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天的《景善日记》里，记有内务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记有儿子告之大学士徐桐自杀的消息，记有家人“吞烟而死”时他阻止不了但自己并“无此拙见”等内容。景善甚至还拖着年迈之躯把自己家银子埋藏了起来，他坚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这篇日记的最后的一句话是：“奴仆星散，至无人为予治晚餐。”
时年77岁的景善，其父桂顺在道光年间曾为都统，其家与叶赫那拉家族有亲谊关系。他本人做过翰林学士和内务府大臣。由于他的显赫出身和他当过帝国最有油水的内务府大员，因此他必定积存有令他舍不得死的大量银子。然而，当他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饿着肚子写完最后一篇日记的两小时之后，他被他的儿子连拉带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边。景善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恩铭就是慈禧逃到颐和园时出来接驾的那官员，恩铭跟随慈禧逃亡了。二儿子从联军攻城时起就没回过家，毫无音信，生死不知。大儿子恩珠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平时父子总是因为儿子不断地向父亲要钱而发生口角。恩珠还是一名狂热的义和团团员。当全家人都自杀之后，恩珠回来了，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他还是没能从父亲口中得知银子藏在哪里。于是他觉得有必要“帮助”老父亲“殉国”。年迈的老父亲仅仅挣扎了几下，便被他的儿子塞到井里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联军的彻底洗劫，一名英军士兵在寻找财物时在废墟中发现了几册日记，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这名英军士兵把日记收藏了起来，并且带回了英国——现在的中国人读到的《景善日记》，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
重新跑上街头的恩珠很快就被联军抓住处死，原因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义和团使用的武器”。一个显赫了二百年的帝国贵族之家就这样从物质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迹全无了。
根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北京城破的两天之内，全家集体自杀的皇亲国戚达三十多户。王公贵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于是自杀总人数近两千人。
一些贵族是在联军砸开府邸大门的最后一刻采取自杀行动的，于是必须在时间上和联军争分夺秒。跟随联军进入京城的英国记者米德尔目睹了这样一幕：他正在紫禁城东北角楼外一座“庄严的住宅”门口休息，突然闻到了一股尸体的臭味。他向气味散发的方向寻找，进入了这座住宅的大门。院子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尸体旁有一些断剑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迹象表明，这座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交手战。”进入到院子后面的房屋里，他看见了更悲惨的情形：一条狭道尽头吊着六具尸体，是三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个个伸舌瞪眼，惨不忍睹。这个英国记者最后的判断是：前院烧焦的那个人为了保卫全家免遭毒手，曾与入侵者进行了疯狂的拼杀，而正是由于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杀身亡的时间。
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自杀的王公贵族所遭遇的苦难足以说明这个帝国的王公贵族们为什么会纷纷在城破之际全家自杀。
户部尚书崇绮，字文山，阿鲁特氏，道光、咸丰两朝大学士赛尚阿之子。这是一个在帝国历史上很不一般的贵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这个“熟谙军务”的满族贵族世家子弟在步军统领衙门做小官吏的时候，把大量的时间没有用到和其他贵族子弟一起“风流倜傥”上，而是在日夜苦读，竟然于当年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从而制造了一个全国百姓争相议论、皇室宫廷紧急开会的巨大轰动事件。在这个要想步入仕途必须经过科举的帝国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帝国政府从不鼓励满族和蒙古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身为满、蒙的帝国统治阶层出于“以武立国”的思维定势，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为沉溺于“汉家经典”而荒废了用以巩固政权的习武传统。所以，为了让其安心练习武功而不必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满、蒙血统子弟从一生下来起就天生“领有钱粮”。另外，帝国科举考试选拔汉族文官，就是为了给对满、蒙统治有逆反心理的汉人以“获取前途”的机会，从而让为官取仕的他们降服更多的汉人之心。帝国历朝的皇帝从不主张满、蒙子弟去与汉人争夺本来就不多的科举名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数满、蒙贵族子弟别说深刻地掌握汉家经典，有的连汉语都不怎么会说，与其在考场上丢人，还不如明确声明不参加考试。因此，大清帝国自开国二百多年间，即使有个别满、蒙贵族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但也从来没有考中状元的先例。崇绮是大清帝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状元的满族贵族子弟。这件事并没有引起汉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国传为美谈，但朝廷却为是否批准这个满族贵族子弟为“状元”前瞻后顾，反复思量，后来终于在“只看文章，不论满汉”的呼声中授予崇绮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绮的好运接踵而来，他的女儿被封为同治皇帝的皇后，状元兼国丈，于是官至盛京将军、户部尚书，荣耀和气派凌驾于任何贵族之上。
