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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成长真相
中国技术成长的真相…拜会运10副总设计师程不时（转）
与程不时先生在延平路上的仕缘咖啡馆见面，咖啡馆环境幽静，早上还只有很少的人。谈到了当前中国经济状况，医疗和教育改革失败，其它失败不说了。还谈到了经济学家。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程不时先生说他有个同事，转行搞经管，说经济学家的数学知识一塌糊涂，还好意思推导来逻辑去。教育的失败，产业化还是小问题，只有知识的灌输，而没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教育，离了书本和洋人无所适从。
话题自然而然转向了航空和Y10。程不时先生讲了不少航空工业的事，与我原来的认识大不相同。在那个所谓的闭关锁国的时代，竟然也是个崇尚洋货，视洋人为上帝，视洋话为圣经的时代。首先想到的是买，买不到了就想完完全全，一丝不苟地抄，跟在后面爬行。凡是和洋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中国人如果不按国外现成的步子走，自己“别出心裁”会带来想象不到的风险，说不定会天塌地陷。当一架国产飞机在设计中时，就说“不能飞”。到飞起来了，就说“不能用”。这种思潮几十年一贯。反对“由中国人来当中国产品的家”。中国只能生产外国产品，只能由洋人来当家。自主研制的机型处境艰难，CJ6、Q5就像悬崖峭壁上的雏鹰，不知何时一个事件就会坠下悬崖。它们幸运地活了下来，先行展翅雄飞，成为一代名机。当年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是空穴来风。程不时先生还讲了个趣事：
Y7仿制的是苏联的An24。当然是100％测绘仿制。但发现有问题，当飞机降落不成功复飞时，容易机头下栽，俗称“鸡啄米”，很危险。程不时先生和几个专家会诊，判断是原机型设计有误，襟翼放下30度时就可以消除此隐患，但原设计是放下35度。改装很简单，只需要用一把螺丝刀调整一下限位开关。但就是不改，土专家说话不顶用。一次航空部领导亲自乘坐Y7，复飞时差点坠毁，这下该改了吧，还是不改。理由很简单，不改出了事，责任在洋人，洋人的设计问题。如果改了出了事，就是自己的责任。多少年后，程不时先生再去询问相关负责人改了没有。回答是改了，因为到苏联去看了，人家的飞机从35度改到了30度。既然洋人改了，于是自己也照样改。
没有“原准机”（仿照机型）的Y10下马就不奇怪了。Y10下马的原因很多条，诸如是XXX的项目，体制问题，不应该一步跨越，没有按照所谓的客观规律等等，这些都不是关键的理由。关键的理由实际就一条“中国人就是不行”， 外国没有的，中国人做出来也不算，就是不相信中国人能独立自主发展高技术。听到“中国人就是不行”让我深有同感，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告诉我，确实如此。首先要进口原装货，差一点的也要合资的，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想到找中国人做。但明白听到“中国人就是不行”，还是让我震撼。我的中国导师经常念叨的先进事迹，是他1976年时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压力机，采用了一种外国没有的设计，完全是独创，鉴定的时候受到猛烈质疑。他大义凛然“外国人一个脑袋，中国人也是一个脑袋，凭什么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在当时批判“洋奴”哲学的大环境下，他的压力机最终定型投产了。
我的日本教授原来是学航空的。曾经到美国参与过大型运输机C5银河的设计。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美国当年允许日本造飞机，现在日本飞机一定是世界第一。我的日本教授没有赶上好时代，由于战败，日本被禁止和限制造飞机，他只能在梦中实现他的飞行梦。程不时先生曾经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虽然艰辛坎坷，但还有许多作品在中国和异国的蓝天上飞翔，在事业处于颠峰的时刻，大鹏却突然折翼，一个时代结束了。
日本有“世界一”的雄心壮志，但被外力限制了，现在逐步挣脱限制，开始了它的雄心勃勃的航空计划，大型飞机计划和新一代超音速飞机计划等等。中国正好相反，挑战世界强者的雄心已经被自我阉割了，于是可以寻找到无数条理由去论证自己“不能”。 大鹏折翼后，连仿制的勇气也丧失了，中国的大型飞机只能在梦中，抱负仅仅只是给人打打下手，挣点加工费。中国积累的巨大生产能力和科研基础设施白白被浪费了。
程不时先生搞了一辈子科技，天天与公式逻辑推导打交道，但他最烦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禁锢人的思想，专注于细枝末节却模糊了整体和最终目标，重过程轻目标，于我心有戚戚焉。科学实际上是不讲逻辑、严密推导的，讲究的是灵感和直觉，能够提出现有假设逻辑不能推导出的新体系新观点。这些天马行空的新体系新观点，最终需要落实到“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之上。所谓的规律实际是前人走过的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要勇于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但我们的教育彻底失败，把“科学”教育成是在几个假设基础上严密的逻辑推导，在别人的路径下一丝不苟地亦步亦趋，因为这是“客观规律”，违反了就要受惩罚。于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就当那些是科学是真理是圣经了，是可靠的结论了。现实中出了问题，是因为和“客观规律”靠得不紧，需要继续修炼，或者相信将来会进天堂。程不时先生的一句话非常经典“他们都是农民”。我才回想起来，与主流经济学家会谈时，他们怎么举的都是当年在农村劳动的例子。小农的生产力几千年不变，生产关系可以几千年不变，在小农时代追求放之四海皆准的最完善体制有其坚实的思想和经济基础。但在生产力发展日新月异的工业时代，用小农思想指导中国改革，用小农的生产关系来套现代生产力，摧毁了中国的现代生产力，中国从先进国家发展成落后国家。
程不时先生的书《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的生涯》最后引用了一段文字，颇有共鸣，与读者共享：
青春的魅力表现在战胜胆怯、事业高于享乐，这样的人往往60高龄胜过20岁小伙。仅仅年龄的增长不能使人变成老翁，我们的衰老是因为抛弃了自己的理想。
对未来实现中国工业重振的思考
对未来中国工业重新振兴的思考—重建工业管理部门
现行的工业管理体制基本上是1998年政府体制改革的产物。后来再经过一些调整，国家级的工业管理部门大多数成了全国性的协会组织，如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等。还有一些如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系统（以后又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了改革），虽然名称变了，主体和领导部门还相对完整。地方一级的就比较乱，大部分演变成了协会，小部分保留着行业管理办公室，最好的是成立了工业促进局（极少）。应该说工业口各部门的改革是最彻底的，原有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被彻底打破了。
