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①。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②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1556）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1725）及《授时通考》（1737）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1771 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1608—1868）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 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 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 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① 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版，第46、248 页。② 三枝博音：《支那■代表的■技术书——宋■星■〈天工开物〉》，《支∧俏幕 复浴返*59 页，东京名取书店1942 年版。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①。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②。
政论集《野议》和诗集《思怜诗》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1636）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①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1776 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1636），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②。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①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1，pp。 12—13（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vol。3，p。154（1959）。
② 薮内清：《科学史■中国文明》，132 页（东京：NHK■，1982）。
① 宋应星：《野议·民财议》，第3—4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思怜诗》，明崇祯九年原刻本。
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
《论气》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1637），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1020—1077）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根据宋应星的理论，万物生成和演化图景可以下图表之（第1983 页）。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27—107）、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① 宋应星：《论气》（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①。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1619—1692）所发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③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①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1644），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②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③ 朱熹：《诗经集传·小雅·十月之交》卷5，中册，中国书店1985 版，第90 页。① 宋应星：《谈天》（1637），明崇祯十年原刻本。
第四十八章朱载■第一节家世和主要著作朱载堉是明宗室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人物。
朱载堉（1532—1611），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仁宗朱高炽第六代孙。仁宗第二子朱瞻埈被封为郑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凤翔（今属陕西），正统九年（1444）迁往怀庆府（今河南沁阳）。第四代郑王为康王祐枔，早卒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