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的朝圣路_周国平- 第16部分

　199610临终的苏格拉底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著名的情节：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众人猜说纷纭而均不合其意。惟有他的老婆赵氏明白，他是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放心不下，恐费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茎。严监生果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奇怪的是，我由这个情节忽然联想到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个情节。据柏拉图的《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在狱中遵照判决饮了毒鸠，仰面躺下静等死亡，死前的一刹那突然揭开脸上的遮盖物，对守在他身边的最亲近的弟子说：“克里托，我还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千万别忘了。”这句话成了这位西方第一大哲的最后遗言。包括克里托在内，当时在场的有十多人，只怕没有一个人猜得中这句话的含意，一如赵氏之善解严监生的那两个指头。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苏格拉底过得几乎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仍然那样诲人不倦，与来探望他的年轻人从容谈论哲学，只是由于自知大限在即，谈话的中心便围绕着死亡问题。《斐多篇》通过当时在场的斐多之口，详细记录了他在这一天的谈话。谈话从清晨延续到黄昏，他反复论证着哲学家之所以不但不怕死、而且乐于赴死的道理。这道理归结起来便是：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是使灵魂摆脱肉体而获得自由，而死亡无非就是灵魂彻底摆脱了肉体，因而正是哲学所要寻求的那种理想境界。一个人如果在有生之年就努力使自己淡然于肉体的快乐，专注于灵魂的生活，他的灵魂就会适合于启程前往另一个世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活动，也是把哲学称做“预习死亡”的原因所在。

　　　　这一番论证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对此好像是深信不疑的。在一般人看来，天鹅的绝唱表达了临终的悲哀，苏格拉底却给了它一个诗意的解释，说它是因为预见到死后另一个世界的美好而唱出的幸福之歌。可是，诗意归诗意，他终于还是承认，所谓灵魂不死只是一个“值得为之冒险的信念”。

　　　　凡活着的人的确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惟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度。那个严监生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众人有说为惦念两笔银子的，有说为牵挂两处田产的，结果却是因为顾忌两茎灯草费油，委实吝啬得可笑。但是，如果他真是为了挂念银子、田产等等而不肯瞑目，就不可笑了吗？凡是死到临头仍然看不破尘世利益而为遗产、葬礼之类操心的人，其实都和严监生一样可笑，区别只在于他们看到的灯草也许不止两茎，因而放心不下的是更多的灯油罢了。苏格拉底眼中却没有一茎灯草，在他饮鸠之前，克里托问他对后事有何嘱托，需要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他说只希望克里托照顾好自己，智慧地生活，别无嘱托。又问他葬礼如何举行，他笑道：“如果你们能够抓住我，愿意怎么埋葬就怎么埋葬吧。”在他看来，只有他的灵魂才是苏格拉底，他死后不管这灵魂去向何方，那具没有灵魂的尸体与苏格拉底已经完全不相干了。

　　　　那么，苏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后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蔑视肉体的苏格拉底竟要克里托在他的肉体死去之后，替他向这个司肉体的病痛及治疗的神灵献祭一只公鸡，这不会是一种讽刺吗？或者如尼采所说，这句话喻示生命是一种疾病，因而暴露了苏格拉底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曾怀疑一切超脱的哲人胸怀中都藏着悲观的底蕴，这怀疑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应验了么？



　19974《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不好，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1968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

　　　　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

　　　　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19975回到世界名著

　　　　我“发现”了一套好书：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1995年合作出版的《西方名著人门》。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不曾看见大小报刊宣传它，而它比绝大多数被宣传得很热闹的书有价值多了。事实上它一直默默无闻，初印3000册，迄今没有重印。全书共9卷，收入了西方自古至今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各门类的中短篇名作，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首次译介的。

