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说：“所有犯人都不是我们送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了进去。”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审问。警察继续无精打采地让他们交代，他们继续无精打采地抵赖。但没有多长时间，警察又一拍大腿：“我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空中笑林》的特别节目呢！”
他们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相声大会。这一次插播广告的时候，警察拿出了街道的慰问物资，请他们吃夜宵。吃着方便面和卤鸡蛋，警察有心无心地说：“我也算把你们当朋友了，你们随口一说，我随耳一听 都不算数啊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打的？”
“这事儿得看怎么说了，
如果，如果啊 ”小北把“浪费宽度”的形象和行径描述了一番，然后问警察：“这么操蛋的人是不是欠抽？”
警察狡猾地说：“是啊，换我我也抽丫的。”
小北更加狡猾地说：“可惜我们没打，至今觉得遗憾。”
一直没说话的陈星也插嘴了：“要不您把我们放出去真打丫一顿得了。也算这趟炮局没白进。”
小北说：“但是我们再进来，就得交代是您教唆的了。”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起笑了：“哈哈哈。”
他们正在笑，张红旗敲门进来了。她有些吃惊地看着这个警匪一家、其乐融融的场面。警察却没认出她来，问：“你有什么要反映的？”
小北嬉皮笑脸地说：“有什么反映的？这么晚了，一女同志，除了抓流氓还有别的吗？”
警察严肃了起来：“注意你的身份。”
而陈星呆呆地看着张红旗，他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在这时候出现。和上次一样，他又有些被“镇”住了。张红旗因为骑车骑得很快，现在呼吸急促，脸很白，但没过多久，一片飞红就透了上来。她尴尬地说：“我就是来看看 他们。”
她连“我是班干部”之类的托辞都忘了编。
“看他们？”警察指指两个家伙：“那看吧，都挺好的，有吃有喝也没挨揍。”
张红旗飞快地说：“那我走了。”她真的转身就走，脚步比来时还快。
警察赶紧说：“你先别走。”他站起来穿大衣，边穿边说：“你们家人不知道你来这儿吧？这么晚回去再出事儿怎么办？我送你到楼下。”
他回头吩咐陈星和小北：“你们俩互相监督。假如一个跑了，另一个举报就算将功赎罪。”
张红旗到外面推车，还听见小北乐呵呵地对陈星说：“你要仗义你就赶紧跑吧，也给我一立功的机会。”
“浪费宽度”被打的事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陈星和小北到底是身经百战的痞子学生了，他们早就串好了供，嘴都很严；当然，人家警察也没打算追查到底，有点网开一面的意思。
“学生嘛，”警察对老师说，“还是得以学校教育为主，这种小事儿吓唬吓唬也就算了，难道还要真的把他们送到监狱里去？”
陈星和小北又像凯旋而归一样回到了学校。校方仍然为他们策划了一场批判大会，批判他们长期不守校规、恶化风气。而这一次登台亮相的时候，两个家伙居然摆出了专门设计的造型 立着领子侧身站着，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onetwothree，突然向台下行美国式军礼。
小北厚颜无耻地说：“听没听见台下那些妞儿正在尖叫？”
而陈星一边心不在焉地配合小北做游戏，一边又在台下寻找张红旗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会感觉张红旗正在看着自己。
费了很大劲，他才在咧嘴大笑的海洋里找到了唯一没笑的那张脸。张红旗还是面无表情、冷冰冰的，看似正在和什么赌气。
他们俩的处分从记大过升级为留校察看。张红旗也付出了代价，她的选拔考试成绩是第一名，但学校仍然把出国名额给了“浪费宽度”。
对于不能出国，张红旗并不感到有什么可惜。因为她的家境，她从小就没觉得出国有多么了不起。她也看不起那种贱兮兮地往外奔的人。
现在的张红旗，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继续学习、继续当班干部、继续高傲地走过校园。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乱七八糟的事、乱七八糟的看法，本该和她无关的。对此她很有信心。
可以说，张红旗和陈星一样，都是天真的人。她认为只要自己一切如常，一切就应该如常。但这时候同学们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得很广泛了。
有些人就是有这个爱好，热衷于把同学们配成“对儿”。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眉来眼去多了，便会很自然地被说成是“一对儿”。不仅如此，就连坐得很近、有共同的爱好，甚至常穿一个牌子的衣服，都会被列为“配对儿”的目标。
