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窘境下想向书画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挑战而未得机会，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被剥夺了知识表现的基本权利，包括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权利。其实，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劳动，就是对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否定。比“兰亭论辨”发生时间更早，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权威”要向无产阶级表现革面洗心，早已经向“帝王重臣”的经典遗存开火了。启功写于1954年、1980年修订过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说：“‘南北宗’说，是董其昌伪造的，是非科学的，动机是自私的。不但‘南北宗’说法不能成立
，即是‘文人画’这个名词，也不能成立的。”〔12〕中国画中的“文人画”传统，本来是既有其发生发展脉络，也有其精神内涵的，如果没有了“文人画”，整个的中国画不知将伊于胡底。启功虽然对董其昌如何“伪造”说词喧喧，但这样的结论，怎么也无法让人心服。启功是当今书画界的权威，是前辈，比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长大的后辈，学问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后辈应该认真地读前辈之书，也正是在这样的读书中间，发现了问题。董其昌不是“前辈”么？启功那样决绝地否定董其昌，继而否定流传千载的“文人画”，这难道是出于纯粹学术的原因？如果熟悉启功的书法绘画，不难发现，他的字和画都是董其昌一路。因为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最易致敌死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遭遇评鉴，这样“同室操戈”，其实也是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投身“大批判”的便捷路数。其根本原因不能不归结于知识分子的现代窘境。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沈从文为什么躲进午门，为吃饭；启功为什么批判董其昌，为吃饭；我今天写这文章，为什么，为吃饭。都是写文章吃饭，话语环境不同，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比较之下，今天的话语环境正在扬弃“大批判”言词，而启功当年就必须学着“大批判”言词才能够生存，或者说在“臭老九”队伍里生活得好一点。沈从文当年也必欲对批判话语中形成的“权威”更施批判，才有可能离开窘境。沈从文文化声誉的最后确立，其实还是他早年的文学成就，以后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书画鉴赏方面的努力，并没有对他的一生成就发生实质性的影响。和沈从文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他们的事业建树完全在“大批判”话语形成主流之前。启功在大名如日中天之际，曾经写道：“这样文章，人人会作，居然篇篇稿费高。”〔13〕这其实并非完全是调侃。其中可以使人看见浮学盛名之下，学者心底的悲酸。启功杯葛董其昌，否定“文人画”，与沈从文希望“否定几幅名家古画”，大的话语环境是共同的。文艺、学术，没有新的发现、新的语言，不能发展，在西方的文艺学术界，以新是尚早成风气。中国的文化传统悠久，遗产丰富，要“出新”比较困难，在“旧籍”中间施以戈矛，便也成为文人谋生活口之术，辩难发覆，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就是学术的重要内容。一旦政治笼罩了学术，“大批判”方式和语言便也变异为常。沈从文当时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常识”作为“批判武器”，讲出不同于“武器批判”的道理，在大的话语环境下，又几乎堕入意识形态怪圈。《沈从文全集》保留这样的材料，让人们看见他的精神全貌，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他的敬重。真正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建设发生引导作用的，首先是真实。
在重新寻找和塑造文化英雄之中，用今天的话语方式去规约昨天的事情，是这些年来我们重新陷入的一种文化尴尬。比如关于钱锺书的一些传闻，本来是出于推崇，其实适得其反。钱钟书被普遍认为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能够洁身自好、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人。这符合他的真实。钱锺书在解放前属于“中间派”的学者型作家，所处位置既不热也不太冷。倒是出于桀骜不群的性格，他一贯冷眼看众生，瞧不起与自己心性不侔的众多文人丑态，除了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老师，熟悉他的学界中人普遍对他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在夏志清对他作崇高赞扬之前，他很少得到国内学术圈的评价，他守静处默，不是一个“扎闹猛”的人物。