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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帝国军队撤退了，联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阻击防线。更重要的收获是，联军官兵突然自我感觉良好起来：帝国的正规军不过如此。
联军立即向杨村进发。
杨村，距离北仓18公里，京津间重要的军事要地，繁华的商业重镇。帝国军队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并且修筑有比北仓更完备的防御工事：以火车站为轴心，跨运河修筑了正面达5公里的高墙，铁路路基边构筑了坚固的单兵掩体。而杨村防御线的正面，比北仓地形更开阔，帝国军队甚至把一公里以内的庄稼全部砍了，为了使联军的攻击方向上更加一览无余。从兵力上看，在杨村防守的宋庆部队，加上北仓退守的部队，兵力达万人以上。
阻击战至此，还不能说帝国军队在北仓的撤退是一个失败。消耗了对方的有生力量和弹药之后，退到更有利的地点再进行战斗，应是正确的决策，因为，联军终究是外来的军队，是疲惫之师，帝国军队以逸待劳；联军是异国作战，帝国官兵甚至熟悉这里的每一棵高粱玉米；联军无论兵力和弹药，都是极其有限的，他们没有后方，无从谈到后勤；而帝国军队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杨村的阻击战，还是以帝国军队的全面崩溃告终。从双方接触到帝国军队的溃败，战斗时间仅仅90分钟。描述杨村阻击战是困难的，至少本着对阵亡在这次战斗中的帝国官兵的祭奠而把战斗描绘得动人心魄是困难的。因为正如众多的史料所称说，在杨村“很难说发生了什么真正的战斗”。
当时确实发生过“真正的战斗”，但是，战斗的双方竟然是联军自己，在某一瞬间还“很激烈”。
很长一段时间，对帝国的这段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评价帝国军队的史论中，常常特别地突出外国联军手中的“洋枪洋炮”。同在叙述1840年的历史时毫无例外地说“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样。而到了60年后的1900年，依旧还将这样的说法当成是解开历史谜团的一把万能钥匙，无论出自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就学术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混日子的慵懒态度，甚或是不负责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华帝国的军队事实上已是近代化的军队。帝国向洋人们宣战后，这支军队和外国联军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这支军队已经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装备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购进的。联军官兵在战斗中常常发现对手使用的火炮的先进程度连他们都没见过。在帝国的武卫军中，士兵单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枪，而且还配备有机枪。1900年的战斗没有类似中国的弓箭手宁死不屈地向外国的大炮射箭的场面，这一点也许遗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赞美价值。虽然这个民族长久地怀念着国家军队的官兵拉弓射箭时的英姿。
帝国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时候，为了防止和弓弦接触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带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后来有铜有铁。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为一种威武和力量的标志。但是，1900年，中华帝国的扳指却是用上等翡翠制作的，一枚万金，戴在那些帝国军事大员的手指之上，象征着特权和奢华。翡翠美丽而易碎，如同帝国的军队、民心和山河。
毕竟有人对帝国军队的衰败产生过巨大的忧虑，忧虑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满族大员，而是帝国政府中的汉族大员。19世纪，他们开始致力于推行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振兴帝国的军队。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倡议和领导，帝国国内开始仿造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设立在安庆的军械所是帝国第一家近代军工企业，汇集了当时帝国第一批新式技术人才。关于通过购买和仿造西方军事技术的方式装备国家军队的建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就由林则徐提出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洋枪洋炮有了刻骨认识和迫于国内对付太平军战争需要，帝国政府明确了用西方军事技术增加帝国军队战斗力的政策，并把此政策称之为“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在给中央的奏折中，以购买和仿造军舰为例，展望了先进的军事技术将给国防和民生带来的美好前景：
购成之后，访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第58页。）
汉族大员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兴趣表明，至少在引进和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上，中国人的步伐并不缓慢。曾国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观看中国仿造的火轮船试航时的心情：
其法似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实验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帝国中认为掌握西方的军事技术是强国之途者，倡议开办新式学校，引进现代知识培养科学人才，甚至建议把“制造洋机器”列入帝国选士的科举制度中。他们郑重地警告保守分子：
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弃之而不知惜；有雪耻之道，隐忍之而不知所为计；亦不独俄、法、英、米（美）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冯桂芬：《校庐抗议》之《采西学议》。）
至少自与国内太平军的农民进行战争的时候，帝国军队的装备开始大规模地改善了。19世纪60年代末，帝国的正规军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其鲜明的特色就是部队所装备的西方先进武器的数量和种类甚多。这些正规军包括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左宗棠建立的楚军、李鸿章率领的淮军，还有豫军、东军、滇军和川军。这些军队不仅仅在武器装备上，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军队的雏形了，与帝国传统的军队大不一样。