被“配对儿”的人别管相互说了句什么，在旁人听来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比如一个女生对她的“配对儿”对象说“把笔记本借我抄一抄”，旁边
立刻就会有人说：“都是一家人了，还有什么借不借的”。如果她不小心碰到了桌角，说：“哎哟，疼！”人家就会对她的配对对象说：“下次轻点。”
到后来，随着“配对儿”运动的深入进行，何止有端倪的要配，没有端倪的创造端倪也要配。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很好看，而且是一个风格的好看，那他们就会直接被配；反之，如果两个人都很丑，不承认是一对，那也对不起群众。这样粗暴的配法，简直是把人视为猪狗。甚至还有更邪乎的 不止异性配，同性也要配。有一位长相非常娇嫩的男生，因为和一个五大三粗的男生共同爱好打兵乓球，就被配成了本校唯一一对同性恋。头天要是有一条外国同性恋上街游行的新闻，第二天就会有人问他们：“你们怎么还在这里？你们应该去为人权斗争！”
被配的人刚开始还会或真或假地生气，还有闹急了打架的，不过时间一长，居然有几对真的“配”上了。可见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在以前，张红旗是少数几个没被配对的人之一，因为她太拒人于千里之外了，实在找不出“配”的可能性。奇怪的是，陈星也是没有被配对的人，因为他虽然是个著名的痞子学生，却对女生冷淡到了极点，和她们说话时，简直像面对一块石头。本来陈星和小北也有可能被“配”成第二对同性恋的，但是小北又没有这方面潜质 他太花了，今天追这个女生，明天追那个女生，舆论配对的速度往往跟不上他更换目标的速度。而且这两个家伙惹不得，拿他们起哄，他们真敢往死里打。
现在好了，陈星和张红旗这两个“配对儿”的困难户自己走到了一起。更让配对爱好者们惊喜的是，他们发现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配”在一起，竟然有那么“配”。一个是孤傲不羁的浪子，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公主，他为了她身陷牢狱，她为了他声名狼藉。这是什么效果？这他妈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香港烂片《天若有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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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将陈星和张红旗看成了一对。刚开始，倒没人拿他们起哄，大家反而投来尊敬的目光。更可笑的是，有几个比较喜欢煽情又禁不住煽情的家伙，居然还被他们这一对感动了，背地里屡屡有鼻子一酸的冲动。
群众气氛的异样，张红旗当然感受到了，可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只好尽量躲着陈星，坚决与其保持五米以外的距离。午休的时候只要陈星也在教室，她就出去。但过了很久，群众的热情仍然没有消失，反而因为他们的不表态，便自行发挥了起来。挤眉弄眼的有了，暗自咬耳朵的有了，故意在她面前提陈星的也有了。
终于有一天，张红旗中午吃完饭回教室，本来看到陈星不在，才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才要坐下，陈星却从教室的另一端冒出来了，他到小北那里去要烟了。张红旗和他打了个照面，一愣，条件反射地站起来就往外走。她的剧烈反应让教室里的人轰然大笑，一个嘴很贱的男生说：“躲什么呀？闹别扭也没有闹这么长时间的。”
张红旗的脸一红，觉得自己必须要说点什么了。可她刚一回头，却看见陈星已经晃晃悠悠地走到了那男生的面前。那男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仰着头正想继续说，早被陈星一拳封了眼。
被打的男生哇哇乱叫，跳起来要跟陈星拼命。他的块头很大，还是田径队的铅球运动员，所以就算知道陈星厉害，也决定豁出去了。可是他忘了，陈星从来都是和小北共同行动的。他还没抡起拳头来，小北已经从书包里掏出一条链子锁，照着他的肩膀就是一家伙。
接下来的场面就是一边倒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陈星一拳一拳，拳拳到肉。他打得不慌不忙，非常稳健，确保每次都直接命中对方的脸部。铅球运动员就算力气大，出拳的速度却比陈星差很多，打架也完全没经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花瓜。这样血腥的场面让女生都捂住了嘴巴，而陈星却还没有停手的意思。他好像一台设定了程序的机器 什么时候把对方的脸打扁打烂，任
务才算结束。
最后还是小北拽住了陈星的胳膊：“算了，算了，再打就真废了。”
陈星怒目圆睁地对被打者吼道：“我就是要废了丫的！”
小北往窗外张望张望：“放学再废好不好？在这儿打一地血你又不管擦，你太没公德了。”
陈星气呼呼地转过来，也不看张红旗，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他的表情里带着委屈，好像长期忍受着不公的待遇。而张红旗也没看陈星，她懊恼地趴在了桌上。别人都以为她哭了，其实没有，她当时还在理智地分析情况：这下坏了，事儿又闹大了。这回可该怎么收场呢？