以后钱锺书到美国去讲学，比较冯友兰和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并说：“自己一向不爱出风头，不努力作前进分子”〔14〕。这说法也符合真实。“不努力作前进分子”而能够存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坛，除却陈寅恪、钱锺书有几人哉？这样的一个钱锺书，在长达几十年的文化折腾、文人折腾中间已经是难能可贵。可是，有人觉得还不够，把钱锺书在“文革”中间和林非动武之事，渲染成“和造反派作斗争”，试图塑造“全知全觉”的文化圣人形象。这就皆离了真实。“文化大革命”时期，钱钟书的房子被划出两间给林非，这对老知识分子当然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芸芸众生，钱锺书和林非都处于经济上难以自立的处境，在供应短缺的现实条件下，心灵的窘境加上生存条件的窘境，谁的心情都不会好。钱锺书之动手，也有普通人的匹夫之怒，在一生之中偶然宣泄，正见真实人性。如果说成是抗议“文革”的意识行为，反而矫情。当年的集体窘境，遗忘不是办法，修补改造可能陷入新的尴尬。还其真实，并不妨碍人们认识真正的文化英雄。
还是回到学术话题。以批判、颠覆为特征的学术时代的很多学术问题，如今在新的话语中已经被覆盖，有的还以似是而非的面目继续存在。也有在新的材料不断出现的话语条件下，依然坚持当年说法。还是以“兰亭论辨”为例，史树青就至今还是坚持1965年的观点。他认为：“郭老在《兰亭序》的讨论中，认为由于南京王谢墓志的出土，进一步否定了王羲之书《兰亭序》的可能性，指出今所见《兰亭序》无晋人书法风度，这种见解是在比较鉴定学的基础上得出的，是郭老对书法史研究的一大卓见。我对郭老这种见解完全赞成，并有文章发表。”〔15〕在对“文革”及其前后时期的学术话语普遍否定的情况下，史树青的表白给人突兀之感。就《兰亭序》的辩论本身而言，关键之处是晋朝时期有没有楷书，这其实已经是可以不争的话题。文物出版社1973年《兰亭论辨》的出版说明，已经坦白承认，当时的辩论是被纳入“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范畴的。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学术界的具体表现，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也由于毛泽东在书法学术上的见解与郭沫若并不完全一致，事情没有闹出什么严重后果，但是，文物出版社的出版说明完全证实了文化权力的本来动机。对《兰亭序》的真实性的否定，实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扫庭犁穴的高峰。这是中国文化遭逢的历史性怪圈。在这样的怪圈之中，五十年代的学术中坚，如今大部分已经成为学术界权威，承担着学术传授责任，甚至被奉为文化传统的象征；他们的学术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还是一个值得在中国文化的全部流变和世界文化的全面观照中认真探询的问题。现在已经属于“老一辈”的学术界的很多权威，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他们的文化形成，也是在“怀疑”和“批判”的话语环境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曾经失学的一代要真正进入文化，不仅要珍惜得以“亲炙”的前辈，更需要寝馈久远的经典。
每一时代的文化都有其代表，这就是该时代的文化主流。在寻觅文化偶像的心理活动中，人们总是希望发现具有更加长久文化价值的人物，希望发现“不朽”。因为人们见过了太多的“速朽”。其实，“速朽”的东西并非没有一点价值，也正是大量的“速朽”，才陪衬了“不朽”。沈从文这样不朽作家在特定环境下的“速朽”文字，也正是一个当时轰轰烈烈而终于“速朽”的时代的文化心理注解。
这也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注释：
〔1〕谢泳：《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2〕转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1月16日第19版。
〔3〕《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0年版，第305页。
〔4〕〔5〕〔6〕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8、518、502页。
〔7〕许宏泉主编：《边缘艺术》第六辑，中国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9页。
〔8〕《东南文化》1997年增刊“高二适研究专辑”序一。
〔9〕〔10〕文物出版社《兰亭论辨》1973年版，下编第4页。
〔11〕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全集》第20卷，荣宝斋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2〕启功：《山水画南北宗说辩》，《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13〕启功：《沁园春·自叙》，《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4〕庄因：《钱钟书印象》，范旭仑、牟晓朋编：《记钱钟书先生》，大连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5〕史树青：《郭沫若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2002年第7期第17页。
