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来到朝门前，跪请皇太极出宫视政。
皇太极挣足了面子，遂下令宽免代善、萨哈廉，罚款了事（《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
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过后不久，代善、萨哈廉就成为拥戴皇太极上皇帝尊号最为积极的人物。皇太极也在登上帝位之后，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成为皇帝之下的第一亲王。更加有趣的是，一年后，代善又做了一件更加意味深长的事儿。
皇太极即位后，曾经作出一项规定，限制诸王贝勒的侍卫人数。代善可能不太高兴，有一天，他不带侍卫，自己牵着马，腋下夹着褥垫去见皇太极，显然是故意做给皇太极看。后来，皇太极称帝的第二年，代善违反规定，为自己多配备了十二名侍卫，并对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皇太极的护卫也超过了定额。逼得皇太极当众对证，最后，证实其侍卫人数不但没有超额，反而还不够定额（《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七）。我们知道，皇太极前后执政近十八年。这件小事的意味深长之处在于，在皇太极继承汗位十年、登基做皇帝两年之后，代善仍然敢于和他攀比，并不将他看成是可以为所欲为、至高无上的皇帝。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8）
崇德四年底，皇太极携众人前往叶赫地区打猎。代善马失前蹄，伤了脚。皇太极跳下马，亲自为他裹伤、给他敬酒，并且流着泪责备他：“大哥年纪大了，我再三劝你不要驰马，大哥为什么这么不善自珍重？”随即罢猎而还，并命代善坐轿缓行，一直护卫到家（《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九）。
三年后，皇太极死。代善为防止内乱，拥戴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并可能亲自出面，断送了策划拥立多尔衮的自己一子一孙的性命。就这样，他成了大清帝国前期最受人尊敬的安全阀，并在威望崇高、地位尊荣之中，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一生。虽然他可能时时感受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深深的悒郁。
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出，这位代善显然不是一个庸懦无能的人。在他的行事中，甚至能够令人部分地体味出，以人口来说满打满算也不到一百万的女真人，怎么就能够取代人口上亿的大明建立起一个王朝！
严厉执法从而赏罚严明，是皇太极执政岁月里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除了上述发生在三大贝勒身上的故事，皇太极手下几乎所有著名的王公贝勒、高级将领都曾经受到过严厉的处罚。他们包括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岳托、多尔衮、阿济格、多铎、杜度、萨哈廉、阿巴泰、德格类、硕托还有皇太极自己的亲生儿子豪格等。似乎只有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是唯一的例外。同时，这些人也因为各种功劳而受到过崇高的奖励、荣誉与地位。
崇德二年，在进行第二次征服朝鲜的战争总结时，皇太极认为：“诸王以下，诸将以上，多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刑部审议后，认定自礼亲王代善以下共计六十四人犯有不同程度的罪过，分别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十三人撤职，五人鞭刑，二十二人罚款处分。其中，包括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子、额驸即驸马在内的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左右，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最后，从代善开始，这些人分别受到了处罚。据说，这帮家伙全部心悦诚服（《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六）。仅此一项，皇太极与中国历史上所有最伟大的帝王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出类拔萃了许多。
在皇太极身上，曾经发生过几件小事儿。一天，皇太极出宫时无意中违背了礼仪规定，按照制度，需要接受罚羊的处分。有关部门将此事通过皇太极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了皇太极。他立即认错，并将所罚羊只送往该部门。就在这一次，针对法治废弛、有法不依，他说了一句堪称千古经典的话：“朕若废法，谁复奉法？”（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二月。）
天聪四年十一月，正值禽兽最为肥美准备度过漫长冬季的时节，皇太极率众进行大规模秋冬围猎。两员高级将领追逐一只被射中的狍子，然后，说是皇太极所射中的，将猎物贡献了上去。皇太极说，这不是我射的，我严禁别人强取他人财物，我也不取不是自己的东西。遂将狍子还给了射出那只箭矢的人。
