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法，倚仗其父的权势，凭借其父的钱财，犯了法也治不了罪。他们就目无法律，无视法律，可以任意犯罪。既然犯了法治不了罪，谁还怕犯法呢？这是说的过去，说的封建社会。在当今的共和国里，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出现“王子”与庶民犯法不同罪的事情。
我说的事情可不是发生在古代，也不是发生在现在，它是发生在公元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的时候。
“严打”中为了“从严从快”，避免公检法的相互扯皮，拖延办案时日，县里成立了“严打总指挥部”。党委领导一把手带头，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往下打。在洪洞县工作时，我是三把手，坚持日常工作，不曾介入严打。战役还未结束，我调汾西县主持工作，自然成了总指挥。上任伊始了解和掌握战役发展情况，即成了重中之重的事了。
据副总指挥公检法三长汇报，汾西县的“严打”战役进展顺利。该杀的杀了，该判刑的判刑了，已经胜利结束，正在总结经验，休整队伍，听候第二战役命令下达。我听了很是高兴，这一块能够暂时放下手，可以集中精力抓别的工作了。谁料汇报会刚结束，当晚就有人反映，还有一个团伙案未判，在那里拖着。罪犯有原人武部部长、县委书记的儿子，人大主任的儿子，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儿子，法院副院长的儿子，法院办公室副主任的儿子，畜牧局副局长的儿子。据反映者称，这是一个流氓团伙，长期横行县城无人敢惹。偷鸡摸狗，强奸良家女子，无恶不作。这几个“衙内”，看中哪个女子，晚上就哄骗到他们父母的办公室里，施行强奸、轮奸。反映者给我讲了两件事：一次在电影院他们看中城边村里的一个女子，将其诱骗到一个“衙内”父亲的办公室，威逼其给他们洗衣服，他们在一旁打麻将。等这女子把衣服洗完了，经他们检查确实洗干净了，才施行轮奸。末了还得答应过三天再来，不然就炸了其全家。又一次他们把一个女子骗到经委办公楼上，“衙内”们发现是个处女，在谁先奸谁后奸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有人提议先打架，按照打架的胜负排顺序；有人提议打扑克“坐皇上”，谁当了“皇上”谁先干，谁当了奴隶谁最后。经过争论同意了后一个办法。于是就逼着这个女子脱光了衣服睡在床上，“衙内”们就在此女的肚子上打开了扑克。等决出“皇上”和“奴隶”，才依次轮奸了这个女子。
真是“天高皇帝远，深山出怪事”。这样的奇闻，我还从未听过。听了咋能叫人不气愤呢？我问这样的坏蛋抓了没有，回答说“严打”开始，势头威猛，倒是抓起来了，就是至今判不了。我问为啥不判，他说人家的老子都是头头，早就吃透了政策。什么事也是开始紧，后来慢慢就松了。像这样的强奸轮奸团伙，“严打”开始是要杀头的，现在不至于了吧。再拖一拖，不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啦？说不定还拖得没事了呢。
这个反映对我震动较大，随后又收到了来信和匿名信，引起我的重视。在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山区小县，县委书记、人大主任可谓大官也，副检察长、副院长亦可谓实权人物也。他们在这里工作多年影响也不能算小。他们的儿子这样的胡作非为，难道他们就一点也不知道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他们知道儿子的恶行，为什么就不管管呢？要不是开展“严打”，这伙流氓要横行到什么时候？发展到何种地步呢？是不管呢？还是故作不知，或者默许呢？故作不知就是放纵，默许就是支持。他们是绝对地逃脱不了这个责任的。同时山区人口少，关系自然相当复杂，谁和谁曲里拐弯都可拉成亲戚。这么多领导干部和实权人物有问题，处理儿子伤害老子。伤害他们几个人就会牵动一大片。一上任就让我碰上这么个咬手的问题，可也真算“时运不顺，风云来得骤”了。这样的一个小县，“放一个屁臭半城”，出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关注”。假如我视而不见，也拖着不判，广大人民群众会如何看我呢？如何看共产党呢？今后的工作又如何开展呢？在这个案件面前无所作为，那简直就是同流合污。如果我在群众眼里成了“同流合污”之辈，我有何脸面再见河东父老呢？我下决心要抓这个案子，也告诫自己要慎重行事。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7）
我找来公安局长询问案情。公安局长说案件已侦察终结，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早已移送检察院。
找来检察长询问起诉情况，检察公证已经起诉法院，等候开庭。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在县法院了。法院为啥不开庭审理？这里边有什么原因，一定得弄清楚。
