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
记不清哪朝哪代哪位诗人，曾写过这样一句不朽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
…作者题记
引子
在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在赵蒙生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相识了。
寒暄之后坐下来，便是令人难捱的沉默。赵蒙生是这三营的指导员。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其母是位“三八”式的老军人。三年前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羡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这云南边陲。另外，他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柳岚；也离开了大城市来到这边疆前哨任职。
在未见到他之前，军文化处的一位干事简介了上述情况之后，对我说：“你要采访赵蒙生，难啊！他的性格相当令人琢磨不透。他的事迹虽好，却一直未能见诸于报章，原因就是他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多次采访！”
脾气怪？搞创造的就想见识一下有性格的人物！
见我执意要去采访，文化处那位干事给赵蒙生所在团政治处打罢电话，又劝我说：“李干事，算了，别去了，去也是白跑路。团政治处的同志说了，三天前赵蒙生刚收到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那汇款单是从你们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赵蒙生为那汇款单的事两宿未眠，烦恼极了！”
一张汇款单为啥会引起将门之子的苦恼，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于是，我更是毫不迟疑地乘车前往。
此时，我虽见到了他，但他一句“没啥可谈”，便使我吃了“闭门羹”。
坐在我们一旁的是营部书记（注：营部书记是作文书工作的，相当于排职干部）段雨国。象是为了要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他起身给我本是满着的茶杯，又轻轻添进一丝儿水。
赵蒙生仍是一声不吭。他是个非常英武的军人。从体形到面容，都够的上标准的仪仗队员。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此时他那拧着两股英俊之气的剑眉下，一双明眸里布满了血丝，流露着不尽的忧伤和悲凉。难道还是为那汇款单的事而苦恼？
也许他也受不了这样的沉闷，他摘下了军帽。我这才发现他额角右上方有道二指多宽的伤疤。我正琢磨着该怎样打破这僵局，想不到他竟开口了：“听口音，您象山东人？”
“对，对。我老家离沂蒙山不远呢。”
“您在济南部队工作？”
“我是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
“那么，您怎么会来这云南……”
我连忙告诉他，三年前的初春，在总政文化部的统一组织下，我曾有幸来过这云南前线跟随参战部队，经历了那场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访问一些三年前在战场上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如今又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
“噢。”他出于礼貌点了点头。
见采访火候已到，我忙说：“赵教导员，您能否给我谈一谈，您是怎样说服您的爱人柳岚同志来边疆的……”
“啥？让我瞎吹柳岚呀！那真是可悲可叹！”他连连摇头，自嘲地接上道，“柳岚回去休探亲假去了，她现已超假二十多天未归队！我们正准备打报告给她处分。小段，你证实，这可不是瞎说吧！”
书记段雨国约有二十三、四岁，白皙皙的脸蛋上挂着书生气。他很是认真地对我说：“对。柳军医超假已二十二天了。可她有病假条。”
“那病假条绝对是骗人的鬼把戏！”赵蒙生愤慨地对我说，“柳岚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年，就多次嚷着要脱军装转业，说这里绝对不是人住的地方。看来，要让她继续留在这边防，那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说罢，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眼下是三月，我临离开济南时刚见过一场大雪，而这地处亚热带的滇边，竟是酷热难当了。屋外，树上知了的叫声响成一片，我心中涌起阵阵燥热。看来，我这次采访也将是毫无收获了。
过了会，他竟又开口了：“既然您是从山东来的，那么，先请您看看这……”
他递给我的，正是那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汇款单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枣花峪大队寄来的。上面写有简短的附言：