半小时以后，张红旗再次被单独请进了办公室。这段时间，她过于频繁地享受这项殊荣，比那些真正的差学生还有过之。走进去，看见老师严肃沉着的脸，她的头脑又晕晕乎乎的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老师很坚决地说：“你今天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
张红旗心里顶上一丝不忿。她说：“他们打架，我有什么要说清楚的？”
“难道你也和那些差学生一样，要挤牙膏才能挤出来吗？”老师说，“他们为什么打架？”
张红旗说：“我不知道。”
老师的脸上露出讥讽来：“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老师的眼神让张红旗的自尊心一痛，她索性大声喊叫起来了：“他们造谣，他们无聊，他们都认为我和陈星是 一对！”
“谁这么认为的？”老师笑了，“具体哪个人？我怎么没听哪位同学说过 是你心里有想法吧？”
张红旗登时傻了眼。确实没有谁真的说出来过，谣言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种气氛而已，而气氛这东西谁又说得清呢？
张红旗就算聪明，她也还是一个孩子啊！
看到张红旗无话可说，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要想教育这种自以为了不起的学生，首先就得在谈话中压倒他们。对张红旗的教育，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开端。
下面的话就是正面强攻了：“陈星为你进派出所已经两次了，这个事实你总不能否认吧？在我教过的学生里，最坏最坏的也仅仅是二进宫，难道我应该眼睁睁地看着他为你打破这个纪录吗？退一步讲，就算咱们班的同学中有那种低级趣味、热衷嚼舌头根 的风气，嚼谁的，不嚼谁的，未必也不是一个风向标吧？过去怎么没人说你？现在怎么有了？难道不是你先有了变化吗？”
张红旗无力地抵抗道：“我能有什么变化 ”
而既然高压已经起到了作用，此刻也就到了“话锋一转”的时候。老师的语气陡然缓和下来，眼神也变得宽厚而真诚：“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你能认真地想一想。你毕竟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得承认，再没有一个学生像你这样让我寄予厚望了。我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件事情，你也必须处理好这件事情。假如你出现什么问题，我的痛心是你没法体会到的。”
张红旗几乎不敢看老师的眼睛了，她害怕对方随即流出两滴尽心尽职的眼泪。假如这时候老师再来一个积劳成疾造成的慢性病爆发，那这场教育工作者的煽情大戏就算完美了。她只好低着头，看着运动鞋的鞋尖，直到最后一句话从额头传来：“你可以走了。我相信我的话你都听进去了。”
当然，事情还没算完。老师在张红旗回家之前，早已一个电话追到了她家里。他们的工作总是全方位、立体的，不仅要做学生的工作，还要做学生父母的工作，必要的时候，还要做学生爷爷奶奶、叔叔大爷、街坊四邻的工作。“做该做的工作”，这个短语的外延几乎可以是无穷的。
吃饭的时候，父母反常地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家惯常的美国式晚餐聊天变成了各自闷头吃。只有弟弟张红兵，冷不丁地会从碗后面露出眼睛，瞥上张红旗一眼。那眼神分明是幸灾乐祸的：你也有今天。
吃完饭，张红旗照例进屋看书，但心里惴惴的。果然，过不了多久，父亲在房间外面敲门了。
张红旗说：“请进。”她父亲端着茶杯进来了，这说明他打算和女儿进行一次长谈。
张红旗的脸微微发热，脖子也有些僵涩，不知道应该站起来，还是继续坐着。而父亲坐
进了沙发，腰杆挺直，平和而缓慢地说：“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
张红旗说：“老师给你打电话了吧？”
父亲说：“打过。不过我想和你谈的，和她所说的并非一个问题。”
张红旗说：“那您想谈的是什么呢？”
父亲说：“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该和你讨论的，女儿都这么大了，现在才想起来说，这实际是我的失职。”
这种口气，听起来倒像要给女儿讲一讲月经方面的知识。现在讲确实也晚了吧，而且讲也轮不到父亲讲吧？这串想法让张红旗几乎想笑，这还是她第一次对父亲生出“想笑”的感觉。
说起来，关于月经的知识，张红旗都不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她第一次裙子被染红，并没有像当年的女性红小鬼一样大喊“我负伤了”，而是以令人惊叹的镇定和科学精神处理了问题。她翻开了家庭医疗手册，仔细查阅资料，然后大大方方地向母亲要了五块钱。
这种性格让父母很震惊。他们并未为“失职”而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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