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为改良派──此乃是一种天真的进化论。他们认为自然的灾祸，人间的邪恶，均不难藉人的努力，如科学的进步，教育的发展，加以消除。人生的境界，由于人类创造的空运，不断追求，不断推进可以日趋改善，而臻于至善。人类之痛苦烦恼，并非无法消除，人类祗须抵制罪恶，向上迈进，自可谋社会之安宁，人类之乐利。倡此说者，实繁有徒，限于篇幅，无由列举。例如美国的詹姆士氏（WilliamJames）谓宇宙不是定命的，恶之存在，所以予人类道德意志一种除恶为善的推动的因素。绝对的完善的世界，只是一种呆板的，不进步的，无生气的世界。从而诋毁基督圣道，谓人类倘使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作其主宰，实在无啻毁灭人类自由的意志，和道德的责任，则所谓人生，将毫无意义，质言之，詹氏认为人类社会改进推动的因素，乃是人间的罪恶，而不是完知全能，至圣至善万福之源，万善之因的上帝。循其说而演绎之，则人类不应信奉崇拜上帝，而反当歌颂赞美罪恶了！这诚为千古之怪论。而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竟引狼入室，请他的路人杜威（JohnDoway）来华公开讲演贻害国家民族！实属不幸。（见下文）
〖五、中国学者的人生观〗
中国学人的思想，一方面承袭了中国儒释道各教的窠臼；一方面深中了西洋近代思想的流毒，所以他们的人生观，都不足为人遵奉的主臬。前者，可以现在所谓‘人文教’的宗师钱穆（宾四）先生和唐君毅先生为代表，可称为中国型；后者，可以吴稚晖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为代表，可称为西洋型。限于篇幅，兹略陈之。
先说西洋型──其一为当年胡适之先生所捧为人生观大论战的“押阵大将”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他领导所谓“科学的人生观”，代表一种极端的唯物论；认为人生并没有甚么灵魂和精神，只是一种机械的“质力的反应”。质言之，人类和动物，并无甚么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他认为必需“开除上帝的名额，放逐精神的元素，”否认灵魂的存在。（参看拙著‘原道’第一七七页）其次，为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所谓名满中外，望重士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首领胡适之先生。胡氏的人生观，乃是自然主义的，无神主义的，实和吴稚晖先生异曲而同工。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运行，皆是自然的；”“好生之德的主宰”只是一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他认为“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和别的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他又“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甚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和生一只狗，一只猫，有甚么分别！”质言之，胡适先生的‘人生观’，根本不是‘人生观’乃是‘狗猫观’，‘兽道观’！（参看拙著‘原道’，一七八－一七九页）现在举国上下，正在协力反对不合天道人道的无神主义和唯物主义；而对于这位鼓吹无神的，唯物的‘兽道观’的学者，竟惑于其在学术界之所谓声望，为其建造铜像，正不能不为中国思想界悲叹！中国教会，应大声疾呼，鸣鼓攻之！
次说中国型──这可以钱穆，唐君毅二氏为代表。钱唐二氏和吴胡二氏，立说异趣；他们反对唯物思想，强调天道人道，他们也谈神，灵魂，甚至天堂地狱之说，而且忧心世道人心，珍视宗教价值；表面看来，较诸吴胡，似胜一筹。惟是他们既标榜‘人文教’，他们的境界，只限于人文，在他们心目中，自是“天道远，人道近。”他们虽“风闻有神”，却没有“亲眼看见神”（伯四二5）。“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罗一20～30）所以他们一方面把神视作平常，不必敬畏；一方面又以为神虚无渺茫，无从认识，因此也无从相信。于是把一位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位格的三一真神，我们的‘生命之主’，和‘自然’，和‘宇宙’，和‘真如’，和‘涅磐’，和‘天’，和‘地’，和‘道’，乃至和‘己性’‘我心’，混为一谈，等量齐观；使真活的上帝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哲学的名称。如果他们真信有上帝的话，他们的上帝乃是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所构成的概念。此皆古今中外的学者所同有的偏差；因为他们的灵眼未开，未受天启；一切未从圣灵重生的自然人，自“不领会上帝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林前二14）作者皈主以前，创办大学，曾聘二氏，分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堪称志同道合，对二氏敬业乐道的精神，向所敬爱，历年为其恒切祈祷，每至涕泪纵横，雅不欲对其所见，加以深论。兹公就其著述，略叙其要，以见其对于人生了悟之境界。
