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约400人，献身于传福音工作者100余人。
1945年，抗战胜利。罗马教皇要求中国天主教“更加中国化”。青岛教区主教田耕莘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红衣主教）。这是自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350年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天主教徒中 第一个任此教职的人。教皇在通谕中指出﹕“中华民族从远古时代已享有灿然的历史，它的历史，它的文物制度，早已为亚洲民族的杰出者。后来福音的光明既煦照了中华民族，福音的光明素来远远超过世俗的智慧，中华的人民更能‘明明德’了。他们既可修行基督的道德，则对于自己的人伦，越加可以完善，可以健全了。”
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日据时期的组合教会解体，再度恢复原来的教团，收回教产恢复聚会礼拜，又恢复神学院校。昔日所经营的医院和学校也被收回，恢复正常的运作。此时教会信徒是台湾社会中安定和发展的主力，多有从事医生、律师、商人、官员、教授、教师乃至民意代表等行业者。
1945年后，西方各基督教国家又透过昔日的海外宣教团体，差派大批宣教士来华。在对日战？干？ 被拘留在中国大陆各集中营的老宣教士们，出狱重获自由后，除极少数因健康原因返回母国外，纷纷重返昔日的工场，继续未竟的事业。很短时间内，宣教士人数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重建教堂，重振教会，召聚信徒。中国基督徒领袖，无论是牧师或平信徒，开拓新教会的使命感都相当的强，他们因经历苦难的洗礼，对生命的看法也益趋成熟，勉力宣扬教义于各地，归依的同胞急速增加起来。这期间表现杰出的传道者，有王明道、倪柝声、计志文、陈崇桂、王载、王峙、贾玉铭、杨绍唐、鲍哲庆、敬奠瀛、赵世光、赵君影等。
1946年，上海灵粮堂的创立人赵世光组织“世界灵粮布道会”，开展海外宣教工作。
1946年，文字宣教事业急速发展，仅圣经公会印行的中文圣经在本年就分送300万本，其它教会书局与出版社，也配合战后的广大需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书籍，从神学思想、教会历史、解经书、讲道集、诗歌集乃至福音单张，各类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量远超过战前的最高记录。
1946年，罗马教皇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在全国设立20个教省，每个教省有一位总主教，把以前的代牧制改为主教制。
1946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三年奋进运动”，口号是“一切为了基督，基督为了一切”。
1947年，教会设立的大、中学校在战后全面复校，由大后方迁返原校复课，各校很快进入正规。是年各教会大学招生时，申请入学者逾11万人，远远超出各校可能容纳人数的数倍。各教派设立的神学院也在战后全面复校上课，积极培育新一代的教会工人，这一时期入校的神学生除数量增加外，素质也有提高，其中有许多大专毕业的献身者。
1947年，由于国共内战，大陆地区的各色人士纷纷渡海来台。大陆来的基督徒由于不谙闽南语，遂成立使用国语的教会，聚会敬拜。国语教会与台语教会日后成为台湾基督教会中的两大系统。1948年，台湾新教基督徒人数为5。1万人，牧师80人，教堂181所，神学院2所。
1948年，王明道牧养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数空前众多，1949年底聚会人数约七八百人。基督徒会堂自1937年成立以来，虽经过抗战时期日本人的胁迫，终能化险为夷；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有平稳的发展。他接纳信徒的方法非常严格，“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从1933年到1949年12月，全部受浸的只不过570余人。
1948年10月，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写成并广为传抄，1949年4月由上海基督徒学联会出版。此诗描绘了许多无名传道人艰辛而佳美的脚踪，对后来许多献身传道者有重大影响。
1949年7月，远东广播公司的良友电台从菲律宾马尼拉向中国大陆播送第一个福音节目。这项事工的发起人之一是美国基督徒鲍曼（Robert Bowman）。鲍曼是三、四十年代风行美国的“安憩避难所”（Haven of Rest）四重唱的成员，他们通过电台广播或巡回演出的音乐布道使很多人信主。他由此知道无线广播对传福音的价值。1945年底，鲍曼兄弟和几位同工在加州成立远东广播公司，立志“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开展向普世广播福音的事工。＇远1999＇
1949年，基督教新教信徒由1936年的53万6千人增长到83万5千人，教会从1946年的5千8百余所增 加到6千5百余所。同年，全国天主教教会1万4千7百余所，信徒256万余人。
三、当代的基督教