法院院长是本地人，刚来时接触过一次。他年纪大了，脑子不太清楚。一个问题颠来倒去连他自己也不知说的是啥。一个副院长因儿子在案不能问，便叫来另一个副院长。此人系洪洞人，前几年从部队转业。问到此案时，他无可奈何地说：“本来这个案子早该判了，县委领导的意见是让往后放放，现在原告撤诉了，被告翻了供，按照法律程序无法判决。”“原告为啥撤诉？”“不知道。”
“被告什么时候翻供的。”
“原告撤诉后，差不了几天。”“监所内和监所外有无串通？”
“这就很难说了。罪犯的父亲都是领导干部，这里关系错综复杂。现在尚无串供事实，但又不能排除串供。对原告一撤诉，被告就立即翻供，我也有怀疑。”“原告现在什么地方？”
“她们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原来按流氓团伙把她们也拘审了。后来把问题交待清了。领导说她们是受害者，就放回去了。”这就奇怪了。两个农村女孩子，遭受了流氓的欺凌，应该说是受害者。案卷里明明写着她们多次被强奸、轮奸
，这又是咋回事呢？农民的女儿惹不起当官的儿子，平民百姓不敢得罪无恶不作的流氓，这倒情有可通。但惹不起总怕得起呀，惹不起总躲得起呀。咋就能让人家强奸、轮奸多次呢？而且有材料表明，叫啥时来就啥时来，还主动送上门呢。这样简单地把她们定为受害者，看来是不大合适的。那么既然不是受害者，就是同流者、合污者、鬼混者，拘审她们又是应该的。为什么拘审后交代了犯罪事实，又作为受害者释放了呢？既然是受害者，揭发了流氓的罪行，应该希望法律严办流氓，为啥又撤诉了呢？而且她们还说原来交待的材料是逼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她们对其中的一些流氓连认识都不认识。这些问题明摆着的不能自圆其说。看来问题就出在释放“受害者”身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弄清“受害者”的真相。
在“严打总指挥部”会议上，摆了“严打”的成绩，总结了“严打”经验。在成绩讲够，经验说透之后，轮到讲存在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了好半天，法院院长才说：“还有一个未判，原告撤诉不告了，被告翻供了，说原来就没有那回事。按照法律这种案子不能判。现在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不放人就违法，违了法谁负责。要放人得领导签字，今天定一下这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大体有这样三种意见：第一，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是流氓，那些干部子弟都是她们给勾引坏的。干部子弟是受害者，应该处理这两个女人。第二，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不正经，干部子弟也有问题，流氓对流氓，在一起鬼混，说不上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定强奸、轮奸不准确，属一般社会问题，只能作一般处理。第三，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男女之事，既然女的不告了，男的不承认了，就没那么回事了，我们却因超过时限违了法，干脆放人算了。
争过来吵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把话题引到两个女人身上，她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或是同伙？这话一说仿佛使不少人看出了我的“倾向性”。争论立即出现了“一边倒”，说她们是害人者的意见逐渐多起来。最后统一意见定这两个女人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同伙，而是害人者。既然是害人者，就该重新拘审，从重处理。当即决定由公安局执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局长来说，两个女人都跑了，一个也没抓住。我问啥时去抓的，他说今天8点上班以后派人，到村里是9点多了。
这又是一件怪事，昨天下午定的抓人，作为局长不是接到命令火速出击，而是等到今天上班以后才派人。天下哪有这种事，哪有这样的公安局？她们不跑才怪哩。我这样想，当时并没有这样指责他们，只是以总指挥的身份下达命令：“限期追捕归案。”
原来会议之后当晚要抓捕两个女人的消息即传遍县城。有人连夜给她们通了信，还有人送了粮票，送了钱。并说翻过来了，抓住了可不得了。她们哪有不跑之理。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听说要抓捕两个女子，翻过来了的舆论越造越大。这时我收到的信件就更多了，而且内容几乎是一边倒。指责的、臭骂的、讽刺的一下全来了。有的说原来听你讲的还像个共产党，原来你也是个“错官”。更有的说：“听说你小时候家里很穷，卖过红薯，你这样不为民作主，还是回家干你的老本行去吧！”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来了。
