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以及随后几次同桑迪父母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他们内心决不会接受同他们对桑迪问题的看法相左的任何意见。他们中任一方都不愿承认对这些问题负有任何责任，然而桑迪却依然崇拜他们。
“他们当时只不过想帮助我”
对许多中毒父母的成年子女来说，否认是一种简单的、下意识的方式，可以把某些事实和情感从自己的意识中抹去，装出一副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但是还有些像桑迪这样的子女，采取了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合理化。
当我们将事情合理化的时候，就会使用“充足”的理由，恰当地解释那些令人痛苦不安的事情。
下面是几种典型的合理化方式：
？父亲冲我喊是因为母亲在他面前唠叨。
？母亲酗酒是因为孤独，我当年要是在家里多陪陪她就好了。
？父亲打过我，但他不是想伤害我，只是想给我一个教训。
？母亲对我不闻不问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就不幸福。
？我不能因为父亲骚扰我而责备他。我母亲不肯同他睡觉，男人需要性生活。
所有的这些合理化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将不可接受的事情变为可以接受的事情。表面上，这似乎是有作用的，但是你内心的另一部分对真相却总是清楚的。
“他这样做只是因为……”
路易丝，一个四十五六岁，红褐色头发的小个子妇女，要同她的第三任丈夫离婚了。在她成年女儿的坚持下，路易丝来找我进行心理治疗。女儿威胁说，如果她不想法改一改自己难以控制的敌意，就同她断绝来往。
我头一次见到路易丝时，她那极刻板的姿式和嘴唇紧闭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她是积聚着怒气的一座火山。我问起她离婚的事，她说生活中遇到的男人都离开了她，她现在的丈夫就是最近的例子：
我就属于那种一生总是走错路的女人。每一次婚姻关系，开头总是很好，但我知道这不会长远。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路易丝阐述所有男人都是混蛋的论点。接着她就拿自己生活中遇到过的男人同她父亲做比较：
上帝呀，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像父亲那样的人呢？他长得像电影明星……大家都羡慕他。我是说他有那种吸引人的魅力。母亲经常生病，父亲就独自带我出去……只有他和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父亲之后，再也没有这样的男人了。
我问她父亲是否还活着。回答这个问题时她变得十分紧张：
我不知道。有一天他干脆不见了，我想那大约是我10岁的时候。他不愿再同母亲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他突然就走了。没有留下条子，没有来过电话，什么都没有。上帝呀，我真想念他。他走后大约整整一年中，我都觉得到了晚上肯定能听到他开车回家的声音……
我不能为他的行为责备他，他是那么富有活力。谁会愿意让一个有病的妻子和一个小孩儿整天拖累着呢？
路易丝一辈子都在等着自己理想化的父亲回到自己身边。她非但不能正视父亲是多么狠心，多么不负责任这一现实，反而大量使用合理化的方法保持他在自己眼中的神圣形象—尽管他的所作所为给自己造成了难以名状的痛苦。
她的合理化做法也使自己得以排解对父亲遗弃女儿的怒火。不幸的是，这种怒气在她同其他男人的关系中找到了发泄渠道。她每遇见一个男人，刚认识时都会一切顺利。但是两人关系变得更密切时，她那担心被遗弃的恐惧便会变得难以控制。这种恐惧最后会无一例外地转化成仇恨。她在每一个男人都以同样的原因离开她这一事实中居然觉察不到一种模式，那就是：两人的关系越密切，她就变得越富有敌意。但是她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敌意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总是抛弃她。
对该发火的人发火
念研究生时，我读过的一本心理学书里有几幅插图形象地说明了人是怎样置换自己的情感—尤其是愤怒的。第一幅画中画了一个人正遭到老板的破口大骂。显然跟老板顶嘴是有危险的，所以第二幅画画的是他回家后对妻子咆哮，发泄自己的怒气。在第三幅画里，妻子对孩子们咆哮，孩子们踢了狗，狗又咬了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一系列的图画形象，尽管看似简单，却惊人准确地刻画出了我们是怎样将怒火从应接受的对象身上移开，发泄到弱者的身上。
路易丝对男人的看法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他们都是些无能的混蛋……全都是。你不能相信他们。他们老是在算计你，我讨厌让男人利用。”
路易丝的父亲遗弃了她。如果她肯承认这一事实，那她早就该放弃心中的幻想和父亲的神圣形象，早就该把他从心中除掉。但与此相反，她却把自己因为父亲的缘故而产生的怒火和疑心转向别的男人。
