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后以来，虽有垂帘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视事的的情况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职。理宗即位时已经20岁，并非幼主，在这种情况下，杨太后垂帘就违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会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议论。另一方面，已经成年且志在中兴的理宗对杨太后的垂帘当然不会没有意见，一次宴会上发生的事情大体可以反映出双方在垂帘问题上的心结。宝庆元年上元节，理宗设宴恭请杨太后，席间一枚烟花径直钻入杨太后椅子底下，杨太后大惊，“意颇疑怒”，然后拂衣而去。理宗随即聚集百官谢罪，并要处罚安排宴会的内侍，杨太后笑着说：“难道他特地来惊我，想来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于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来虽小，但杨太后却把它与自己的垂帘联系起来，以为这是理宗要自己撤帘的警示。联想理宗、史弥远在废立过程中的毒辣手段，杨氏家族对此不能不作出选择，不久，杨石就向杨太后陈说厉害，劝其撤帘。杨太后听从了，于宝庆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帘，距她开始垂帘仅过了七个月。
随着杨太后的撤帘，政治舞台上的“后权”也告消失，其格局演变为君权与相权的对峙。理宗虽然在太后撤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错的政治手腕，但面对老辣的史弥远，他的算计顶多只能是小儿科而已。理宗18岁才被史弥远带到京城，在朝中毫无根基，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与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弥远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巩固来得名不正言不顺的帝位，必须要有史弥远的支持。皇子赵竑的遭遇，更使理宗亲眼目睹了史弥远翻云覆雨的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理宗很快就将政事完全交给史弥远处理，自己则韬光养晦，心甘情愿地过起了碌碌无为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理宗确实比皇子赵竑要富于心机，也更懂得权力斗争中的生存策略。
宝庆、绍定年间，史弥远把持朝政，独断专行，他的党羽几乎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职位。尽管史弥远权势熏天，仍然不断有忠义之士不畏权势，上书指斥其专权擅政。理宗意识到，自己与史弥远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已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否定史弥远就等于否定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对史弥远优容袒护，褒宠有加。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不治，理宗封其为卫王，谥忠献。理宗公开宣布“姑置卫王事”，即将史弥远的事情搁置起来，禁止臣僚攻击史弥远的过失。这样，在史弥远的挟持下，理宗度过了默默无为的10年。
史弥远死后，理宗终于得以“赫然独断”，一展胸中抱负。绍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为端平。从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间，理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
理宗虽仍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却毫不留情地剪除其党羽。史弥远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贬斥出朝。“三凶”指台谏官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他们禀承史弥远风旨，不遗余力地攻击政敌，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愿的朝廷内外官员，都在他们弹劾下纷纷落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将三人流放，追夺官爵。其他史弥远的亲信党羽，也纷纷被贬。
罢斥史党的同时，理宗任用了一批贤良之士，深孚众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请回朝廷任职。吸取史弥远专权的教训，理宗在选择宰相时非常谨慎。《宋史·宰辅年表》记载，理宗在更化期间任用过37名宰执，大多皆一时之选。在这些人的主持之下，这一时期的朝政也较为稳定。台谏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弥远专权期间，却沦为他攻击政敌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将选拔台谏官的权力收归皇帝。这一时期理宗任用的台谏官，也大多立论忠直，颇能胜任其职。