钱穆先生论‘人生之路向’说：“中国儒家的人生，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也不偏向物，也不屹然中立。他们只说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赞之化育。他们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可以‘当下即是’。乃是一种“现前享福的人生观。有福的人生，只要足踏实地，安稳向前。”“因此儒家不走宗教的路，也不想建立一个上帝”（力生谨安：上帝乃自有永有的造物主，断不容被造物来把他“建立”，如果说“建立一个上帝”，那等于说作一个四方的圆形，此于事理，万不可通；且又以人为‘造物主’而以神为‘受造物！’，乃为亵慢上帝！）他们只说性善，说“尽己之性，如此则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里。”（力生谨按：中庸说：“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天命之谓性”。可见人若不知天（神）便不能尽己之性，譬如一人，若无镜子，便不能照见其本相之鬼恶与否。钱氏号为儒家宗师，何竟不明此理，背其所信。关于此理，余另有专书论之。）因此钱氏反对基督教，认为“由于精神之向外寻求，而安排了一位上帝，创立宗教，完成教会组织。”（力生谨按：上帝乃造物之主，非由人“安排”；基督教乃是上帝的启示，非由人“创立”，不是“世上的小学”；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人间的组织。）“然而上帝和宗教，也曾向人翻脸，也曾回过身来，阻挡人生，吞噬人生，禁止人生之向前！”（力生谨按：上帝仅向罪人掩面，却从不“禁止人生向前”，上帝乃是人类生命福乐之源；他是我们的牧者，“一生一世，必有他的恩惠慈爱随着我！”（诗廿二篇）上帝乃‘生命之主’，何至“吞噬人生”）钱氏又论“人生目的和自由”说：“一切人生目的，既由人自由选择，则目的与目的之间，更不该有高下是非之分。爱散步，便散步；爱看电影，便看电影；”甚至说：“自杀寻死，也是人生的自由，”“你看电影也好，自杀也好，全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法干涉，而且也不该干涉。报力生按：儒家主张“人皆有是非之心”，何以“不该有是非之分”；又谓：“非礼勿视，”是则电影不可滥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可见自杀不是大德。钱氏在该文中又说：“人类分别善恶的标准，也只有根据人类所希望获得的人生自由量之大小出发；”“恶只是次一肩的，便是不很好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没有最好的可挑，只好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好挑不好的。当其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的人到了吃不饱，穿不暖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境界线上去，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以上俱钱著‘人生十论’）诚如钱论；“恶本是文化人生中的事”，
而不是伦理道德中的事，甚且以“人吃人，不算得恶，”则不仅与“饿死事小”，“明明德，止于至善”的教训与道理，在相径庭；而且催毁了一切是非善恶之绝对标准，以及伦常礼仪的崇高精神，而彼杀人“吃人”，残民以逞的共党，也正大可援引钱氏之说，曲目辩护；而钱氏“自由选择”之说，将成为‘不择手段’，为非作恶的护符！则钱氏对其自己所倡导的‘人文教’，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倘使他的教义大兴以“自杀”乃是“人生的自由”；“吃人”也“不算得恶”，则恐不但无‘文’，且将无‘人’了！此岂非宣告‘人文教’之破产！