路易丝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坚持选择那些既让她生气又让她失望的态度对待她的男人。只要她能向一般男人发火，就不会生父亲的气了。
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结识的桑迪，是将她因为父母对自己怀孕和流产问题的态度所感到的愤怒和失望转嫁到了丈夫身上。她不允许自己对父母生气—因为那样做会过于威胁到被她神化了的父母。
不要对死者出言不敬
死亡不能结束对中毒父母的神化，事实上，可能还会增加这种神化。
承认活着的父母给自己造成过伤害固然是困难的，但在他或她去世以后再去谴责对方就更是难上加难。有一种强有力的禁忌—忌讳批评死者，批评死者就好像在人家倒下时我们反而要踹人家一脚似的。因此死亡赋予甚至最坏的虐待者以一种神圣感，神化过世的父母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幸的是，一方面中毒父母受着坟墓的圣洁光环的保护，另一方面活着的人却还要背负着情感的遗体。“不要对死者出言不敬”也许只是句大家爱说的老话，但是它却阻碍着以现实的方式解决与去世的父母所发生的冲突。
“你永远是我的小失败者”
瓦莱丽，一个高个子，面貌清秀的三十八九岁的歌手，由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介绍到我这儿来。这位朋友担心，瓦莱丽的信心不足妨碍着她在演唱生涯中的进取。谈话过了15分钟后，瓦莱丽承认她的事业正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演唱的活儿了—连到酒吧做钢琴伴唱的活也没有。我一直在一间写字间做临时工，挣钱支付房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同家里人一起吃晚饭，谈起了我的问题。父亲说：“没关系，你永远是我的小失败者。”我确信他没有意识到这话有多伤人，但这话真把我的心伤透了。
我对瓦莱丽说，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伤心的，她父亲的话既残忍又侮辱人。她回答：我想这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的生活一向这样，我以前是家里的垃圾堆，做什么事都受责骂。如果他和母亲有了矛盾，也是我的错，他会反复地唠叨。但要是我做了点儿什么让他高兴的事儿，他就会一脸得意的样子，对自己的好朋友吹嘘。上帝呀，能得到他的赞许真是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自己在感情上有时候就像一个悠悠①玩具。
瓦莱丽和我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密切合作。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父亲怀着多么大的怒气和伤感。
后来，他死于中风。
这是出人意料的死亡—令人震惊、突如其来，是那种让人没有准备的死亡。于是瓦莱丽被在治疗中她对父亲表示愤怒而产生的负罪感压倒了。
我坐在教堂里，人们在称颂他。我听到有人在滔滔不绝地说他一生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而我却为了自己的问题而责难他，简直可耻极了。我只想为自己给他造成的痛苦赎罪。我老是在想，自己是多么爱他，却又对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我再也不想提那些不愉快的事了……那些都无所谓了。
瓦莱丽的伤心使她在一段时间内与诊疗脱了节，但是最终她还是认识到，父亲的死不能改变他在童年和成年后如何对待她的事实。
瓦莱丽迄今已经治疗近6个月了。我一直很高兴地看着她的自信心在稳步恢复。在使自己的演唱事业有所成就方面她依然举步维艰，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她不努力了。
将他们从神像的宝座上拉下来
神圣的父母拟订规矩，做出判决，造成痛苦。你神化自己的父母，不管他们已经过世与否，都等于答应依照他们的现实版本生活，将痛苦的情感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或许甚至将这种痛苦的情感合理化为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到了该停止这样做的时候了。
只有当你把中毒的父母放在地上，只有当你找到勇气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时，你才能在与他们的关系中达到力量平衡。
言语的虐待者
还记得那句老话吗？“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的骨头，但言语却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这话说得不对。侮辱性的称谓、贬损的评价以及轻蔑的责骂都会带给孩子极端负面的自我评价信息，这类信息会对他们未来的幸福产生惊人的影响。正如我主持的电台节目的一个听众所说：若是让我在挨打和责骂之间做出选择，我一定会选择挨打。伤痕是看得见的，所以至少人们还会同情你，而责骂只能让你发疯。那伤口是无形的，没有人在意。真正的伤痛比侮辱好起来要快得多。
