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小胡子”斯大林腾出了手，便来算这一笔旧账。斯大林骂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诺夫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骂左琴科是“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文坛的渣滓”、“既无廉耻又无良心的丑恶的淫乱的野兽”。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为左琴科“小胡子”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在左琴科的故事里，这个粗汉有一部大胡子，审查人员说这胡子不能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是我们的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他们在匆忙之中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左琴科去掉了大胡子，但是留下了小胡子。左琴科的故事里的这个粗汉留着小胡子。斯大林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说他。”〔15〕
两处版本的情节是一样的。山羊胡子、大胡子都避开了，不想撞上了小胡子，小胡子才要命。
阿朱别依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他说，当时的报社曾有专门的带着放大镜的值班员。这个值班人的职责是，仔细观察领袖的照片，防止出现什么不当的地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要把铜版送回制版厂重做。“因为总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读者，不断向编辑部（不止是编辑部）寄来过做过标记的照片”。在那千方百计将领袖“伟大”起来的世风中，最先受到毒化的是那些无聊而又心术不正的人，但受害的却是所有的人。“文革”时期，因为领袖“宝像”吃苦头甚至丢了性命该有多少？我到报社工作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仍能体会到阿朱别依的谨慎和惶恐决不是危言耸听。况且，斯大林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形象有着病态的留意的人。
曾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1938年逃亡到美国的列夫·费尔德宾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中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大林看上去仿佛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他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剃干净，这些残剩的胡碴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如果让理发师使用刮脸刀，又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肯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他的卫队长保克尔便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这个匈牙利人过去干过理发师。保克尔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魅力，真是值得冒险的一件事情。
（五）
2000年11月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从文章中我知道，毕加索是一名法共党员，而且也曾因为斯大林画像惹起一场风波。
很多人请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这些请求当中有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文章没有透露。但都被毕加索拒绝了。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曾有人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的画像献寿。毕加索以“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相辞。他只是画了幅一只手举起的酒杯，酒杯上方是两行文字：“祝你健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法兰西文学报》主编阿拉贡决定出一期专号。他约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肖像，还给他送去了斯大林的照片资料。
毕加索在3月8日就完成了这画像。3月12日，画像在专号上刊出。“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他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和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的斯大林完全不同。毕加索对他的情人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人的人民之子。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
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幼稚得像个孩童。影视明星在传媒平台上疯舞的时间再长，其媒介形象的极限也无非是转化为公众的偶像，多几个追星族罢了；政治人物大剂量的媒介形象信息注射进受众的感官，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的是图腾式的崇拜幻觉，其极限是转化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符号。几十年持续不断媒介形象的信息攒射，“全世界无产者”的脑海里只有在“鸭子”视角下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伟大”的斯大林，他是“父亲”。毕加索画变形的女人身体画得太多了，“变形”成癖，竟将人民的“敬爱的父亲”变形为“人民之子”。
风波起来了。阿拉贡的妻子回忆说：“从报纸出版的那一刻起，抗议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不仅苏驻法大使提出了抗议，不仅《人道报》登出法共书记处的声明，表示：“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3月12日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毕加索同志所画的伟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最让人能够感受斯大林媒介形象影响之深的，还是那些普通“无产者”的反应。“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人半神”〔16〕。斯大林“就像那只把自己吹得像牛那么大的青蛙，所不同的只是他周围的人早就把他看做牛，把他当做牛一样尊重了”〔17〕。肖斯塔科维奇说对了，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和被传者自身的致幻作用是同时产生的，他们可能在同时产生眩晕。连斯大林自己都啧啧于斯大林的“魅力”，何况痴迷的媒介受众呢。有读者写信认为毕加索笔下的不是斯大林：“不，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给人信心和力量。”（显然这位读者没看过斯大林那张长满疤痘的麻脸）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说：“由于害怕被人瞧不起，斯大林不得不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形象。而这一理想的形象反过来又要求别人对他阿谀谄媚，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型领袖，甚至知识型领袖”〔18〕。他还认为：“只要大众传播媒介大量报道政界名流，我们中就有大多数人易被这种普遍倾向（伟人决定论）所迷惑”。这两点他都说对了。有读者指责：“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锐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还有一位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安德烈·富歇隆的在信中说：“我和我的妻子在看到这幅画像时深感震惊……作为斯大林同志特点的至高无上的善良和高贵通通不见了。”他建议“刊登一幅照片本来要更好些，或者最好刊登一幅苏联画家的忠实的画像——幸亏在他的祖国这样的画像并不缺乏”。这位安画家真的内行，不过他指点到斯大林的祖国选“苏联画家的忠实画像”似无下文。