人大主任同我是老熟人，大跃进时汾西县同洪洞赵县合并大县时，他是团县委书记，同我在一个大锅里吃过南瓜。因为他有病，来汾西后我第一个到家里看望了他。这时他来找我，说他的儿子是同其中一个女人订了婚，这属于恋爱中间发生的问题，不触犯法律，要我考虑这个情节。我感到很奇怪，问他啥时订的婚，他说给别人说是早订了的，给你说就是最近。我说你怎么老糊涂了，咋能干这事。他说就是为了孩子没事，只要孩子过了这一关，咱就把她扔了，哪能要这样的烂女人做媳妇，说实话这样做也是替你找个台阶下，让你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怕别人说你包庇我的儿子。他这话噎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人都在变啊，没想到当年英俊潇洒的团县委书记、如今的县人大主任，正县级，人格人性却堕落到如此地步。
临出门他不阴不阳撂下了一句话：“书记老弟，你大权在握，就看你的了。这地方复杂呀！”笑了一下，突然又变得说不来的那种严肃，拉开门走了。
我了解他，此人在汾西县绝非等闲之辈。27岁当县委委员，29岁进常委班子，在本县干部中官儿最大，曾被称当地“一代英杰”。“文革”中他公开支持一派，另一派把他列入“专政名单”，风言只要抓住就地惩罚。至今他们圈里人仍叫他“走后台”。“文革”后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任候选人本来不是他，靠圈里人的活动，硬硬地把他给选上了，他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总代表。对外地干部来说，他是本地干部的代言人；对本县人来说，他是圈内人的支持者。这个人厉害呀！他对新任县委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反复咀嚼他刚才的话，再三想他那说不来的表情，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
夜已深了，又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原人武部部长，“三支两军”时的县委书记。他是河北人，操着满口京腔。高个子，大块头，一举一动表现出正统的军人作派。他在两个县任过县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下来，按他的资格该去地区“军人干休所”养老，因给家乡“倒煤”犯了事，暂时留下来审查问题。刚进门还未来得及招呼，他就说开了：“书记同志哪，本不该深夜打扰，白天人多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呀。你是洪洞人，我呢，河北的。老祖宗是大槐树底下迁过去的。脚上的小拇指甲还是两半不是？五百年前咱也是老乡。我就是不言语，你也知道要说啥。外乡人在这地方不好呆呀。我当县委书记时，也是白天黑夜被人围着。因家乡缺煤，发了两车，现在又告我贩煤赚钱，这是啥事儿呢。那事儿就不说了，说了你也管不了。你知道那里头有我的小子。我可不是找你求情的，只要实事求是，公正对待就行了。要欺侮咱外地人，欺侮咱当兵的，那也不成。咱是下台干部，又受着审查。可咱人武部孬好也是个部门呀。要是‘支左’那会儿，他小子们敢！”
起初我不知咋地对这位老军人产生了同情，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也确实不容易。听着听着就发现他有点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至于儿子的事情，这是个法律问题。敢与不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呵！
我请他坐，他说已经说完了。军人出身，喜欢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临走时也撂下句话：“这事儿全托你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不被那些狗日的胡弄了就行。”
这天我睡得很晚，躺下来也没睡着。刚睡了一下，就又有人敲门了。
两个逃跑的女人，一星期后在临汾抓住了一个；十天后又在太原抓回了一个。公安局长问我：“咱县小监所也小，没有女监，两个女子往哪里放？”话说得确实使我恼火。监所不大是事实，但一个县从来就没押过女犯，鬼也不信。这么点小事也要我这县委书记定夺，要你这公安局长干嘛哩，岂有此理。但这火我还是压住了，没有发作出来。心想，此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他动用各种关系内外串了供造成的。我要是让你随便找个地方，不又给你们留下串供的机会了。你用没有女监刁难我，我怕你们再串供，正中我的下怀。我没有回答他，却抓起电话摇通了洪洞县公安局。郭局长满口答应帮这个忙。我对汾西公安局长说：立即送到洪洞看守所寄押。我指名公安、检察、法院各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连夜突审。审问时要三人都在场，缺一人不能审问，寄押期间任何人不能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