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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好朋友，是美国一所叫“哈佛”的大学的博士。我这好友，在爱情上过得不顺利，大家就总会努力帮他找些可能的对象。
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见面时候，他就会很干脆的回绝：“嗳呀，人家不会对我有兴趣的啦！”
这时就必定有人会加油打气：“没兴趣？！是哈佛的博士耶！怎么可能没兴趣？！”
我这好友也就必定会回答：“哼！博士又怎么样？！哈佛又怎么样？！”
是啊。气象播报员，自己开口了——
“哈佛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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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从一进大学开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对劲”！
当然并不是说有鬼。有鬼没什么不对劲，很多大学都有鬼。
不对劲的，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大部分老师，表面上都煞有介事，骨子里都恍恍惚惚，不知道大学到底是个干什么的地方。
我的同学，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人生第一次没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我的老师，多半表现的态度是：大学，是老师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大学的消极功能，本来就有一大重点是培养互相尊重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学科与学科之间互相尊重。
不过，我会感到不对劲，是因为这种“大家不管大家”的局面，竟然就是“大结局”了，接下来，没有了。
大家不管大家，就是这样了，你被当掉也没人管，你不好好教书也没人管。
连人格展示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人格的养成了。你有机会展示的，是打撞球的技术、投资股票的灵敏、避孕的花招、摆地摊的口才。这些东西。
偏偏我认为，大学的一项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养成人格，而不只是“养人”而已。
于是在这样的大学气氛里，我当然是关起大门过我的日子。所幸我念的大学，校园超级美丽，起码比美国好几家名校都美，让我能够以开阔的环境，做为自闭的居所。
台湾当时的其它大学，也都不会比我念的学校高明多少。排名最前面的那几所，情况也许好一些，可以根据我这些年来，跟这些大学往来的经验，充其量也只能觉得，闪耀光芒的，通常只是精彩有魅力的个人，很少是一校在制度上展现的风华、在治学上展现的气派。
台湾几十年来，政治大环境上，尚且关关卡卡、踉踉跄跄，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各大学卓然自成真理与知识之天堂，当然是奢求。
回想政治戒严时期，似乎大学里还有机会让知识人略展不同标准的“风骨”，不像解严以后，大学变成资本化社会的育幼院，教室里，老师的行动电话与学生的呼叫器齐响；教室外，老师与学生成为同一家直销公司的上下线。这一方面有开发中国家的生猛，叫人为之失笑；另一方面，又令人无比惋惜，眼睁睁看见人生最珍贵的事物、与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就为了先赚到手那些钱，以致两相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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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在台湾的大学，见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所以我挑选研究所阶段的美国大学时，就特别注意这些学校从招生阶段开始，是否就已展现了不同的理念和风范。
从大学阶段的英文系念完以后，我就知道文学不可以再往下念，再念势必会伤害我对文学海阔天空的信赖。
因为已经确认：写东西必须靠自己，对这条路就暂且放下心来。当时左思右想，觉得电影这池二十世界的大浑水，是非要去沾惹一番才行的。写字毕竟已经会写，电影却完全不会拍，不趁此时练就武艺，更待何时？！
下手一查美国各研究所概况，立刻发现老牌名校几乎全部不设研究所阶段的电影课程，原因无他，一言蔽之——他们觉得拍电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学问。
就拿常春藤诸大盟校来说，当中就只有哥伦比亚大学一家，心不甘情不愿的设了一门“导演学与编剧学”的专业硕士学位，算是过滤掉拍电影过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术部分，当然，也同时节省了惊人的硬件器材费用。我还记得那时坐镇该研究所的，正是以《飞越杜鹃窝》和《阿玛迪斯》威镇影坛的大导演米洛斯福曼。
其实不要说是雄罢美国东北角的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级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莱、西北、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设立电影理论的相关研究所，没兴趣把拍电影的学问，开成专门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经费是一大顾虑之外，摆在第一位的，当然还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学术标准。
我是深爱电影之人，也确知电影已累积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对于这些名校的老大心态、沙文态度，当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拥学术传统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学之风，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样为我所支持。
不过这些名校近年颇受财务重压，为了多赚学费，也常常广开善门，大大放宽招生标准。只希望他们晚节能保，找到能兼顾募款与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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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申请研究所的方向当然也就转向一批较年轻的大学，这些大学中，也颇有几所名气大、而且电影研究所也够顶尖的学校。
一般公认美国在电影摄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几名，无非就是下列这几家比来比去——
位于好莱坞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我在向这几所学校索取申请书与学校简介的时候，就开始发现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据，相映成趣。
拿我后来进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来说，我就发现他们虽然每年申请进入电影摄制研究所的人超过六百，而名额只得三十人，但他们在筛选时，却不重视拍电影方面的经验，而是以你的创作潜力，做最优先的考量。
这种标准，使得我入学后，发现同班的研究生，分别具备了各式各样的有趣背景，有念经济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历史、念人类学的。
加州大学这样做的企图很明显——拍电影这件事，应该登得上学术殿堂，但你从创设期开始，就必须构思：如何扩大电影人的视野、如何使电影的人文基础更深厚、如何使一家电影摄制的研究所，不至沦落为“职业训练班”？
加州大学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术导向的包袱，仔细吸取各领域能为电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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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大学的求学过程，当然还让我见识了各式各样的大校风范。像该校对我这样一个外国学生所知不多，就给了我学费全免的优惠；或者天方夜谭般请到影史上第一大师奥森威尔斯驻系指导；或者是全力协助学生实现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学态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学生必须担任电影业中类职位，并与所里各色人等共世的强硬原则。
所以有些经历，都使我相信了大学理念，并非日趋缥缈的空谈，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课程设计、靠号召人力、靠资金运用来逐步架设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于体制的可能，远超过受惠于体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学的体制下，我很扎实的受了惠，原因很简单——那个体制，是一个敦促人良性竞争、成全人自我实现的体制。
大学之所以能“大”，大学之所以能“学”，都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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