不过，幸运的毕加索不必担心被枪决或者坐牢，一则他是西班牙人，当时住在法国；二则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一个星期了。他还能忿忿地对情人发牢骚：“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1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就认为斯大林利用各媒体制造自己的形象崇拜，是有意而为之：“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但他猜测：“……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20〕
前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人物爱伦堡对斯大林成见甚深，一直不那么恭敬。但他也说：“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斯大林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希特勒或戈倍尔，福莱斯特（美国国防部长，因神经错乱自杀）或麦卡锡，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21〕“跳大神”云者肯定是中译者的创造，俄罗斯语汇中大概没有“跳大神”一说，说成癫痫发作大概准确一点吧。爱伦堡虽对斯大林并无好感，但他知道，领袖一经塑造出来就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观念的化身，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具体化。他的看法是对的。
罗曼·罗兰、伊利亚·爱伦堡都是具思想家素质的作家。他们对于斯大林媒介形象的政治功能的认识，远远胜于那些对“个人崇拜”的单纯批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曼·罗兰就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做法“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2〕。这无疑是先知的声音。爱伦堡则认为“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23〕。这也是智者之言。
至于毕加索，则自我解嘲：“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24〕是啊，当官还不打送礼的，毕加索哪想到，自己拿一张热脸贴上了个带刺的冷屁股。
注释：
〔1〕〔7〕〔8〕〔11〕〔13〕〔15〕〔17〕（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4、331、325、324、325、342、192页。
〔2〕〔9〕〔10〕〔20〕〔22〕（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127、127、127、127页。
〔3〕（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依：《那十年——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第8页（新华出版社内部发行）。
〔4〕（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参考消息》2001年9月24日。
〔5〕（苏）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著：《凯旋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画像》，商务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7页。
〔6〕（俄）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肃反秘史》，群众出版社1984年6月版。
〔12〕（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同心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85页。
〔14〕丁贵明：《斯大林扮演者的悲剧》，见《北京青年报》，1994年1月18日。
〔16〕〔21〕〔23〕（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415、467、466页。
〔18〕（美）詹姆斯·M·伯恩斯：《领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90页。
〔19〕〔24〕热维埃芙·拉波特：《画布上的泪滴》，三联书店1988年版。
“现在我是谁？”
？ 杨学武
我原来凭媒体留下的“第一印象”，对经常患感冒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点也不“感冒”。他长得“人高马大”，面目近乎“凶相毕露”，与“中国特色”的和蔼可亲的领袖形象相差甚远；他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在执政期间多次威胁解散与他作对的国家杜马，走马灯似地更换与他合作不好的政府总理，经济长期陷入困境，政治不断出现危机；他晚年身患疾病，像一头老态龙钟的“北极熊”，可他仍然占着“茅坑”不下台，引起国内外舆论一片嘘声。
然而，当我读了叶利钦的《午夜日记》，却对他刮目相看了。叶利钦的是非功过，虽然现在尚不能“盖棺论定”，但我认为纵然他有许多不可原谅的错误，无论有人把他贬损为“暴君”或“沙皇”，而他在关键时刻激流勇退辞去总统职务，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英明之举；而且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辞职以后还能清醒自觉地认识到“现在我是谁？”更加显示了他的大智、大勇和大度。
如果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总统辞职乃“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也“全盘西化”了，但历史上形成的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却有如千年冰封，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化”了的。正如叶利钦在《午夜日记》中所说：“在俄罗斯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国家领导人从未主动交出过权力。要么就是自然死亡，要么就是阴谋或者革命。”尽管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辞去总书记和总统的人，但他是在苏联面临土崩瓦解的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与后来的叶利钦同日而语。虽然在叶利钦辞去总统之时，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但还不至于糟糕得让他干不下去；国内反对党派对他的批评也比较强烈，但还不会发展到“逼宫”的地步。而且如果他想继续在克里姆林宫呆下去，以他的权力和威信，是完全可以“稳坐钓鱼船”的。甚至如果他“既想当总统又想立牌坊”，也可以暗示身边的心腹去“动员”各地官员，以人民的名义给他写“劝进信”，明确而强烈地展示“人民需要叶利钦同志”、“叶利钦同志永远是人民的领袖”……可叶利钦自称“是政治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没有玩弄政治权谋，而是想“开创一个文明而自愿交接政权的先例——把政权从一位俄罗斯总统手上交到另一位又一次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手上”。
叶利钦在辞职上表现得如此伟大，可他毫不讳言自己内心世界的“渺小”。他“坦白交代”自己在“痛苦地思索”辞职这个国家大事的同时，也“很自然”的想到个人小事——“今后我的情况会怎么样？”“人们将如何对待我？”他预感“人们是不会喜欢或者热爱我的”；怀疑“在辞职以后，当我出现在公众场合——例如剧院——的时候，人们会不会起哄？”担心“按照俄罗斯的传统，人们总是把过去所有的错误都推到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身上，那么刚刚辞职的我感觉会怎样，又会怎样去生活呢？”……他产生的如此种种“人走茶凉”之感，可谓是所有领导人的同感，也正是有些领导人之所以喜欢终身制的重要原因。叶利钦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而是敞开自己的“小人之心”，以求得人们的理解和原谅。看来，不假装君子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叶利钦毫不掩饰他从总统宝座上下台之后的失落感，他公开披露自己在“大权旁落”状态下的种种“失态”：他开始还没有实现总统角色的转换，清晨起床就像往常一样急着批阅紧急文件，吃早饭时就习惯性地想着下午会见重要客人……可当他从幻觉中回过神来，才发现“今非昔比”，不禁感到“痛苦”和“不安”。叶利钦的这些“失态”，其实是正常表现，也是所有领导人在下台之后的常规表现。只不过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