回来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么？于是，张怀芝命令“暂缓发炮”，他独自一人走下了城墙，径直跑进他的顶头上司荣禄家。他让荣禄给他写一道发炮的命令。荣禄支支吾吾，东拉西扯，就是不给他这个白纸黑字。两个人话中藏话，互设圈套，绕来绕去，反反复复，最后僵持起来。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写这样的命令，一个没有一纸命令就死乞白赖赖在荣府里不走了。茶凉了再上，话尽了再找，最后，被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的荣禄眯起眼睛看着张怀芝，含含糊糊说了这样一句话：“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乱轶闻》条。）仅仅愣了一瞬的张怀芝，立即明白了，告辞而出。
此故事散见于各种正史野史，其内容惊人的相似，可见虚不到哪里去。
于是，荣禄的那句话就成了那个非常时期帝国权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听上去模棱两可又点到了实质：荣禄没有说不准开炮，也没有下令开炮，他只是说大炮射击之后所发出的声音——涉及声学方面的问题——只要皇宫里的太后能够听见就是全部了。
张怀芝后来官运亨通，官至安徽巡抚。即使帝国灭亡到了民国，他依旧做到山东督军，还在徐世昌政府内当过参谋总长，在官场上可谓“常胜”将军。荣禄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对他说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终身受用了。
从荣府出来，张怀芝飞快登上城墙，他说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测定方位。于是，在他的亲自测定下，大炮精确地瞄准了使馆区内一块无人的空地，然后重炮齐发。用帝国的银子买来的地道的进口炮弹果然威力强大，一时间整个东交民巷地动山摇——如此猛烈的炮火轰击整整持续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