有一天，莽古尔泰的奴仆强夺一个士兵猎获的鹿和野猪。皇太极知道后，叹息道：“大凡出兵行猎不错不乱，事业才能成功。一个小卒人困马乏又能得到多少东西？如此妄行，下面的人怎么活？”莽古尔泰遂将鹿退还原主，却把野猪留下给了皇太极。皇太极说：“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凡事不要以为小，最怕积小成大呵。”据说，莽古尔泰很羞愧，把野猪也还回去了。（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四年十一月。）从许多类似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皇太极是一个能够设身处地为下属着想的上司。
为了推行重用汉官、调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皇太极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将肆意骚扰汉族官民的女真贵族，视同企图作乱的罪魁祸首，以连同妻子一起杀死相威胁，以此强力制止女真王公贝勒荼毒归顺或投降的汉人。（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为此，他甚至说出了不少狠话。这些努力导致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政权局势的全面迅速好转，以至于许多辽东汉人认为，后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乐土（《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9）
皇太极特别注重研讨辽、金、元三朝历史，部分原因是为后金政权寻找历史和法理上的合法性。为此，他多次特意指出，这些朝代都是“夷”在中国境内建立的政权。言外之意是，属于哪个民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人民是否有恩德。这样的见解，就是放在今天也应该足够精彩。还有另外部分原因是，皇太极显然在寻找并汲取上述少数民族政权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
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相对于中原农业文明地区的汉族文化而言，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属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的异质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两种文化剧烈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优质或精华部分相互结合后，会孕育出更加灿烂饱满的文明花朵和果实。同时，另外一种情形也不在少数，即不同文化中劣质或糟粕部分同样具有异性相吸的强大力量，从而，催生出千奇百怪的恶之花，结出足以令人目瞪口呆的丑陋怪胎。这种情形，在人类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历史事实表明，辽、金、元三个政权，在其建立之初，全部具有似乎可以无敌于天下的力量；然而，在吸纳了汉族政治文化传统之后，这三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政权，大体都迅速衰变，其堕落的速度之惊人，其腐败之花样百出，其朽烂的深重程度，全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意料。描述这些情形，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或在未来进行。
然而，有证据表明，在皇太极执政之初，这种情形已经在后金政权高层初露端倪。
努尔哈赤刚刚死去的服丧期间，据说代善和皇太极十分悲恸，在家素衣素食哀悼乃父；莽古尔泰兄弟和妹妹则将歌舞伎召到家里，大排盛宴，欢歌燕舞。不知是否与努尔哈赤逼死他们的母亲有关。
有一次多尔衮出征，按照惯例，皇太极率领诸贝勒大臣出城送行。多尔衮的亲弟弟多铎以避天花为名，实则很快乐地躲在家里和歌舞伎厮混在一起。当时，他身着优伶服装，学习“傅粉”之态。（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五月。）其情形，大约就是涂脂抹粉，男身女态吧。
战争中，前线军帐里甚至出现过召歌舞伎和优伶吹弹歌舞之事（《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翻检史书，这种情形和元朝末期“以肉阵为军阵，以酒令为军令”已经相去不远。
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吸取历史经验，以霹雳手段严明执法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若没有他的努力，他的后继者想要入主中原，恐怕远远没有那么容易。
在皇太极的诸多作为中，肯定还有一个动机也在发挥着重大作用，那就是尽可能削弱其他大小贝勒们的权势 、地位与影响，将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到自己手上，从而形成至高无上的地位。推断起来，这种动机的形成，应该与下列因素有关：努尔哈赤在世时威厉暴烈、一言九鼎的影响；后金政权整体形势的发展；建功立业的冲动；威权日重后的心理膨胀；还有一个绝非不重要的因素，即汉族官员们极力、大量的怂恿。
这个话题敏感而令人颇费踌躇，但却很有可能是事实。皇太极继位之后，立即开始重用汉族官员，并通过各种方式大量选拔汉族儒生进入政府机构。他们对于后金政权的国家管理、缓解内部民族矛盾肯定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同时，翻检史料也会很容易发现，这些汉官发表了数量不小的言论，核心思想在于抨击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度，反对四大贝勒并肩而坐，要求皇太极独坐称尊。这些汉族官员大声疾呼，为皇太极“虽有一汗之虚名，实则无异于一旗之贝勒”的情形鸣不平，并对这种状况表现出了真诚的痛心疾首。并且断言，凭借八旗铁骑，即便拿下中原，也必将在数年之内错乱不已，终至不可收拾。（《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结论则不言自明：仿效明朝“君权至上”的集权制度，对后金政权进行改革。
