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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情况比我说的还要糟糕。所有关于通灵人本事的报告全都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们所作的观察为依据的，这些条件据说排斥了作弊和作其他解释的可能性。通常不止一位观察者在场，但也不尽然。即使有多位观察者在场，他们通常也不是各写各的报告，只不过是同意主持人的报告而已。既然一切都取决于观察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最低限度应该符合可靠和有效这两个标准。
在过去125年中，某些科学家对所谓的通灵人的研究，没有一项符合社会科学家认为值得信赖的观察所应有的任何一条标准。在涉及人类行为的任何研究中，进行观察的人是关键的因素。当所研究的行为十分复杂或者需要作长期观察时，必须在拟定合适的观察系统之前先作大量预备性的和标准化的工作：判定这个系统是万无一失的；决定对有关行为观察的程度；拟描述的行为的数量和类型；在观察时容许有多大的干扰；怎样记录数据（当场还是事后记录）；等等。观察者必须接受训练，学会运用拟定的观察系统。并非每个人都适于作观察，不合格者必须淘汰。总之，观察系统以及观察者的可靠性都必须有所保证。
此外，任何一种观察系统都只能在拟定这种系统时所针对的标准环境和场合下才是有效的。如果目标、环境和任务改变了，则必须重新拟定观察系统并对之重作审定。把使用这种观察系统所得到的结果向公众报道，还必须符合有关专业的惯例和技术语汇。
上面我只是谈到了为使对人类复杂行为的观察具有“科学性”，所必须遵循的准则的一些皮毛。单就这些要求来看，我们就会知道这项工作是如何困难和花费时间了。如果一个研究者要使他的研究具有科学性，那么他只能如此，别无他法。从黑尔直至塔格和普索夫，他们所作的每一项报告，显然看不出曾为他们的观察拟定过任何系统的程序。既未对观察者进行过训练和检查他们是否已掌握有关的观察方法，也没有证明所采用的观察方法是可靠的等等。
相反他们的任务不是标准化的，甚至各项研究中的任务彼此也不衔接，各个研究者都独自行事各做各的测试，常常还与通灵人串通一气。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各种不同情况下所进行的实验中积累起数据，从而也就无从评断他们工作的价值。要想把同一通灵人在不同场合所作的表现拿来比较一番，是不可能的比较不同实验室的结果，也是如此。试设想，倘若在正统的科学研究中各个研究者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进行实验，随时随地冒出一些怪念头来，完全不顾别的实验者在做什么，那么，恐怕早就不会有正常的科学活动了。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整个心灵研究可说是混乱不堪，毫无内在联系。往往是，一位研究者对同一位受试者进行好些不同的测试，而不是在不同条件下去系统地完成一项或几项工作。就拿塔格和普索夫在1972年11月和12月间与尤里·盖勒进行的猜骰子实验来说吧。既然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直接的测试，既然结果又是那样引人注目（八次猜测，八次正确），那么，他们倘若能在盖勒第二次访问时继续下去，在更为明确的和作系统改动的条件下对他再做一些同一类型的实验，他们本可能接近于达到科学证据所要求的标准。一位研究者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去搞清他的“通灵人”估计会有的全部本事，这本没有错。但是这种预备性的普查属于试探阶段，它有助于研究者决定在以后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来进行系统研究。塔格和普索夫，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竟要求人们承认他们从一大揽子预备性实验结果中挑选出来的某些结果是需要加以说明的“科学“结果。
有一种现象值得科学界作进一步考虑，该现象的研究者自己必须能成功地重复同一工作并对它作系统的考查。但这还不够，至少有两种类型的重复是必须做到的：证明不同的通灵人能够在同一研究中成功地产生结果；证明不同实验室的不同研究者能够对同一通灵人取得成功的结果。
诚然，有人声言，认为这后一种类型的重复在尤里·盖勒的身上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然而，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完全文不对题。在有关研究中，没有一项研究使用了满足我所说的任何一条标准的观察条件。盖勒花在斯坦福研究所的那七周多时间，主要是用来取得令人信服的证据，想说明他能用超自然力的手段弄弯金属以及还有其他一些意念致动效应。塔格和普索夫承认，他们完全未能取得这样的证据。相反他们只是断定盖勒有某种超常的透视能力和心灵感应能力。然而，在伦敦大学彼此独立工作的两组人，伯勃克学院的物理学家报告他们成功地观测到了常念致动效应，而金斯学院的约翰·泰勒观测到的则又是另一些意念致动效应。这两组科学家甚至未曾试图从盖勒那里取得据说在斯坦福研究所观察到过的那类超感官知觉的实验结果。