大陆教会与海外教会时期（1949年—1999）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现代社会的中国经历了生死攸关的激荡与变迁，第一次摆脱了外国列强的控制和凌辱，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再次享有她的民族尊严。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统摄及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
20世纪50年代
1950年，吴耀宗起草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简称“三自革新宣言”）。7月，三自革新宣言发表，宣言要求教会尽快实行自养、自治、自传，注重反帝、反封建 、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教育，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对于基督教信仰问题，该宣言只字未提。宣言在起草过程中即被认为太政治化，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界的立场。10月18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年会，拟发表一篇完全以宗教立场来谈三自革新的宣言，后被搁置。“三自革新”的三自口号虽然源于早期的三自运动，但两者有性质的不同。“老三自”的着眼点是如何将福音更快地传遍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而“新三自”的着眼点却是教会政治面貌的改变，是一场发生在基督教界的政治运动。新三自的政治属性，成为许多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这一运动的重要原因。
1950年，林献羔开始用“大马站福音会堂”的名称聚会。
1951年初，3000余名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留下的约有四五百名。到1952年底，大部分外 国传教士已离开中国大陆。传教士集聚在台湾、港、澳等地，继续宣教使命。由于来台的传教士原先接受的是国语训练，所以在台宣教的对象多是大陆来台的同胞，台湾国语教会急剧增长。只有极少数传教士来台后重新学习台语，投入台语教会服务。台语教会和国语教会一样成长显著。台湾教会进入发展时期，信徒人数、神学院校数、传教团体数都极大增加，至1960年，新教信徒达22万人，神学院校10所。传教团体由1948年的4个，增加到1960年的33 个。
1951年，欧洲华侨布道会在伦敦成立，致力于向旅居欧洲的华侨和华人留学生传福音。
1951年4月，“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结束后，三自革新会筹委会立即开展控诉运动，揭批各地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多位教会领袖控诉了他们过去最亲密的同工。除教会团体外，控诉运动也波及所有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出版机构和其它附属事业的单位。这场控诉运动之后，牧师的讲道稿事先要经过审查，讲道附会政治运动，味同嚼蜡，各地信徒反映三自革新是“革掉信仰”。
1952年4月，倪柝声在前往东北领会的途中，被公安局拘捕。因倪柝声被捕，本已参加三自的各地聚会处纷纷退出三自会。
1952年，在台湾的传教士开始对学生的传教工作。在台南，有海外基督使团传教士邓师母（Mrs。 Gordon Dunn）开设了大学生的英文查经班；在台北，有安笃思（Egbert Andrews）在大学生中做个人传道的工作；在台中，韩宝琏（Pauline Hamilton）等成立了大学生团契 。
1952年，内地会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China Inland Mission/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海外继续为主作工。1953年，内地会的最后两名传教士离开中国大陆。
1953年，耶稣家庭的创始人敬奠瀛身陷囹圄。1957年秋，在西安病逝。
1954年，基督教三自革新会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成立正式的全国性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 国运动委员会”。早已名存实亡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次年正式结束。“三自革新”改称为“三自爱国”，以示不干涉宗教信仰。但有一些自立教会游离于三自爱国会之外，如北京的自立教会，负责人是王明道；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教会），负责人是倪柝声；耶稣家庭，负责人是敬奠瀛。1955年10月，凡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动被禁止。
1954年9月，三自会举行批判王明道的控诉会。控诉会后，北京的基督徒学生和信徒们发动了“反对逼迫王明道运动”；该运动迅速蔓延，从北京起，天津、上海及全国各地都闻悉王明道遭控诉的事。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发表《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从信仰的立场对三自运动作出批评，指出该运动不合圣经之处。他分析三自运动所发表的言论，认为这是“不信派”的杰作。文章发表后，立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曾参加三自会的也退了出来。