是是非非叶德辉
？ 张晶萍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国学术史的研究渐渐热闹起来。许多一度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的学人逐渐浮出水面。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当其中的功利恩怨散淡之后，人们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些历史人物，看待他们的思想。据说是殉清而死的王国维，拖着辫子讲学、不但竭力为中国国粹、而且竭力为中国国渣辩护的辜鸿铭，反对白话文的林琴南，“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以及有玄学鬼之称的张君劢、杜亚泉等人，曾几何时，都是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代名词。而今，人们都能以同情之心去理解其所以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从而恰当地评价或者说恢复他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然而，有这么一位藏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他似乎被历史遗忘，又似乎阴魂不散。至今为止，几乎任何一位研究书籍出版史的学者、任何一位研究目录版本的学者，甚至任何一位研究藏书史的学者，都无法绕过他，都会从他的研究成果中有所汲取。甚至在古籍交易的网页上，他的名字也成了一种品牌，一种价值的标识。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不愿去面对、解释甚至是批判他的那些有乖时俗的举动。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岳麓书社曾出版过一本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及思想的小册子。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批判，历数他的劣迹，下编则褒扬，总结其学术成就，对他作了有保留的肯定。至于传主的心理、个性、价值取向、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何内在理路，全不涉及。以至于北大教授陈平原先生发出了“糟蹋了一个好题目”的感叹〔1〕。考虑到那时的特殊语境，我们似不应如此苛刻作者。毕竟，当时写这么一本传记，是需要勇气的；毕竟，筚路蓝缕，昭示后学以来路，功不可没。然而，二十年过去了，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了，却没有一位后继者进行更深的研究。他算不上国学大师，所以国学大师丛书中无他的位置；他算不上近代诸子之一，所以重写近代诸子春秋的人有理由遗漏他；他也没有加入哪一家哪一派，所以，学衡也好、国粹也好，都没有他的份。充其量，只是在人们论述他事如王国维之死时，被附带提及。甚至于在努力挖掘湖湘文化成就的湖湘学人中，似乎也没有谁愿意对他多瞥一眼。那原因，不尽因他只是“半个湖南人”。此情此景，怎不叫人再三回味。
他是谁？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劣绅叶德辉。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即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中了进士，当过清政府的吏部主事，故人多称其叶吏部。做官不久，即请长假回乡，以讲学、校书、刻书为业。著书若干种，刻书更有若干种，是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
叶德辉生长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而在学术上却是秉承三吴汉学之余绪。家富藏书（叶氏每每自夸家多祖传藏书，其实祖传的并不多，观古堂所藏大多数是他在北京做官及归隐后所搜集收藏的），重视目录版本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取法乾嘉诸老。这一点与湖湘传统迥异其趣。故他在与缪荃孙的通信中，经常抱怨在湖南找不到知己。同光年间，湖南人将他与王先谦、王辏г讼嗵岵⒙郏鹞就晾先逅扪В谐ど惩跻丁⑾嫣锻跻吨啤６跤谝妒浅け玻跸惹故撬奶鲜Γㄒ兜禄圆渭涌凭倏际允钡姆渴κ峭跸惹难⒉灰源宋伲此凳探玻ㄍ蹶＇运）只不过是个文士，不足当经学大师；阁学（王先谦）学不出桐城范围，于经学有中年出家之弊。对湖南人如此，对外省人亦是如此。于当时大儒，如广东的陈澧、浙江的俞樾，都有微词，这种傲视乡贤的态度或许也是他在湖湘大地声誉不佳的原因之一吧。他曾经颇为自得地对王先谦说：您老写的书又臭又长，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卷。读者不易读，书商刻起来也费钱。不像我的书，三教九流，人人可读。且最多也就十卷、八卷，后人得到了，翻刻起来也容易得多。你的书肯定不如我的书流传久远。〔2〕虽是戏语，背后的自夸却毫不掩饰。当然，这自夸也还是有点底气的。时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