这种表面慷慨激昂实则其媚入骨的取媚之术，实在是太能搔到皇太极的痒处了。受过有着近两千年历史的帝制、儒家思想训练和朱元璋强化培训的汉族官员与知识分子们，在此方面的才能早已达于化境，其解语花一般的善解人意，已经锤炼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以致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揣度皇太极听到这些言论时的心境，应该是高兴得想翻跟头才对。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0）
为此，皇太极采取大量措施贯彻这一意图。继位伊始，皇太极沿袭旧制，仍然在八旗设置八位总管大臣，但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议国政，与诸王贝勒偕坐共议之”。（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十一年九月。）同时，增设十六位佐管大臣、十六位调遣大臣。两年后，以不愿三大兄长贝勒过于操劳的名义，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轮值掌理国政的制度，改由诸小贝勒代理（《清太宗实录》卷五）。同时，实行科举考试，大量选拔汉族儒生士大夫进入政府各部门。再过三年，完全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六部，制订各种仪仗礼仪，取消四大贝勒并肩而坐之制，并在住房、行路、仪仗等方面突出了皇权高于一切的特征。设置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等等。这些措施，全部可以作多重理解，譬如，可以理解成适应了形势的发展，可以理解成完善了国家管理制度，可以理解成实现了政府机构正规化，等等。
同时，这些举措也和修理三大贝勒一样，实实在在地达到了“君权至上”的目的。
此时，大明帝国已经烂到了骨头里，皇太极和汉官们所要仿效的却是那朽烂的制度。他们明明身体在向前走，头却偏偏扭到背后去寻找方向。此种状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政治思维的发育已经停止，他们的头脑已经凝固，滋养心灵的政治智慧资源已经枯竭。
到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就此，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三月规定并实施了十余年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度——那具有浓厚贵族共和色彩，酷似上议院的制度，变成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和硕贝勒差不多变成了附庸和婢女。大清朝由此进入了帝权独尊时代。从此，就应该称呼其为大清帝国了。从那时起，注定了皇太极没有能够超越升华于他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加崇高而伟大的地位，而大清朝只能作为中华帝国垂死前最后回光返照的宿命，也由此注定。
皇太极在其执政岁月中，干过几件混账事儿，桩桩件件被记录在案，大清朝官方史书上亦有记载，应该不必怀疑。
天聪元年三月，皇太极继位后半年，一位名叫岳起鸾的读书人上书皇太极，建议他不要进兵朝鲜，应该和明朝议和，尽快把俘获的汉人归还给明朝。皇太极认为，议和可以，但俘获的人乃“天之所与，岂可复还敌国耶”，随即让汉官讨论此事。谁知，汉官们竟义愤填膺，所有人都发起怒来，一致认为该人最好的出路是被判处死刑。皇太极不同意，认为不能因为别人提不同意见而杀人，那样就没有人敢说真话了。不料，汉官们不依不饶，一再力请，说是此人蓄谋向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结果，皇太极就把这个读书人干掉了（《清太宗实录》卷二）。
十二年后，崇德三年八月，礼部承政祝世昌建议皇太极，改变把俘虏的妻子沦作娼妓的做法。不料，皇太极大怒，下令痛加批驳，并严厉查处。最后，将相当于礼部尚书即部长的祝世昌发配到极寒的边远之地，将为他润色文稿的助理启心郎孙应时处死，还牵连了几位赞同这一看法的官员（《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揣度皇太极的心理，可能也觉得这种做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但又害怕此事过于敏感，张扬开既丢人又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于是就将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聪明孩子杀死了。
另外两件特殊残暴的事情发生在松锦大会战中。松山城破后，皇太极下令，除了洪承畴之外，其余被俘的三千多人一律处死。随后不久，锦州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守城主将祖大寿率部投降。结果，清军入城后，“屠戮城中人民”，将全城洗劫一空。皇太极更下令，除祖大寿家人及妇女儿童外，已经跟随祖大寿放下武器的三千余守城官兵，全部被杀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这两次杀俘、杀降事件与皇太极一贯的做法差距很大。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杀给洪承畴和祖大寿看，以寒他们的胆，令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