帝国传统军队是八旗制度下的八旗军和绿营军。曾经多达六十万之众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一度是大清帝国国家安全的保证。以满族后裔子弟为主的八旗军，其官兵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而世袭从军，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享受一份军饷，而即使是最下层的满族子弟的一份军饷也相当于一个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数口。这些满族后裔们驻扎在全国各省，成为帝国政权的象征。但随着和平时期过于长久，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日见明显，浮夸柔弱的风气代替了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最后竟然成为了一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社会的畸形人——“八旗子弟”。为了加强已经极度废弛的军备，帝国政府开始使用汉族子弟，为此组成了绿营兵。但是，帝国与太平军造反农民的交战证明，由于观念依旧陈旧，绿营兵不堪一击，接敌便溃，成为一个历史笑柄。洋务运动对帝国军队的改造，最大之功绩是将以汉族子弟为主的绿营兵改造为“练军”。从1862年开始，外国教官便开始出现在帝国的新式军队之中，尽管满族贵族们以“玩忽其所素习”为借口，拒绝让八旗子弟接受西方式的军事训练，坚持练习骑马和射箭，但是，公子哥儿们手指上那价值连城但已与拉弓射箭无关的翠扳指，也只能算是大清帝国开国雄风的一种戏剧装饰了。
国家除了国防之外，同时也需要戏剧。
帝国北方的新式军队以北洋军为主体。北洋军队除了袁世凯亲自训练的陆军七千人之外，还有三支：聂士成的武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和宋庆的毅军。从1899年开始，为了加强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北洋军的四支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编成武卫军，由帝国政府直辖，总指挥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荣禄。
以汉族子弟为主的帝国新式军队洋枪在手，但是拿洋枪的人却还是地道老派的中国农民。他们对西方技术的渴望远不及对自己土地的收成那样感兴趣，除了洋枪的扳机之外，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了解现代文明的各个层面。曾经是帝国新式军队教官的英国人戈登对此感到迷茫，他说，虽然不少帝国军官对洋人的步兵方阵很赞赏，但是“他们的士兵未必愿意排成这样的阵势”，中国士兵“甚至不想学习喊口令”。更令外国教官们感到丧气的是，帝国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不但为世界之最，而且还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
清军的军官们谋取钱财的通常手法是“吃空饷”。名义上某军有官兵5000，实际上往往3000不到。上级核实兵员的时候，再临时从街头拉人充数。但是，5000人的军饷每月照例由中央财政拨出，多余的军官们全部私分。兵员不足，何谈训练？于是，遇到战事，一个在向国家领军饷的名单上有3000官兵的营，开赴战场的时候实际官兵竟然不足300，只好临时抓人顶数，最好抓的便是流浪街头的乞丐流氓。由于当兵可以聚敛钱财，穷人家的孩子想当兵得花钱，而富人家的子弟不想当兵，可以花钱雇佣。于是招兵又成为清军军官们发财的好机会，明知道这个兵是假的，却能够装作不知道。假兵的军饷由雇主支付，而帝国为这个兵支付的军饷，双份的军饷就这样装到军官们的口袋里了。
帝国军队装备是新式的，但是军官还是八旗子弟。只要在军队里当上个军官，就神气起来，而且军饷很高。1900年的绿营兵的月银一般是四两五钱，有时可以达到十两之多。拿袁世凯训练的“小站新军”来讲，相当于营长的统带的月银是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而当时大米的价格是每石一两五钱银子，即使军阶最低的士兵，每月的军饷也可以买大米三石多，相当与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当今的米价，约折合人民币600元。而一个营长的月薪相当于今天的5000元人民币以上，更不要说高级军官的银饷了。尤其是帝国京城部队的军官，出门有成队的兵勇前呼后拥，比王爷还排场。因此上至王孙，下至贝子，都开始想办法在军队内“谋个差事”——当军官。结果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虽然戴着翠扳指的手里把玩着洋人精致的小手枪，但从来没看见过属于自己管理和训练的士兵。他们大多数连枪都不会击发。
帝国的军队军纪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祸水。帝国军事制度中有一项值得夸耀的政策，那就是它从不征兵，因此大清帝国不存在“徭役”的问题。帝国采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会上的闲散人等，游民、惰民和失业者招募当兵，帝国真正是“好男不当兵”。士兵对百姓的骚扰甚至抢掠屠杀似乎是正常现象。一个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写道：“军队的到来对于百姓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国军队行军的沿途，一律由地方来承担一切供给，所谓地方，包括士兵们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军队的是那些店主，只要军队到来，他们就尽可能关门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开赴前线的军队，那么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声称要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英）麦高温著，朱涛、倪静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页。0
1900年，当帝国出现危机的时候，满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捍卫帝国的国家安全了。而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一样在心理上更加依赖自己的军队。惊恐不安的中国人从来就忽视着帝国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存在现状。名声可进中国文学史的帝国末期诗人黄遵宪的两类诗歌值得注意，一类是对西方“奇技淫巧”的赞赏，另一类是对敢于与外来入侵势力顽强战斗的帝国官兵们的歌颂。他特别欣赏在南方打击法国人的冯子材，认为国家如果拥有这样的将军数十位，定能兴旺发达：“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页。）尤其是他为鼓舞士气而做的《军中歌》，被康有为曾称赞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灸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裾密线缝，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艰险！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国文学史》卷四，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页。）
帝国官兵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他们没有人读过这首诗，或者是读了但感受和帝国的文人们迥然相异。
说帝国军队在杨村的阻击一触即溃可能有点过分，官兵们确实进行了阻击。至少在联军接近铁路的时候，帝国官兵开枪开炮打了一下，然后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乱却是联军自己造成的。先是从北仓向杨村的行军是一场混乱，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松软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联军官兵们一直在泥泞中挣扎。沿着运河前进的部队更艰难，因为河水泛滥了，骡马炮车和官兵们一起时时跌进泥潭。俄军进军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军误认为他们是调动中的中国军队，于是开炮就打，俄军当即出现伤亡。美军的运气也不好，正艰难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弹，美军一下子死了8个，炮弹是从他们的屁股后面飞来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