说是工业管理部门，只不过是计划经济的说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工业服务部门（连工业指导部门都谈不上）。国家级的虽然还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话语权已大大削弱。省一级的大部分都改成协会了，搞得好的不多。市县一级的基本失去了作用，撤的撤并的并，保存下来的不多。
弹指一挥间，入世已经五年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思考，得出了有必要重建工业主管部门的结论。
思考一、市场要求有一个工业主管部门。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表现在：
一、目前企业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与政府沟通的长效体制。企业间自发形成的民间意义的行业协会发展还刚刚起步，原工业口主管部门演变而来的综合性行业协会，影响十分有限。幸存下来的工业部门又没有什么职能，话语权十分微弱。除了少数企业能与政府建立较好的的互通机制，部分企业能利用专项整治、现场办公、逢年过节等机会与政府沟通外，大多数企业都无法与政府正常沟通（也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二、目前对工业企业的管理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发改委管立项，环保局管污染，技术质量监督局管质量……看起来好象政府已经全程监督了，其实不然。现实情况是人人都在管，人人都不管。人人都在管，是指每个部门都在管理企业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人人都不管，是指各个部门只管自己的条块，没有人管企业的整体情况。
三、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缺位和行业协会组织的不健全不权威，造成了目前企业的一盘散沙、各自为战。铁矿石进口价格的步步上涨和稀土出口价格的年年下滑，就是外企各个击破的典型事例。市场的无序竞争，最后还是使中国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相关部门的工作不力。客观上由于管理体制的高度分散，也没有一个部门能拿出一个行业公认的、权威的、可执行的办法。现场办公、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只适合特事特办，并不是长效机制。如果有一个机构有必要长期存在，就说明这个机构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需要这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机构，能对企业的整体情况进行归纳分析，能把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上传，能为企业行业提出指导性意见或长远规划，能为企业争取优惠政策，那它该是什么机构呢？模式只有两个：一是欧美式高度成熟的行业协会。但这种模式需要较长的时间，而目前中国的行业协会远未成熟：二就是政府部门。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指导目标下，工业口政府设置的机构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如制订全国装备政策的发改委工业司装备处，只有一名处长、两名副处长再加一名公务员。如此繁重浩大的任务，这四个人怎么可能独立完成？他们只有委托全国性的专业协会来完成。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行业协会只会从本行业的利益出发，不可能为别的行业考虑，国家不可能为所有的行业都制订优惠政策，所以对行业协会的意见要慎重审核。特别是在中国的市场法制建设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排除企业与协会的“权力寻租”“暗箱操作”。既然还得由政府部门拍板，从保证公正公平的角度出发，也为了容易区分责任，笔者倾向于国家级设置政府部门。
国家级的还好些，地方的情况更不好办。地方行业协会根本就没有全国性协会的号召力，也没有那么多专家。省市发改委装备处听取地方行业协会的意见吧，不够全面也不够权威，还有的是只考虑协会会员这个小团体；不听取吧，又对行业不了解，难免制定的一些文件与实际情况脱节，停留在政策层面无法执行。为了保证政策的权威性（没有可操作性政策就没有权威），为了保证政策能落到实处，为了保证与中央指导部门的有效衔接，笔者倾向于地方也设置政府部门。
那由哪个部门来管理比较合适呢？坦率的说，目前没有一家主管部门有足够的经验管理。因为各部门是各自为政，所以对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工艺流程缺乏必要了解，更谈不上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何况全面的管理监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环保部门、技监部门就对电镀行业缺乏了解。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属于国家的政策限制范围，却是产业链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环保技监部门只知道按照政策给予罚款，却不知道这些企业利润很薄。很多企业都是无力上马环保设备，只好边罚款边生产。难道就解决不了吗？
让企业清洁生产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严格的法律条令，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外因；二是合理的排污成本，这是内因。内因总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抓住了关键问题就很好解决了。不需要国家政策豁免，也不需要政府免税。只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电镀工业基地，把电镀企业集中起来统一生产统一排放，再引进一家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污水，既可以达到排污标准，又为企业节约了成本。环保技监部门检查也省心，省得玩“猫抓老鼠”的游戏。（当前情况是很多小企业为了逃避监管，都躲在很隐蔽的地方生产。增加了执法成本，执法效率也不高。）
有一个部门熟悉企业的情况，那就是原来的行业主管部门机械工业局。很多人员都是从企业选拔上来的，对企业有充分了解，既能坚决执行政策又能为企业提出合理建议。但全国目前类似的部门都是无职无权或有职无权，属于弱势部门。虽然武汉市机械促进办为此呼吁了很多次，但一直收效不大。
现在是市场要求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规划管理部门，能把企业的意见反映到高层。企业普遍感到缺乏话语权，缺乏交流渠道。政策制订者对企业缺乏深入了解，有些就是拍脑袋决策，还有一些是大话空话套话，无实质性内容，无操作性可言。现在的企业并不仅仅是为一点政策优惠而来，他们要求公平的市场环境、透明的阳光操作、流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