作为社会惯例，我们从传统上就把教训孩子看成一桩私事，完全在家里进行，通常由父亲决定。今天，许多民权机构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程序以对付日益广泛的对儿童的肉体和性虐待。但是，即使是最为关注此事的机构对在言语上虐待儿童的行为也无能为力。受到言语虐待的儿童是孤立无援的。
恶毒话语的力量
多数父母都会偶尔说些贬损孩子的话，这未必就是言语虐待。但是，如果经常地对孩子的外表、智力、能力或作为人的价值进行言语攻击，那就是虐待行为了。
与总是企图控制孩子的父母一样，使用言语虐待子女的父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有的父母对孩子的攻击是直接公开的恶意贬损。他们会骂孩子愚蠢、无用或丑陋；他们会说孩子没生下来就好了；他们漠视孩子的感情以及自己对孩子的不断攻击对其正在培育中的自我形
象的长期影响。
还有一类使用言语虐待子女的父母表现得更为间接一些，攻击孩子的方法是长期不断地取笑，挖苦，使用侮辱性的绰号或微妙的侮辱言辞让孩子寒心。这些父母常故作幽默以掩饰自己的虐待，他们会开些小小的玩笑，像“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鼻子是在拉什莫尔山①上”，或者“这是件好看的夹克衫—给小丑穿的”，或者“他们分配大脑那天你一定不在家”。
如果孩子或者家中的任何人对此表示不满，那虐待者总是会怪他或她缺乏幽默感。“她明明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他会这样说，好像被虐待者是他的同谋似的。
菲尔，48岁，有着一副自信的外表。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相貌粗犷，在着装方面很有品位的牙医。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太小，我听起来很吃力，有好几次让他重复一下自己的话。他解释说他就是为自己令人痛苦的羞怯来求助的。
我真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差不多快50了，却对人家对我讲的几乎任何事都神经过敏。我不能按别人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人家的话，总觉得他在嘲弄我。我觉得妻子在嘲弄我……觉得病人在嘲弄我。夜里我躺着不睡，想白天大家都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在什么事情中都想找到恶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菲尔坦率地谈自己目前的生活，但是当我问起他早年的生活时却又缄口不言。在我温和地试探了一会儿之后，他才对我讲，对自己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取笑。这种取笑总是伤及菲尔，他常常对此感到屈辱。当家里其他人哄笑的时候，他觉得更加孤立了。受到取笑够令人难受的了，但是有时他讲这一类话的时候还让我害怕，比如：“这孩子不可能是我们的儿子。看看他那张脸，我敢打赌他们在医院里调了包。为什么不把他送回去，把那该抱回的孩子换回来呢？”当时我只有6岁，真的以为他们要把我扔在医院里。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爸爸，为什么你总要糟践我？”他说：“我不是糟践你，我只不过是在开玩笑。这你也不懂吗？”
菲尔，像任何小孩儿一样，还不会区别事实和笑话、威胁和取笑。正面的幽默是增进家庭和睦的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但贬损性的幽默在家庭内部极为有害，因为孩子是从字面含义去理解那挖苦的话语或夸张的幽默的。
开损人玩笑的事我们大家都做过。多数情况下这种玩笑相对来讲是无害的。但是像其他刻毒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一样，开这种玩笑的频繁程度、玩笑的残酷性以及玩笑出自父母之口这几点便使它们具有虐待性质。孩子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对父母来讲反复开毁损心灵易受伤害的孩子的玩笑，既残忍又具有破坏性。
菲尔当年就经常受到侮辱和捉弄。当他试图对抗父亲的行为时，却被斥责为低能，因为他“连开玩笑都听不出来”。菲尔面对这种感觉，真到了走投无路的窘境。
当菲尔描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十分尴尬—似乎觉得自己的抱怨是愚蠢的。我安慰他说：“我知道你父亲的玩笑是多么侮辱人。它们深深伤害了你，可没人把你的痛苦当回事。但现在我们就是要找到你痛苦的根源，而不是给它打折扣。你在这儿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