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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昵，温暖，恩慈。温暖的粉红色的爱，如她自己所说，她始终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小时候聚少离多，偶尔有两趟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母亲满足了她心中对女人所有的幻想，这种幻想甚至偏离了一个孩子对母亲应有的期待。，母亲在她眼中成了“辽远而神秘”的贵妇人。
这真是不幸的事情。生活崭新却不温暖，像《倾城之恋》里流苏一样，爱玲不得不从自己对母亲的幻想中走出来。辛苦而尴尬。是的，她是贵夫人，不过依然在红尘中挣扎，一样的窘迫，一样有乖巧的脾气。窘境中，她为女儿的前途苦恼，更为爱玲屡次找她要零用钱而生气。生气时话语难免刻薄。
有些事爱玲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她懊恼屈辱的心境，多半可以想像得到。她说：“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因为身同感受，我对爱玲总是同情的。没有经济能力时，钱就是七寸，一击即中。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人生大部分时间充满这样的尴尬。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样的感触是年少时共有的。辛酸且凄楚。其中一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勉力站起来，让自己相信有一个别处存在着。而到了别处时，却发现它是一样辛苦贫瘠的，不过是大小方位不同。一样荒芜的土地，一样需要去耕种。当人站在那里，依然只能眺望，依然渴望着别处。
她的母亲又不是好的有耐心的农夫，撒下了本钱就要求有收获。她期望的爱玲是精明不外露，外表看上去温雅有礼的大家闺秀。高雅的举止，无懈可击的谈吐，以及足够的内涵修养，如同今天为人所称许的白领丽人。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些以文字为天赋的女孩，原始生命所欠缺的。
写字的女人常常疏懒，生活马虎，房间紊乱，表情淡漠，若有所思。对生活的细节常常能够轻易捕捉到，却无法很好地去维护。简单来说，她们是发现者而不是缔造者。上天往往只肯给予人一种能力。
于是，彼此开始失望，她和母亲的裂痕加深了。这种分裂悄无声息，如同枝上开出的花朵，就要脱落了。爱玲大了，开始懂得自己的需要。她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甜美无邪的小公主了，任凭她在上面涂上五颜六色。她不再温驯，身体里叛逆的种子开始发酵。她抗拒母亲要求她做的淑女，抗拒按照那些刻板教条的规则去生活。
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样的冲突使她惘然，不由得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父亲的家。“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我相信，灵魂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她。她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有着坚硬外壳，温暖内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大小姐。这是命运为她个人的安排，也是为世界的安排。
母亲和姑姑都是新式人物，思想开明自然是好，但身上沾染了太多西式作风，对人有礼却冷淡。爱玲这棵树，从开始的时候，她们给她浇的水就叫疏离，培的土就叫孤独。
她后来写道：“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
心真狠呀！冷漠和寂寞一样是可以传染的，何况是一个天性淡漠的人。最亲近的人如此，连带着自己也要硬朗起来。你哭，没有人疼惜你的眼泪。不狠又如何？贾宝玉那样一个婉转缠绵的人，听戏也兀自悟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胡兰成说：“爱玲从不牵仇惹恨。”其实不是，她只是在荒野里站着，站得久了，自己不晓得难过，仿佛混沌初开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本该如此。自然而决绝的姿态。
而在内心深处，她与杜拉斯一样，对于亲情的渴慕和失落，只能通过自己的小说一一描摹出来了。这种情绪跟随了她一生。
《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第一炉香》、《心经》……我们看不到温情的虚妄，四壁是触目的凄凉。人与人之间的心机，你来我往的算计，到处都是绝望的不堪一击亲情和爱。
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当所有一切皆为过往，你所能拥有的只是自己和回忆。所以，我能理解她中年以后的离群索居，她的安然正是看透了人生，最后恰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想要的，永远在手心之外。
入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真正的枪声、炮声响起的时候，她也感到切身剧烈的影响。战争的恐怖渗入她的骨子里，腾升起一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来。一切都变得模糊瑟缩，靠不住了。有一种“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呼号：“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
在那个短暂的岁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与空虚，“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人生在仓皇中露出本来面目，爱也在灾乱时流露出真情来。乱世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些珍惜。爱玲也多一些明了和爱意。
“这是乱世。”这个年轻的女子，人生虽然未有大的波折，却仿佛已经历经沧桑，有种种忧患涌在心头，一种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胁，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虽不是乱世，亦无战争，何来威胁？却常常在梦中惊坐，看着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恐惧，仿佛头顶是无底的深渊。梦在脑际回旋着，有一种悠远的低唤从遥远处传来。暗夜会腾起对未来的忧虑。
生活仿佛是在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怀着一种爱琢磨而又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的！”
我愿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爱玲和炎樱这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这样妙不可言的对话，开始她们一生的友谊的。它兼具了古龙的机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对那个破碎动乱、全盘崩袭的年代，是一种绝妙的嘲讽。
香港大学，夏日校园，樱花盛开如雨。爱玲和炎樱走在校园小路上。这自然是臆测，也不脱俗套，然而只觉得只有这样的画面，才配上爱玲为炎樱取的这个好名字。港大三年，爱玲独自一人，没有亲朋故旧，和同学之间更是隔了一道墙。她将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进这“私家领地”来的，只有炎樱，一个混合了不同血统的外国女子。
她和炎樱，如我与离离，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整日间都是日军飞机空袭，炮弹漫天飞舞，子弹密集如雨。爱玲和同学终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躲避轰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难返故里。
一日，不见炎樱。爱玲和舍监急得到处找她。听有人说炎樱去城里看电影了，舍监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吗？现在是什么世道？”
余音未了，爱玲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突然传来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炎樱！”爱玲轻轻地叫一声，她刚刚松弛下来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舍监忍无可忍地吼叫：“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只听见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
站在舍监身边的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满不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恐怖的一种嘲讽。
“炎樱，你去哪了？真是愣头愣脑胆大包天。”
“张爱，我上城看电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不过缩在这里听机关枪的声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这会儿倒好了，不费劲等夏天过了再‘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经过战争的震荡，人性的灰尘一一抖落，爱玲更是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烬余录》里爱玲冷眼看世人，已是毫不留情到森然的地步，惟独对炎樱她是真欢喜。爱玲极不擅交际，礼节往来尚可，斗角勾心就免了。她看炎樱如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过，你们会怀念大学无忧无虑时光的。可惜到了现在，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人却无几。
并非我薄情寡意，的确未曾有让我怀念的力量。大多数人眷恋的不过学校里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相处，因那实在不能伤筋动骨，和日后的惨烈比起来，真是单纯的快乐。
有了这种单纯的快乐，任何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譬如爱玲和炎樱，在香港沦陷后，依然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撞进每一家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要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就会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却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把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