1900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崇绮本来和义和团没有多大的关系，他仅仅在废除光绪的问题上因为想在晚年拥有稳固的靠山而为端郡王呼吁了一阵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欢心，不但赐他“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还和徐桐一起同时当上了新立皇储的老师。这充其量只是政治上的投机，后来洋人们也没把他列入“惩办名单”，但是他自己有点儿心虚，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后，他跟随荣禄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据他和荣禄说，他们两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并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护圣驾”。至于他们是否吸引了联军的兵力没有确切的证据。只是，没有来得及跟随崇绮出逃的家人在最后的时刻动作慢了，他们全部落入了联军之手。崇绮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儿、儿媳等，都被联军关在天坛，受到联军官兵的肆意凌辱——“数十人轮奸之”。被释放回家后，崇绮的儿子崇葆公爵“愤恨无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里挖了个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们活埋了，然后又为自己挖了个坑，“自缢身死”。随后，在崇绮之妻瓜尔佳氏的带领下，剩余的家人也全部自杀。身在保定的崇绮得知这一消息后“羞愤交加”，“大哭一夜”，然后决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结实的绳子，于是就自己搓。一切准备完毕后，他指着身边不断劝解他的荣禄一字一眼地说：“都是因为你！”然后，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莲花书院满是灰尘的房梁上，死了。
谁人能够解释大清帝国这个满腔悲愤的老贵族最后指着荣禄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联军在占领北京城后肆意屠杀之事，连洋人们自己都无法完全否认，尽管他们在史书中对此事的描述大都轻描淡写。
联军为其暴行寻找的借口是：消灭义和团。
北京城城破之后，数十万义和团们都在哪里？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来自帝国北方乡村的农民绝大多数在城破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即使没来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数义和团团员此刻也绝不会依旧穿着义和团鲜艳的衣服，拿着他们的大刀和法器“呼啸周衢”了。至于联军是如何区分义和团与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联军首先包围了义和团总部庄亲王载勋的府邸。载勋已经跟随慈禧逃亡，但是联军还是在这座巨大豪华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义和团。这些人无一幸免地全部被联军就地处死，然后纵火焚尸。事后有人清理现场，发现包括载勋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内，尸体有1700具之多，真正是“尸积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一群义和团夹杂在因为自家的房屋被联军纵火而逃出来的平民中间，被法军追赶不舍，最后被压缩到一条死胡同的尽头。法军官兵架起机枪开始扫射——“约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个活着的人。”目击的联军士兵后来回忆说：“其闹声可使人的耳朵聋了。”（丛刊《义和团》（二）第358页、第528页。）
西什库教堂附近是联军报复的重点地区之一。联军从两面向这个地点合围，把数千中国人围在了城墙下，然后开枪扫射。
这样的杀戮普遍发生于京城的每个角落。联军“逢人既发枪毙之，常有数十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至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的杀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们的“高度文明”，他们不愿意浪费子弹，于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烧、棍击、绳勒和强奸——“巷弯曲之处，尸体极其难看”，以至使“军马受惊，鲁莽狂窜。”（《庚子纪事》，第95页。）
