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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引用：雷海涛在东芝已经工作13年了，但和日本东芝公司的员工相比起来，他到公司的时间并不长，“在日本企业，还有一个和中国企业不一样的地方，员工可能是‘终身雇佣’，这种制度有好的一面，正是这种人才的延续性，使得日本制造更加精细，使公司对员工的投资带来更高的回报”。
工艺需要一个人的工作节奏和技艺达到完美的地步，这还不够，还要几百上千的人，把工作节奏达到完美程度后，形成一个同样完美的工作流程，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积累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也只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例如日本，或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阶段如中国1949到1985年，才能大幅缩短这种工艺差距，形成技术上积累的突破，达到科学思想上的积累，进而文化上的积累，形成资本积累的社会循环。
在日本佳能公司在北京的研发基地，我才明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技术密集性产业，血汗工厂是劳动密集型的吗，确切地说不是，因为血汗工厂的工人组织程度低，他们的劳动成果无法进行劳动密集型积累。向日本企业学习的结果是，知道中国媒体和官僚的愚蠢，如果技术密集性企业不是劳动密集性的，技术还有什么意义。
在日企感触最深的不是日企的无人工厂，那是最虚假的一面。最真实的是日本企业的劳动密集到了惊人的程度，以致于日企员工很轻易地就可以把劳动转变为工艺，而他的中层干部也可以很轻松的把工艺转变为技术，这些技术和工艺在某些方面可以累积为无人工厂这种成果，但是最让人深省的是日企密密麻麻的员工以统一步调像蜜蜂或蚂蚁那样有条不紊的组织性工作的场景，员工如此密集，气氛却如此轻松，完美的纪律，高超的工艺，只有日本企业才做的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接近了，让邓小平将则民主溶剂彻底毁掉了。
日本大企业总结的经验是，维持生产线稳定，不要辞退员工，如果非要减少生产线上的员工，要减少最优秀的，而不是技术水平低的。因为减少技术水平低的或一般的员工，会损害士气，形成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减少生产线最优秀的员工，会给技术水平低的员工机会，达到工艺积累扩大到全体工人，技术水平低的员工，依赖性强，会更有集体精神，对有组织生产和工艺需要工人整体积累的要求也更符合，这就是古人讲的：不善人，国家之资＇老子：不善人，善人之资＇。而那些减少下来最优秀的员工因为能力强，可以迅速学习其他的技艺；就是自谋生路，也要比其他人强，不会去犯罪，而会很快独立找到合适自己的位置，维护了社会稳定，日本确实是个比中国稳定的社会。
中国的国企改革的领导者们，卖力地，满头大汗地帮助外资摧毁了中国国内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工艺积累成果，在这种工艺全无积累的情况下，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无法根本掌握，甚至完全掌握不了。
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只能整套引进生产线，而且一到技术更新，这些生产线又要抛弃重新引进。因此，中国的生产是非积累性的，也就是非资本式生产，因此是价值回报低的生产，资本体现价值的地方，就在于自我积累，或者更清楚地说，资本有积累劳动和劳动力的能力，形成工艺和技术，因此资本有积累生产力的能力。积累劳动力的资本才是最好，回报最高的资本，引进来而无法自我积累的资本，是贱卖自身。
以为中国当官的不想自己制造机床吗？实际情况是，因为工人大量下岗，工艺积累大量流失，没有连续的工艺积累，想造出高精密机床，也是力不从心，因为任何高工艺积累，都要几十年时间，都要用尽人的一生，包括信仰。日本人对我说，日本人把工作当作信仰，我说中国以前也是。
电子工业更需要需要整个社会是稳定的，有组织的，他不仅需要电子工厂内部工人工艺是积累的，不仅需要，而且需要进入电子工厂的酸液，比如硫酸浓度在几十年内，浓度变化在一定体积下低于千万分之一，你有时打个喷嚏都会破坏这个标准。
因此出现一个生产线在外国，产品都是合格的，在中国产品百分之二三十是不合格的，因为外国进入电子工厂的酸，浓度在几十年内，浓度变化在一定体积下低于千万分之一，偏移是千万分之0。01，中国可能是七月偏移千万分之0。02，八月千万分之0。005，十一月千万分之0。015，结果中国人造出的电阻不同批次的电阻，误差率就相互不同，品质不稳定。因此他的产品也不稳定，原因是整个社会就不稳定，不精密。精密需要组织。
鲁迅开始要医治人的肉体，后来他转为医治人的精神，我开始想学技术，科技，改变中国的落后，经过近十年的工作经验，觉得中国缺乏的不是工厂和技术，而是缺乏有力的，坚持的信仰组织，还有社会组织。
反思改革，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改革
一、市场化误导了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
八十年代时，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金融还都是在计划体制中，国营企业还占生产的绝大部分，对外开放还刚刚开始，外来投资和商品都不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中，引进市场成份，引进竞争机制，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取得公认的改革成就。这时，市场的积极作用明显，而受计划框架约束，消极作用不容易发挥出来。相应地，主流还主要起着积极作用。但到八十年代末，主流已经犯了一次重大错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他竭力倡导放开市场、放开物价，结果导致八八年至八九年初的猛烈的通货膨胀。这是八九事件的诱因，也是九十年代初期三角债的根本原因。