　　　　这套书原是为西方读者准备的，编者在书首写有篇幅甚长的序和导言，交代编书的意图。读后觉得，其意图对于我们亦非无的放失。

　　　　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社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的增加，现代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娱乐。所谓娱乐，又无非是一种用钱买来、由时髦产品提供、由广告逼迫人们享用的东西。如果不包含这些因素，人们便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娱乐。在娱乐中，人们但求无所用心，彻底放松。花费昂贵和无所用心成了衡量娱乐之品级的尺度，进而又成了衡量生活之质量的尺度，如果一个人把许多时间耗在豪华的俱乐部或度假村里，他就会被承认是一个体面的人士。当然，这样的人是不读书的，至少是不读世界名著的，因为那不太费钱却需要用心。

　　　　如果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工作的时间，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编者提出教育目标发生了变化的命题。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无所用心的生活。在编者看来，阅读名著无疑最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名著之为名著，就因为其作者如同圣伯夫形容苏格拉底和蒙田的那样，是“拥抱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的，他们的作品触及了某些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表达了某些最根本的思想。正由于此，它们不会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有了这一点基本的信心，编者便劝告读者在阅读时尽量把注意力放在读懂的内容上，而不要受阻于不懂的地方。我很赞赏编者的这一劝告。我相信，越是读伟大的作品，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原则就越是适用。读名著原是为了获得享受，在享受中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和教益，而刻意求解的读法往往把享受破坏无遗，也就消解了在整体上受熏陶的心理氛围。

　　　　从前的时代，由于印刷的困难，一个人毕生只能读到不多的几本书，于是反复阅读，终身受用不尽。现在不同了，出版物如汪洋大海，席卷而来。每月都有许多新书上架，即使浅尝辄止，仍是目不暇接。印刷业的发达必然导致阅读的浮躁。哪怕明知名著的价值非一般书所可比拟，也沉不下心来读它们，很容易把它们看做众多书中的一种罢了。回想起来，真是舍本求末，损失莫大矣。那么，此刻，这套《西方名著入门》摆在面前，唤醒了我对名著的眷恋，使我决心回到它们那里。有人问一位登山运动员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那里。”别的山峰不存在吗？在他眼里，它们的确不存在，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爱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让我们去读最好的书吧，因为它在那里。



　19977简洁的力量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含金量。世上许多书只有很低的含金量，甚至完全是废矿，可怜那些没有鉴别力的读者辛苦地去开凿，结果一无所获。含金量高的书，第一言之有物，传达了独特的思想或感受，第二文字凝练，赋予了这些思想或感受以最简洁的形式。这样的书自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使人过目难忘。在这方面，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的作品堪称典范。

　　　　《胡萝卜须》是列那尔的代表作，他在其中再现了自己辛酸的童年生活。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流泪，又常常情不自禁地破涕为笑。书中那个在家里饱受歧视和虐待的孩子，他聪明又憨厚，淘气又乖顺，充满童趣却被逼得少年老成，真是又可爱又可怜。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因此万事都不敢任性，而是努力揣摩和迎合大人的心思，但结果总是弄巧成拙，遭受加倍的屈辱。当然，最后他反抗了，反抗得义无返顾。我相信，列那尔的作品以敏锐的观察和冷峭的幽默见长，是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的，来自亲人的折磨使他很早就养成了对世界的一种审视态度。《胡萝卜须》由一些独立成篇的小故事组成，每一篇的文字都十分干净，读起来毫无窒碍，我几乎是一口气把它们读完的。

　　　　列那尔的观察之细致和文风之简洁是公认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的散文到了无一字多余的地步。试看他在《自然记事》中对动物的描写：蝙蝠——“枝头上一簇簇破布”；喜鹊——“老穿着那件燕尾服，真是最有法国气派的禽类”；跳蚤——“一粒带弹簧的烟草种子”；蛇——“太长了”；蜗牛——“他只会用舌头走路”。

　　　　列那尔的眼力好，笔力也好。他非常自觉地锤炼文字功夫，要求自己像罗丹雕塑那样进行写作，凿去一切废料。他认为，风格就是仅仅使用必不可少的词，绝对不写长句子，最好只用主语、动词和谓语。拉马丁思考五分钟就要写一小时，他说应该反过来。他甚至给自己规定，每天只写一行。他的确属于那种产量不太高的作家。我所读到的他的最精辟的话是：“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