蒙生：这是三年多来你寄给梁大娘的钱，现全部如数给你寄回，查收。
“汇款单是前天寄来的。我真搞不清梁大娘为啥把钱全部退给我……”赵蒙生用拳头捶了下头，脸抽搐着，痛苦异常。
沉默了一大会，他才静下心来对我说：“在自卫还击战前前后后，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也许有了那段经历，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稍停，他望着我，“您要有兴趣的话，我倒可以把那段经历讲给您听听。”
我连连点头：“好。您讲吧。”
他站起来：“先请您看一下这两幅照片——”
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帧带像框的照片。他指着左边的像片说：“这张放大了的六吋免冠照，是我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名叫梁三喜，老家在山东沂蒙山。他原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在还击战中壮烈殉国。当时，我是九连的指导员。”
还未等我仔细端详烈士的遗容，他又指着右面那张十二时的大照片说：“这是梁三喜烈士一家在他墓前的留影，这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白发老人，是烈士的母亲梁大娘。这身穿孝服的年轻媳妇，是烈士的妻子韩玉秀。玉秀怀中抱着的是梁三喜未曾见过面的女儿，名叫盼盼。”
我们又坐下来。赵蒙生的表情仍很沉重。
我从旅行包里取出小型录音机，轻轻装上了磁带。然而，赵蒙生却向我摆了摆手：“别急。在我讲述之前，我得向您提出三点要求，当您认为我的要求您能接受时，我才有可能对您讲下去。”
“哪三点呢？”我轻声问。
“其一，当您把我讲述的故事写给读者看的时候，我希望您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去打扮这个朴实的故事。要离部队的实际生活近些，再近些。文学是要有审美价值的，而朴实本身不就是美吗？”
想不到跟前这教导员竞如此有文学修养！他说的全乃行家之言，我当即点头同意。
“其二，当前读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不甚感兴趣。我看其原因是某些描写战争的作品却没有战争的真情实感，把本来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磨平，从而失去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别林斯基说过，缺乏戏剧性的长篇小说，是生气索然而沉闷的。这话有道理。但有的作者为追求戏剧性，竟凭空编造故事，读来则更令人感到荒诞不经。这里先请您放心，我的亲身经历，本身已具备了戏剧性。不过，在我进行必要的铺垫和交代时，您开始会感到有点儿沉闷，但希望您不要打断我的讲述。我请求您耐心地听下去。您最终便会知道，这个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即使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情，为之落泪的！”说罢，他望着我，“您能不加粉饰地把它记录下来吗？”
我再次点头表示从命。
“其三，在这个故事中，我和我妈妈都纷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您必须如实描绘生活中的‘这一个’，如果您稍将‘这一个’加以美化的话，这个故事不是大减成色，便是不能成立了。因此，这是三点中至关紧要的一点。”
我大惑不解。
这时，书记段雨国对我说：“在教导员讲述的故事中，我也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但我也诚恳地企望，您切莫对我笔下留情！”
呵，又出来一位“这一个”，我更不解了！
“我提的三点，尤其是第三点，您能接受吗？”赵蒙生催问我。
我急于听到下文，连忙点头同意。
第二部
高山下的花环（二）
以下，便是赵蒙生的讲述…
一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我离开军政治部宣传处，下到九连任指导员。我原来的职务是宣传处的摄影干事，那可是既美气又自在的差事呀。讲摄影技术，我不过是个“二混子”。加上我跟宣传处的几位同志关系处得也不太好，我要求下连任职，是他们巴望不得的事。
我不多的家当，两天前就由团后勤处的卡车捎到了九连。当团里用小车送我到九连走马上任时，我随身只带着个小皮箱。皮箱里装着一条大中华烟，还有一架“YASHIKA”照像机。那架进口照像机，是我八月份回家休假时，妈妈托人给我从侨汇商店里买的。当我把公家的照像机移交之后，高兴时我还可以玩玩这“YASHIKA”。
当时，九连的驻地并不在这边防前哨，离这里少说也有千里之遥。营房也是设在阒无人迹的深山沟里。
我和梁三喜及九连的排长们第一次见了面。
梁三喜两手紧紧握着我的手，煞是激动：“欢迎你，欢迎你！王指导员入校半年多了，我们天天盼着上级派个指导员来！”