纵观理宗更化期间的用人，大多皆贤良称职，一时朝堂之上，人才济济，政风为之一变。因此，时人将“端平更化”称为“小元祐”。不过，“端平更化”虽然声势很大，但并没有改变南宋走向衰落的趋势。虽然网罗了不少贤良之士，但他们“所请之事无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终无所建树。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的各项措施也大多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因此，相对它的具体实效，“端平更化”更多体现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为的一种态度。
端平入洛：收复故都梦想的破灭
理宗在对内推行新举措进行“更化”的同时，对外政策也有了诸多变化。南宋中后期，蒙古在北方地区迅速崛起，成为继辽、西夏、金之后又一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的少数民族政权。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宋朝内部就对外政策产生了争议。一些人出于仇视金朝的情绪，主张联蒙灭金，恢复中原；另一部分人则相对理性，援引当年联金灭辽的教训，强调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以金为藩屏，蒙古军士图
不能重蹈覆辙。无休止的争论使宋朝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不定，既不联金抗蒙，也未联蒙灭金。然而，随着蒙古与金朝之间战事的推进，金朝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理宗最终还是作出了决策。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4）
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蒙古遣王檝（ｊí）来到京湖，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上报中央，当朝大臣大多表示赞同，认为此举可以报靖康之仇，只有赵范不同意，主张应借鉴徽宗海上之盟的教训。一直胸怀中兴大志的理宗把这看作是建不朽功业的天赐良机，让史嵩之遣使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则答应灭金以后，将河南归还给宋朝，但双方并没有就河南的归属达成书面协议，只是口头约定，这为后来留下了巨大的后患。
金哀宗得知宋蒙达成了联合协议，也派使者前来争取南宋的支持，竭力陈述唇齿相依的道理，说：“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意思是支援金朝实际上也是帮助宋朝自己保家卫国。理宗拒绝了金哀宗的请求。
理宗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主持灭金事宜。绍定六年，宋军出兵攻占邓州等地，于马蹬山大破金军武仙所部，又攻克唐州，切断了金哀宗逃跑的退路。十月，史嵩之命京湖兵马钤辖孟珙统兵二万，与蒙军联合围攻蔡州。端平元年正月，蔡州城被攻破，金哀宗自缢而死，金国灭亡。
金代纸币铜版
蔡州城破后，孟珙在废墟中找到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南宋沉浸在报仇雪恨的狂喜之中。理宗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徽、钦二帝在天之灵。自北宋被金朝灭亡的一个世纪以来，回到故都汴京成为南宋臣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宗泽、岳飞的抗金活动和开禧北伐等都是对这种理想的实践。但面对强大的金朝，回到故都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金朝的灭亡，使理宗君臣似乎看到了把理想变为现实的绝好机会。
宋蒙联手灭金时，并未就灭金后河南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金亡以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以赵范、赵葵兄弟为代表的一些人欲乘机抚定中原，提出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的建议。而大部分朝臣对此都持反对态度，认为此时并非出兵的时机，南宋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蒙古为敌。刚刚摆脱史弥远控制而得以“赫然独断”的理宗，面对此种“大好时机”，屡屡发出“中原好机会”的感叹。收复故土、建立盖世功业的念头最终促使他作出了出兵中原的决定。他罢免了反对出师的吴渊、吴潜和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端平元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赵范节制江淮军马以为策应，正式下诏出兵河南。
六月十二日，宋军进军河南。全子才收复南京归德府。随后向开封进发，开封蒙军都尉李伯渊、李琦、李贱奴长期遭受主将崔立的侮辱，此时三人杀掉崔立，献城投降。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经历了战火的开封此时已是一片废墟，宋军收复的只是一座空城，但毕竟他们还是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的理想，圆了“靖康之难”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梦。
全子才占领开封后，后方没有及时运来粮草，以至全子才无法继续进军，贻误了战机。半个月后，赵葵又兵分两路，在粮饷不继的情况下继续向洛阳进军。宋军到达洛阳，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狼狈撤回。留守东京的赵葵、全子才看到战机已失，加上粮饷不继，率军南归。其他地区的宋军也全线败退，理宗君臣恢复故土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嘉熙题刻（四川洪雅县石刻，文为“西蜀不幸，连年被鞑贼所扰”，反映了蒙古侵扰四川的史实。刻于嘉熙二年［1238］。）