其次，唐君毅先生在其近著‘哲学概论’第四部人道论中说：“在旧约中，述说上帝每创造一物之后，都说上帝看来，如此是好的；人最初亦即生活于乐园之中。直到现在，传教士仍时以人之有机体构造之灵巧，及种种万物之足以养人，来证明上帝之存在，及其对人之恩典，与此世界原始之善。譬如说，人与生物，皆生于地球，今假定地球，如再近太阳一百里，则人类与生物皆将热死；再远一百里，则人与生物皆将冷死又人与生物之有机体之构造如此灵巧，其中如丧失一部，人亦即不能存在此岂不证明上帝造世界之原始之善。此上所论上帝之一名，如改换为自然，结论仍可以一样。即自然中所生出之人与生物，能与其所在之地球之气候环境等相和谐。”（一一二九─一一三Ｏ页）他把“上帝”当作“一名”，故可“改换”为“自然”，认为“仍然一样”。是则宇宙万物，既无造物之主；世界人类，亦无生命之主，一切都是块然混然，‘自然’的产品！失诸毫厘，谬以千里；这便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偏差；把人生的本末，根本“颠倒”。（语本唐氏）第一，他这一个颠倒，乃在‘天’‘人’之际，重人道而不重天道。他不但把天道人道，等量齐观，认为“天人之际，相对相望，相辅相成，相依并进；”而且认为“天道不足，须由知人道以知天道；人生除一切知天道之事外，仍另有其立人道之事实之本身，以补天道之所不足。”（氏著哲学概论，一Ｏ四四──四五页）殊不知即依照孔子的教训，天道乃为人道之本，“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其二，他的颠倒，乃在混淆‘生’‘死’之道，“敬死者”，而不敬真神。他把生命之主，复活之主，道成肉身，永生神子，耶稣基督，列在‘死者’行列；所不同者，仅在其“情在于下万事”，“故孝子贤孙，以其诚敬，祭其祖宗，则其祖宗之鬼神之情得其寄；一乡之人，以其诚敬，祭其乡贤，则乡贤之鬼神情得其寄；天下之人，以其诚敬，祭仁心悲愿及千万世之圣贤，即圣贤之鬼神之情得其寄。而凡一家之人，一乡之人，一国之人，天下之人，一切足以直接间接上应合乎死者生前之所愿望者，亦皆足以成死者之志，而遂死者之情，足以慰其在天（力生按：恐非“在天”之灵。是皆非徒文学上渲染及姑为之说之词，皆为彻通幽明死生之道路之实理与实事，而为吾人之直下依吾之性，顺吾之情之所知，而可深信而不疑者也。”因此，唐氏主张“敬死者”，“敬鬼神”。（力生按：他把公义圣洁的永生真神和鬼并称）人“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人类崇拜的对象，乃为死人，不是永生真神。其三，他的颠倒，乃在昧于‘祸’‘福’之辩，并斥罪人悔改，皈依救主，乃为一种“人生观之高级颠倒”。唐氏认为“视人之生命心灵与精神所求之无限无穷之真理美善神圣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或上帝或神，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或上帝或神，而为人之自性中所本来无有者，此乃原于人之将其自性中本来具有之无限无穷之价值，皆全部推让于超越而外在之天国上帝与神而生之颠倒见。”“而不知由自觉其内在之光明之源泉，直接求超化其内在之黑暗，以自开拓其光明，此即为一高级之颠倒。”这乃显然是一种扬己抑神的强烈的‘自我神化’思想（Selfdeification），或变相的无神主义。其四，他的颠倒，乃在昧于‘恩’‘义’之分，‘圣’‘罪’之别；徒尚慈悲，不讲公义，要使天堂地狱，互相妥协。唐氏说：“西方有诗人柏来克者，尝作诗名天堂与地狱之结婚，盖谓此人间，即天堂与地狱结婚之所。？谓天堂如父，地狱如母；地狱生子，还以天父为姓，以住人间。然天父若不能如佛之住地狱，而起大悲，又乌能能生子？唐氏藐视基督圣道，妄事讥评，而对圣经，却不先研究，毫无常识。殊不知惟独天父上帝，才是‘恩’‘义’兼备，他爱世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众生之罪，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代受地狱之苦；但第三天复活，使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不受地狱永刑，反得永生福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死在过犯之中，却因信奉他的名，就有权柄作上帝的儿女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参看约三16；一12；腓二6～8；弗二3～6）唐氏认为：“人如何可致自身之清净，由邪以成正生，由枉生以成正生，此其道无他，即去一切人生之颠倒见，颠倒相，而拔一切颠倒性之根，以使人之具无限性这心灵生命之自体，复其正位。”但如何去其颠倒，“复其正位”，唐氏并未提出有效的办法，而却说：“去其一切颠倒，实难乎其难。”此乃自证其乃“虚空的妄言”（西二8）。诚以壮士不能自学其身，罪人深陷罪中，力难自拔其“颠倒性之根”；祗有圣父自己道成肉身，为我们舍身，流出宝血，洗净罪孽，才能使众生“因信称义”，“去其颠倒”，“复其正位”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关于此义，须待专书，兹勿深论。惟有一言，不胡不警告世人者，诚如唐氏所言：“由人生之颠倒，以观人生，实大皆为邪生而非正生，亦枉生而非直生。此亦即人生之所以可厌，可悲，可怜之故。”“人生于世，实无往而不可自陷于颠倒，而实亦时时处处，皆生活于种种颠倒之中，于颠倒者视为正，则此本身，实已是颠倒；面世之学者，更多不能免此！”“人之欲免于颠倒者，乃恒才出于此，又入于彼；前门拒虎，后门进狼。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危微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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