1955年8月7日，王明道作最后一次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并分送《我们是为了信仰》的小册子，当夜被捕。9月14日晚，广州大马站基督会堂遭查封。林献羔、王国显、张耀 生等被冠以“王明道分子”而被捕。
1956年9月底，王明道在签署了悔改书《我的检讨》之后出狱。获释后的王明道陷入矛盾混乱状态，自觉背离了主的教导，不能再讲道。
1956年，倪柝声被控诉，4月被判刑15年。
1957年春，第一次台湾北部大专学生联合布道会在国际学舍举行，为期一周，各校的师生踊跃参与，座无虚席。会后，各校的团契活动正式开始﹕台大有了查经小组，师大有了晨祷会，政大、工专、家专、医专等也有了定期的聚会。“校园团契”应运而生，并有了第一位全职同工。校园团契是本色化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的团契，不接受任何国外团体的经济援助，单单仰望神的供应。为了使大专的福音工作更有基础，校园团契也把工作面扩展到中学生身上。
1957年10月，《使者》杂志在北美创刊。50年代初，由于美国放宽对华人移民和留学的限制，华人留学生的人数与日俱增，其中不少是基督徒。北美各校园中的查经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为了使散居各地的华人基督徒学生能彼此联络、分享心得，也为了向华人留学生传福音的需要，《使者》杂志诞生了。《使者》的撰稿人大多是华人留学生或专业人士，它是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园地。
1958年4月，王明道和夫人刘景文再度入狱。此次是因他们夫妇主动到公安局，指出悔改书并不代表他的信仰立场。王明道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被判刑18年。5月，一度获释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当年受王明道施洗，1946年在北京开设“福音堂”的袁相忱，也在同一时期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20世纪60年代
60年代初，中国的一些省份出现了基督教的复兴。从普通信徒中产生了一批非职业的游走传道人，在乡村四处传扬神的福音。城市教会信徒压力也相对减轻。
1961年，台湾的校园团？一步发展，各处的英文查经班改为基督徒团契，联合的团契分为各校团契。校园团契把重点放在小组查经上，始终坚持不懈，用归纳法查经，找原则，许多人因此信主，信徒更因此得造就。一位国际学生团契的同工对校园团契留下这样的临别感言﹕“我求神让台湾的基督徒学生能渐渐将强烈的、以圣经为中心的布道精神和现代知识化为一体，不要让我们从避免用头脑敬拜的错误，进入完全藐视头脑的错误中，更不要让我们把在教会所领受的，和教室里所学的，整个分开”。
1961年，中国信徒布道会在美国底特律市成立。中信是一个不分宗派的华人信心差会，目的是联合北美教会的力量，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的华人。其刊物《中信》月刊、《传》和《挑战者》（英文）起到了文字差传的作用。1979年，中信差派第一对宣教士到中美洲巴拿马华人中工作，同时开始了暑期福音队（短宣）活动。90年代，中美洲及东南亚各国已有中信宣教士的足迹。中信对中国大陆有每周九次的福音及造就性的广播。
1963年，大陆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开始进行“宗教大辩论”。辩论的问题相当广泛，包括宗教的定义、宗教自由的范围、宗教政策的执行等。辩论双方分别代表宗教政策上的温和派与激进派﹕温和派的牙含章力主宗教在唯物史观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一段时日，便会自行消亡，因此无需采取激进手段促其消亡；激进派的游让、刘俊望力主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因而要进行斗争，促其消亡。辩论持续到1965年。
1964年，在15年默默播种之后，远东广播公司收到第一封大陆听众来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每月能收到6…8封大陆听众来信。
1965年，台湾经济开始起飞。在日渐繁荣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因物质上的满足而安于宴乐与现状 ，忽视了心灵上的需要，不仅吸收信徒困难，连原本为信徒的，也有冷淡退后的。台湾教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经过15年的发展，教会事工已由开荒转入牧养，而教牧人员牧养经验的缺乏造成教会发展的停顿；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乡村教会的信徒移往城市，但与城市教会不能很快产生认同感，造成一定程度的流失。这一现象在70年代末才有改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基督教也在被打倒之列。十年动乱，整个中华民 族都处在苦难之中；信徒们为了主的缘故，更多了一层试炼。8月24日，红卫兵冲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