本文开头我讲到问题的关键是，当一位科学家宣称他亲眼目睹了所谓的通灵人所表演的超常现象时，有兴趣的外行人怎样才能去搞清由此而产生的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的意义。我还提供了125年间持赞同意见的一些例子，从罗伯特·黑尔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支持说法全都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备受怀疑。每一位赞同的科学家也都受到了攻击，而且这种攻击多少带有偏见，不大公正。另一方面，受测试的“通灵人”的名誉多半也不大好，往往在其他场合行骗被抓住过。有时候还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有关的科学家的报告由于一种或多种缘故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我又分析说，想要用真实的或想象的缺陷去把这些报告否定掉的做法定会走入歧途，适得其反。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那无数的可能性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我们绝不会有把握地知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调查原来的情况——会是产生原始报告的原因，问题在于在科学质询的法庭上，所报告的结果是否站得住脚和是否能重复出现？是否的确有在科学的条件下通过可靠的和系统的观察而见到的超常现象或关系？一件事物绝不会因为它是由杰出的科学家做出的或者被他宣布是在科学条件下观察到的，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科学性”。除了要有在一个给定问题上具有共同情趣和共同追求的一批人而外，观察还必须是按照业经考验的标准程序做出的，观察者和使用的仪器必须十分可靠，报告的数据必须合乎规范，实验安排和任务必须是普遍采取的或者是已标准化了的。此外，如果报告的是异常结果，同现有理论和命题相悖，那么这些结果更必须在多种不同条件下加以研究，应该能够由不同实验室的独立的研究者重复得到。
在上面一段中，我们概述了一项异常结果是否值得我们作进一步考查和解释的最低判断标准。可是，读者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超常现象的报道，恐怕还是没有把握。普通读者多半不易读到原始出版物，只好依靠第二手资料。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否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呢？尽管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真正代替仔细阅读原始报道，然而有些原则还是很有帮助的。至少，根据下面这几个问题就能把通过一般信息渠道公之于众的许多哗众取宠的报道筛除掉：
1。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如何？
一躲讲，有两种资料来源：熟人的辗转传闻和宣传工具的报道，即所谓第二手资料；有关科学家对他所认定的超常现象的直接报道，即第一手资料。克鲁克斯关于他与弗洛伦斯·库克搞的那些降神会的报道，只在唯灵论的杂志上刊登过，他未曾打算在正规的科学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情况下，原始杂志的性质对有关报道就很不利，因为科学家一般都不翻阅那些杂志。不过，关于尤里·盖勒的匣子内骰子实验的报道是发表在《自然》上，那是一份资格很老的极有声望的科学期刊。这对于有关报道当然十分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有关报道曾经过三位独立的科学家的审定。
《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和大众广播作为第二手资料来源，多半要比五花八门的小报、充斥街头巷尾的各色杂志和商业广播可靠一些。当前者声明有关报道是转引自科学期刊或者某次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时，那至少已经过初步地甄别。但是，如果原始材料来自别处，也不必认真对待。如果第二手资料来源本来就是小报和商业广播，那就根本不必理会。
2。报告所依据的研究工作是以前做的还是最近做的？
一个外行人，对于根据不到一年以前的研究工作所断言的超常现象的报告应特别持怀疑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科学家在正统的科学领域总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肯公布自己发现的一种新现象，可是他们却急着根据一两次短期实验公开表示支持超常说法。而不愿花时间仔细考查他们所见到的现象。如果第二手资料报道的是几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系列研究，那么有关结果就要可靠得多。遗憾的是，新闻工具喜欢渲染“新的”和“最近的”突破，这正是“新闻”的特点。恰好是那些最近发现的尚未搞清楚的成果，新闻工具认为最值得报道，在多数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进一步考查，最初看起来象是超常的现象得到澄清，不再具有神秘色彩，这时新闻工具也对它失去了兴趣，而去赶时髦，另外寻找起来自实验室的热门新“奇迹”来。
