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
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
《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
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
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
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
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
《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
《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
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
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
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
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
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
《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
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
“《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
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
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
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
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
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
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
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
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
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
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
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
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
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
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
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
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
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
《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
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
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
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
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
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
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
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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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梁书》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
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
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
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
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
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
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
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
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
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
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
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
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
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
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
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
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
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У摹读旱洹�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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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书》
“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
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
《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
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
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
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
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
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
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