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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
军事留学生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交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捍卫新兴的人民政权，“小米加步枪”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多兵种、现代化、用先进指挥艺术和管理理念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
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五十三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军事留学的序幕。
据有关人员介绍，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共有六批三百三十余名中国海军人员，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克雷洛夫海军工程技术学院等十余所海军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我国还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红旗空军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等军事院校派出了大量的军事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0年，我国共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近千人。
除了极少数来自国内正规军事学校的学生，军事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土八路”，还有一些刚刚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代数、几何都不知道，却要一下子钻研微积分、高等物理和化学，还要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六章 五分！五分！（4）
曾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学习的张重远＇U20＇回忆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老师讲的东西必须要听懂，必须要领会，必须要记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必须记住七十个单词。那时候真是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也要把当天背过的七十个单词逐一过一遍，看看是否还有没记清的。”
军事留学生们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就接着学习；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到了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7。12）
邹伯贤＇U21＇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学院领导召集包括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在内的学生干部开会，郑重宣布：
“朝鲜、东欧国家的干部请回去传达：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中国的干部请传达：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学校将指定专门的教员进行陪同和监督！”
哈哈大笑之后，邹老正色说道：
“和民用专业的留学生不同，我们的学费是由国家完全承担的。我们上课要交学费，住宿要交住宿费，打靶要交子弹、弹药费，这些钱都是国家付的。我们这些军事留学生都知道，培养一个人要十万元人民币呀！那时候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几元人民币，你想想当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国家是真的下了本钱培养我们，你说我们不拼命学习能对得起国家吗？”
艰苦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些从青纱帐、黄土地、白山黑水中披着硝烟走出的战士，大部分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向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回顾留学苏联的收获，马春途＇U22＇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军事指挥决策不能单纯依赖感性认识。一切分析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的基础上；
二是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都受到了军容军纪，以及严谨完备的军事条令规范的熏陶。尽管后来国内对这一套有过种种微词，但是必须承认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受到其深刻影响。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一线指挥将领，有的成为高级参谋人员，还有一部分进入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批高技术、现代化的军兵种建立起来，迅速填补了我国军队建制的空白，新中国军队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
“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42
第六章 五分！五分！（5）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几乎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到了苏联同行毫不保留、几乎是手把手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江泽民同志也曾作为“一汽”职工在“吉尔”实习。据曾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回忆，江泽民同志由于具有国内正规大学毕业的背景，加上个人勤奋好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充分掌握了俄语技能和业务知识。作为实习生党支部的干部，江泽民同志一方面关心体贴同事们的生活，同时也严格督促大家的工作和学习。他经常告诫大家不仅要学习，更要在学习中创新，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重点在“先进”二字。44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则作为“一汽”最后一批实习生的带队人，于1956年至1957年间在“吉尔”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
1956年7月，在中苏两国人民期待的目光中，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了。当时正在“吉尔”实习的王少林撰文写道：
“1956年7月15日。这一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早晨在报纸上读到，在我的祖国，生产出了第一批国产汽车。这个快乐的事件不能不使我激动，在高涨的情绪下度过了这一天。七月十六日，当我刚刚跨进我工作的办公室的门槛时，所有的苏联同志都站起来欢迎我，热烈握手并高声说着同一个词‘解放’。晚上，当我拿着《真理报》回到宿舍时，苏联朋友向我和我的同胞表示祝贺。另一天，当我参观汽车部件厂和化油器厂时，上至工厂领导，下至工厂警卫人员都向我祝贺长春汽车制造厂的胜利。” 45
“一汽”的顺利投产，是中苏两国汽车人共同的骄傲。
“一汽”从1953年奠基到1956年下线，仅用了三年时间。它的规模和水平在当时亚洲达到了领先的水平，将与世界最先进汽车生产水平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六七十年，打下了我国本土汽车制造业的坚实基础。建厂后的三年内，“一汽”开发研制了包括“东风”、“红旗”在内的十四种新产品。其中红旗轿车以其优越的性能、舒适端庄的车身造型，被选用为政府礼宾车。46
第六章 五分！五分！（6）
“一汽”被公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这批曾在“吉尔”刻苦学习的实习生们，很快成长为我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管理和生产的专家。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陆续调离“一汽”，将从“吉尔”获得的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带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从“吉尔”到“一汽”，实习生们的足迹，见证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学习、借鉴、发展、创新的历程。
中国等于优秀
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批民间使者。
他们在汲取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优秀传统和新中国青年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传播在异国的土地上。
他们严格的组织纪律、顽强的作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打动和感染了身边的异国人民。
在教室里，坐在第一排永远是中国学生。每次上课，苏联学生总是自动将第一排的位置留出来让给中国学生。这几乎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中国学生们的笔记成了班级里苏联学生争抢的“宝贝”。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中国同学的宿舍门口，前来借笔记的苏联同学就络绎不绝。有时几个人同时来借，甚至会为谁先谁后争执起来。
在苏联的高等院校里，考试一般采用口试的形式。在考官面前的桌子上倒扣着若干题签，每张题签上一般有三个或四个问题。考试的时候，学生几人一组分批进入考场，按照随机抽取的题签回答问题。中国学生总是第一批进入考场。
陈为江：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总不让我抽题签，而是直接把我叫过去，然后就东一个问题西一个问题地问我。我总能对答如流。考试出来以后，门口等待的苏联同学还不放我走。里面的人抄下考题带出来，我写上答案，下一个同学再带进去。就这样帮助同班的苏联同学也通过考试，否则他们得不到奖学金。也算是“同窗之谊”吧！”
在2006年11月举行的《学子之路——留苏同学图片实物展览》上，我有幸阅览了几本五十年前的课堂笔记。
厚厚的笔记本上字迹隽秀，行文整齐，穿插着精美的公式和示意图。当我用手指轻轻拈起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纸张，那感觉犹如赏玩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说实话，如果不是封面上用俄语拼写的姓名，我一定会以为这是来自某个纤巧的苏联女孩子之手。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苏联学生手中，这么精美的笔记也不多见。在这些流畅隽美的字迹背后，流露出作者的自信和从容。
由于中国学生聪颖勤奋、成绩优秀，在中苏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各方面都得到学校的优待。
例如，一些重要的设施和实验室，只对苏联本国学生和中国学生开放，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就没有资格接触。一些重要的军事城市，也只允许中国留学生前往参观和实习。
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保密科，有几本叫做《弹道设计学》的图书。由于详细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