为经济学家本来应该懂得，三角债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怎样摆脱生产过剩？正确的方案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消化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大跃进”制造的过剩生产能力。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已经开始作用，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已经出现。但是，市场迷信者并不这样考虑问题。当时，经济学刊物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生产过剩不是市场机制的内在特性，而是投资主体没有市场化，投资者患有“父爱病”，得了投资饥渴症。所以，消除三角债的根本出路在于国有企业私有化，造就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对于形成这种舆论，主流经济学家劳苦功高。这样，一方面可以摆脱应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推进市场化。这就像医生用错了药，小病治成了大病，他说不是药方的错误，而是你本来就有大病。现在，通过用药，大病暴露出来了，这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责任。继续用这个市场化的药方治，病一定能好。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这样不顾病人死活，迷信自己药方的庸医。
果然，推进市场化，特别是把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化，塑造合格的市场经济主体，用“产权明晰”论斩断预算软约束的“父爱主义”黑手，国有企业用小卖大股的方式私有化，逐渐地成为现实政策。结果是1992年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经济迅速泡沫化，政府不得不再次紧急刹车。但是，生产过剩更加严重，以致不得不用砸锭子等方式来销毁过剩的生产能力，并导致了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下岗浪潮。这实际上是1988年决策错误的再版。领导固然有问题，但利用并放大领导的错误，摇旗呐喊、火上浇油的又是谁呢？难道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吗？
1994年以后，内需长期不振。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懂得，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仍然是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正确途径。但是，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加大干预市场经济的力量，与主流经济学家所迷信的市场化方向不符。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求助于外资，求助于国际市场。为了吸引外资，不惜放弃对外资的种种限制，甚至不再要求“以市场换技术”；为了扩大出口，不惜无条件加入WTO，让弱小的本国企业直接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极大地压缩了各类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或听其依附于外资，却美其名曰“鲶鱼效应”。最重要的是，大幅度降低汇率，使国家财富整体大幅度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的投资成本，强力推进了出口。1994年是中国放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而甘愿沦落为世界打工厂的转折年。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当然应该负更加主要的论证和鼓吹责任，他用比较优势论欺骗国人，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老老实实地做世界加工厂，国际打工仔，千万不要幻想赶超，幻想自主创新，当心落入“创新陷阱”。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世界经济一片萧条，中国经济也卷入了危机。内需不振，外需不足。怎么办？仍然可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速产业升级换代。可是，这些都是硬功夫，政治阻力大，见效慢，不符合市场化的方向。于是，财政、金融、出口一起上，力争1998年的经济实现8％的增长，即所谓保八。财政上，国家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花下一届政府的钱；金融上，以住房市场化带动大笔银行资产投产房地产业，银行贷款给开发商建房，又贷款给消费者购房，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在扩大出口、吸引外资上，则是加入WTO，给外商超国民待遇。就在这一年，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了，招生扩大了，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主流经济学家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主流经济学家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主流经济学家；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主流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