“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南宋损失惨重，数万精兵死于战火，投入的大量物资付诸流水，南宋国力受到严重的削弱。更重要的是，“端平入洛”使蒙古找到了进攻南宋的借口，蒙古由此开始了攻宋战争。朝野上下对于出兵河南的失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议论纷纷，而对这种局面，理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以安定人心。
荒殆晚年：阎马丁当，国势将亡
“端平入洛”之后，理宗已是一个50多岁的老人，宋军的惨败令他痛心疾首，此后的连年战争更使他疲于应付，他逐渐丧失了当初勤政图治的锐气，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廷和后宫也出现了一批窃威弄权之徒，朝政大坏。
阎妃是理宗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淳祐九年（1240）九月，理宗封阎氏为贵妃。理宗对阎妃赏赐无度，动用国库为其修功德寺，比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称之为“赛灵隐寺”。阎妃在理宗的宠爱下，骄横专恣，干权乱政。
鉴于唐代严重的宦祸，宋代对此防范很严，“宦官不得干政”已成为宋代的一项祖宗家法。但理宗后期，追求享乐，昏庸嗜欲，宦官弄权也随之而起。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善逢迎，很得理宗的欢心。理宗去禁苑赏荷花，苦于没有凉亭遮日，董宋臣揣摩上意，一天之内就修建了一座凉亭，理宗十分高兴。冬天，理宗又去赏梅，董宋臣已事先在梅园建造一座亭子，理宗责备他劳民伤财，董宋臣说不过是把荷亭移到这里，理宗又大赞他办事得体。理宗晚年好女色，三宫六院已满足不了他的私欲，董宋臣引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淫乐。起居郎牟子才上书劝诫理宗：“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理宗却让人转告牟子才不得告知他人，以免有损皇帝的形象。姚勉以唐玄宗、杨贵妃、高力士为例劝诫理宗，理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回答：“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在理宗看来，自己虽然“不德”，但与唐明皇相比还是有相当差距的，然而这种差距也无非是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董宋臣在理宗的宠信下，勾结宰相丁大全，恃宠弄权，不可一理宗像世，人们把他称为“董阎罗”。宋人记载当时宦官专权的情况，说：“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也。”
第五部分理宗赵昀宝庆元年——景定五年（5）
丁大全长像“蓝色鬼貌”，为人“奸回险狡，狠毒贪残”，时人称之为“丁蓝鬼”。他娶了一位外戚的婢女，以此来攀附高层权要。后来又靠逢迎阎贵妃、宦官卢允昇、董宋臣等人，逐渐身居要职，升任侍御史兼侍讲。丁大全本人寡廉鲜耻，贪财好色，他为儿子聘妇，见儿媳长相标致，竟夺为己妻，为世人所不耻。当时宰相董槐为人刚正不阿，丁大全希望巴结董槐以取高位，为董槐拒绝，丁大全由是日夜谋划报复董槐。宝祐四年（1256），理宗下诏罢免董槐，丁大全恰好也于此时上章弹劾董槐，于是他没等罢免诏书下达，就在半夜率士兵百人持刀包围董槐家，恐吓董槐要把他送交大理寺审讯，随后将董胁迫至临安城外，弃之而去。丁大全驱逐宰相的举动使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太学生陈宗等六人上书揭露丁大全之奸，时人誉之为“六君子”。丁大全反过来指使台谏官翁应弼、吴衍弹劾六人，最后将六人开除学籍，流放边州，同时禁止三学（太学、宗学、武学）学生妄议国政，消弭来自朝廷内外不同的声音，并借机扼杀反对其擅权的力量。
在外廷与丁大全勾结的是马天骥。马天骥，字德夫，衢州人。理宗之女周、汉两国公主下嫁，马天骥绞尽脑汁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大礼，得到理宗的欢心，与丁大全同时被任命为执政。
阎、马、丁、董四人内外勾结、专擅弄权引起很多正直人士的不满，有人在朝堂门上写下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意在警告理宗如果再信用奸佞，国家前途堪忧。（“阎马”，谐音“檐马”，乃屋檐下悬挂的铃铛，此处指阎贵妃、马天骥。）理宗大怒，派人追查，数月以后仍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理宗意识到自己在用人方面的失误，也采取一些措施加以补救。宝祐五年六月，马天骥任执政刚刚8个月就被罢免。开庆元年（1259），蒙古入侵，丁大全由于隐瞒军情，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在众人的论劾之下，理宗将其流放海岛，途中被押送官毕迁挤落水中淹死。阎贵妃也于景定元年（1260）病逝。只有宦官董宋臣，理宗虽于景定元年将他流放到安吉州编管，但对他始终眷遇有加，董宋臣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其为节度使，以示优宠。
景定五年（1264），理宗病逝。次年，被葬于绍兴府会稽县永穆陵，庙号曰“理”。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理宗以尊崇理学著称，理学在他统治期间，被抬到官方哲学的正统地位，后人多认为理宗庙号曰“理”即是以此之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周密《齐东野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