看上去，梁三喜是个‘吃粮费米、穿衣费布”的大汉，比我这一米七七的个头，少说要高出两公分。那黝黑的长方脸膛有些瘦削，带着憨气的嘴唇厚厚的，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一望便知，他是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参军的。
他望着我：“指导员，有二十六、七岁了吧？”
我说：“咱可不是‘选青’对象，都三十一啦！”
“这么说咱俩是同岁，都是属猪的。”他笑着，“可看上去，你少说要比我小七、八岁呢！”
“连长，你也学会‘逢人减岁，遇货加钱’啦！”站在我身旁的一位排长对梁三喜说罢，又滑稽地朝我一笑，“行啦，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你俩这一对猪，今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吧！”
梁三喜忙给我介绍说：“这是咱连的滑稽演员，炮排排长！”
“靳开来，靳开来！”炮排长靳开来握着我的手，“不是啥滑稽演员，是全团挂号的牢骚大王！”
梁三喜接着把另外三位排长一一给我介绍。
外表比我老气得多的梁三喜，又诚驾地对我笑着说：“行呀，今后你吹笛儿，我捏眼儿，一文一武，咱俩配个搭挡吧！”少停，他叹口气，“咳！副连长进了教导队，副指导员因老婆住院回去探家了。这不，连里就我和这四员大将连轴转，你来了，就好了。要不然，今年我的假就休不成了！”
靳开来接上道：“连长，干脆，明天你就打休假报告，争取下个星期就走！别光给韩玉秀开空头支票了，让人家天天在家盼着你！”说罢，他转脸对我，“奶奶的，连队干部，苦行僧的干活！”
看来，我的搭挡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这，还算是对我的心思。
紧急集合号声骤起。那刷刷的脚步声告诉我，要让我“宣誓就职”了。
“同志们！”梁三喜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新来的赵指导员！”
如雷的掌声过后，队列里鸦雀无声。
我当摄影干事时曾下连拍摄过队列照片。但如此整齐的队列，我却第一次见到。四行队伍成四条笔直的一线，个个收颌挺胸，纹丝不动。连队是连长的镜子，我顿时觉得梁三喜可能是位带兵极严的连长……
“同志们，赵指导员是主动要求下到我们九连的！他从大机关里来，文化高，有水平！”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队列，与适才那轻言慢语的声调判若两人，“同志们不要有丝毫的误解，赵指导员既不是下连代职锻炼，更不是到这里来体验生活的，上级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他的行李和组织关系等等，全一锅端来了！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军人么，服从命令是天职，大家要坚决服从指导员的指挥！请指导员讲话。”
掌声又起。可爱的士兵们鼓掌也总是拿出拚刺刀的劲头！
“同志们！我……水平不高，我缺乏经验，我……愿和大家一起，把咱连的工作搞好。我……讲完了。”
我本是个侃侃而谈的人，但众目睽睽之下，我的“就职演说”却是如此简短。全连解散后，我仍觉得脸上热辣辣，心跳如鼓。柯涅楚克在《前线》一剧中塑造了一个绝妙的艺术典型客里空，眼下我在生活中正充当着客里空的角色。但我又缺乏客里空的演技…撒起谎来可以百倍认真而心不跳、脸不红。
演戏，我分明是在演戏！滑稽剧？恶作剧？还是真正的悲剧！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
有些城镇入伍的战士把参军当成“曲线就业”，我甘愿从军机关下到九连任职，玩的是“曲线调动”的鬼把戏。
我出生于军人之家。授衔时爸爸是少将，妈妈是中校。记得我上四年级时，我曾跟一位同龄的伙伴，为争论谁爸爸的官大而大动干戈：
“赵蒙生，别瞎吹，再吹你爸爸也是一个豆！俺爸爸是‘双铁轨’，四个豆！”
“‘双铁轨’顶啥用！”我反驳说，“我爸爸一个豆是金豆，是将军豆！你爸爸四个豆是银豆，是校官豆。银豆比起金豆来，差远了！”
“你瞎吹！”
“瞎吹？你回去问问你爸爸，我爸爸让他立正，他不敢稍息！”……
于是乎，拳来脚往，俺俩打得不可开交。
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我挨了爸爸一顿好揍，我从来没见爸爸发那样大的火。我哭着到妈妈怀中撒娇，谁知妈妈竟也一把推开我，让我站好，严厉地训斥我：“什么官不官的，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记住，你是红军的后代，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
那阵儿，爸爸妈妈对我要求极严。他们坐的小车从来都不让我坐，我穿的衣服也是姐姐穿下来之后改做的。妈妈经常给我讲述战争年代的艰辛生活和英雄人物，还有意识地给我买些这方面的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盖达尔的《帖木尔和他的伙伴们》。读了之后，我和小伙伴们便象帖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