联军专门成立了搜捕队，不分昼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协助联军搜捕或者直接执行杀戮的洋人中，以使馆人员最为疯狂。他们从联军刚刚占领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从使馆区蜂拥而出，开始了“杀人竞赛”，致使“成千上万的人在以屠杀为乐的疯狂中被杀了”。他们特别对杀帝国的贵族感兴趣，带着联军官兵奔忙于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间。经过他们洗劫的王府，“是在抢劫之后又加毁坏，毁坏后又加抢劫，被无微不至地彻底地毁灭了。屋子里的家具被拖了出来，家里的杂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镶着大红滚边的衣裳，有洒着血的中国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断了的手和腿，有砍下来的头，也有扎成束的头发。”（（法）贝野罗蒂：《北京的末日》，金炜主编《中华民族耻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屠杀之后，就是大规模的抢掠。或者说，抢掠才是联军们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抢掠是对商号店铺的扫荡，京城内几乎每一个商铺都遭到彻底地抢劫，尤其是那些珠宝店和钱庄——“以搜查义和团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卧房密室，无所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任其所为，饱载而去。”（《庚子记事》第35、36页。）奇特的是，联军官兵们不知是受到了谁的点拨，对中国当铺特别感兴趣，京城全城两百家当铺，在1900年没有遭到洋人抢掠的仅剩四家。闯入当铺的联军官兵“类似疯狂，汹涌难遏，群碎其柜，争前抢夺，当铺已成疯人院，其状可畏。”有一家大型当铺的掌柜和伙计居然要誓死保卫财产，和联军对峙很久，最后还是被联军攻破大门，结果“室内顿时纷乱，首饰、古玩玉器、皮衣、绣货、绸缎等各类物品，抛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飞扬，呛人之喉。”联军官兵们开始只要黄金、银子、钻石和钟表。后来又不知经过什么人的指点，开始抢貂皮和绸缎——“各人背负一包，急荷而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7页。）
抢掠商家大多是联军官兵的个人行为，而抢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国军队首领直接指挥下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户部尚书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虽然已经遭到义和团的查抄，但联军还是在他府内搜出价值40多万两银子的珠宝和价值350万两银子的各种古玩，这些财物“全部运往法国使馆”。而日军抢掠的是军机大臣宝均的家，日本人仅仅从这座王府院子里的水井中，就发现了30万两银子。联军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研究过如何抢掠帝国政府各部门的问题了，因此几乎与占领北京同时开始的是对帝国政府各部门的占领。这些部门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内务府、钦天监、鸿舻寺、太医院、詹事府、銮仪卫、銮驾库、理藩院、顺天府、光禄寺、国子监、税课司等等。联军对帝国政府各部一旦占领，立即把所占的房屋当做军营，然后把“各项钱粮尽行拉运一空”。
在这项抢掠中，日本人显示了他们的一贯的狡猾。帝国的户部位于俄军的“占领区”，但是当俄军进入户部的时候发现，户部的银库已经被日军抢掠完毕，为此俄军提出“严正抗议”，而日军的解释是，分区占领的决定是15日下午15时才做出的，日本军队进入户部的时间则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缴获有效”。日本军队在没有攻破北京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户部银窖的位置，他们迅速准确地在户部里挖开一个巨大的地银库，把里面数千万两银锭搬运一空，包括一个也许是那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纯金砝码——这一砝码的重量“和一个真人的重量相似”。
为此，俄军统帅后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还有！人们都说还有金子和银子！金子在哪里？银子在哪里？”贪婪使这个俄国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使俄军统帅停止了喊叫的是俄军队对颐和园的“独家占领”。8月16日上午，俄军中校伊林斯基先于日军到达颐和园，并宣布这座巨大豪华的皇家园林为俄军的“军事禁区”。从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军队根据联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颐和园时止，中华帝国这座皇家园林中的珍贵物品大部份都已经不见了。在占领颐和园的近五十天内，俄军雇佣京城民间的大车，昼夜不断地从颐和园往俄国使馆拉运财宝。由于拉运的任务实在繁重，赶大车的人极其疲劳，经常“处于半睡状态”，致使“车中物品时落于地”，“无数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数段”。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这些大车经过的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中国人依旧可以在泥泞中不断地拣到“皇家的珠宝”。接管颐和园的英、意官兵在颐和园内再次进行了最严密的搜索，还是依然发现了大批财宝。等再也搜寻不到值钱的物品后，官兵们开始随意“取所爱之物为纪念品”，这些“纪念品”包括香炉、花盆甚至雕花门窗。75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巴黎的一个古玩商人给中国有关部门来信说，他有颐和园佛香阁西侧的那个小亭子的铜窗可以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