3。原来的研究者是否能重复做出他的发现？
克鲁克斯至少还报道过在好几个不同场合凯蒂·金显灵的事件，而其他所报道的通灵人的特异表现，许多都只不过出现过一次。不知什么道理，塔格和普索夫再没有重复做过猜骰子实验，按说那种实验非常容易。
4。有关现象是否由其他实验室另外的研究者重复发现过？
如果一位科学家宣布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整个科学界只有在其他一个或几个实验室独立地证实了这一发现之后，才会对其进行鉴定。对于声称难倒了一切自然定律的事件，我们对它的要求自应更加严格。可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报道，没有一个例证是被不同的实验室证实过的。
5。原始报告是否符合观察人类行为应遵循的标准？
关于这个判据的内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个判据，是在我仔细分析过的已完成的一些报告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有关的描述不仅不符合客观性、可靠性、有效性和明确性中的任何一条，而且总是写得非常简单，不合规格。这一类描述所依据的实验条件没有现成的观察标准和记录标准，所以它们本应比通常的科学报告写得更详尽一些。可惜，实际情况总是正好相反。
我们再来看尤里·盖勒的猜骰子实验。对于这样一项有可能十分重要的实验，细节描述竟然残缺不全，粗略得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只是被告知，“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在一个3X4X5英寸的钢匣子里。”关于骰子的成分等其他情况，则只字未提。事实上，原来的报告非常含混，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是不是同一粒骰子。塔格和普索夫后来在他们的一本名叫《心灵研究》的书中谈到这项实验时又有所补充，即提到那粒骰子和所用的匣子是由斯坦福研究所提供的，骰子上还编有记号。如此看来，在所有十次测试中使用的应是同一粒骰子了。可是另外一个叫威尔核姆的人，他曾花相当多时间与那次实验的有关人员交谈过，却又写道：“使用了许多粒不同的骰子，每一粒上都蚀刻有一个供辨认的记号，以防暗中偷换。有时候，实验者用的还是一粒透明骰子，以担保盖勒没有用一粒内部藏有微型发报机的特制骰子。”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实验中是用了好些不同的骰子。为什么原来的实验者不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呢？原来的报告只是说，盖勒是在实验者或盖勒本人知道匣子里骰子哪一面朝上以前写下他的猜测。可是，谁打开匣子验看里面的骰子，原来的报告中提也未提。威尔赫姆的叙述要具体一些，实际上也更有利于原来的实验者。他告诉我们，是盖勒画出他猜想的骰子朝上一面的点码，然后展示在电视摄象机前。可是，塔格和普索失根本未提及曾用电视录象机录下过实验过程，无论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还是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很可能，并非每次测试都录过像。他们的“科学”报告没有提到谁是观察者，谁是摇动匣子的研究者，以及他们又怎样确保盖勒无法偷看。（针对别人的批评，他们在他们的书中断言盖勒没有机会偷看到匣子里的东西，却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防止他偷看。）关于那次实验的物理安排，诸如实验的具体地点，盖勒坐的位置，等等，他们也是什么也没有说。读者自然会以为，那次实验是在斯坦福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房间里坐着进行的。可是令人惊奇的是，在威尔赫姆的叙述中又有如下的一段：“有几次测试是在盖勒下榻的客房中进行的，由盖勒本人摇动骰子。当问及这样的测试安排漏洞很大，他有可能控制骰子的滚动时，普索夫回答说、盖勒把匣子摇动得很凶，以致不可能在摇动中作假。”
我们还获知，盖勒在猜想骰子哪一面朝上时，有时把双手按在匣子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到，原报告的作者不仅未能向我们提供一份科学的报道，反面是作了极不合适的，使人迷惑的描述。
我想，上面给出的一些简单判据已足以盖住科学家支持心灵说的差不多全部报道。在过去125年中竟没有一份这一类报道经受住严密的科学检查。这一点真可令人清醒。当我面对公众分析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和策尔纳这些人的事例时，听众中有几位物理学家对我说，由于自然科学已走过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