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行动的高潮是在1940年3月30日，这一天，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整个过程像一出奇特的闹剧。汪精卫不仅把自己的党称作“国民党”，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
起初。日本人自己选中了老牌军阀吴佩孚作他们的傀儡。
但是他轻蔑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殷勤表示，日本人曾暗示汪精卫，他们准备在敌对状态结束后的两年内从中国撤走其军队。
但是，一旦他“就职”，日本人就根本不愿再作这种承诺。
事实证明蒋介石选择抵抗是正确的。
对于蒋介石和中国来说，1940年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年份。
西欧的战争灾难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利用法国的沦陷，日本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碟，要求它关闭由河内到中国的铁路。英国人退出敦刻尔克之后也是元气大伤，并陷入了孤立，利用英国的困境，日本要求英国立即关闭香港边境和缅甸公路．否则将以战争相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绝望中求助于罗斯福总统：如果战争到来，美国会帮助英国对付日本吗？然而，当时美国自己也很虚弱。而且，在罗斯福看来，让他的国家为挽救大英帝国的家当而卷入一场战争，在政治上是无法考虑的，7月12日，英国入关闭了缅甸公路。让他们的良心得到一点儿安慰的是他们加上了一个附带条件，即只关闭三个月，再给中日一次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对于委员长和他的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最大的打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是中国唯一一条与外面世界联系的通道。
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正式指责英国的决定违背了现有的中英条约。
然而，中国对此无法再做什么，因为他们和英国的处境相同，都是面对凶恶的敌人孤军奋战，没有盟友。在日本，米内光内阁在这个月垮台，近卫重新担任首相。为了守信用，他遵守对英国的许诺，的确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这一次，日本建议给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和山东这五个北方省份以特殊的地位，并承认汪精卫政权，对“满洲国”将来的地位问题延期作决定。和往常一样，蒋介石对此未予理睬。
10月12日，看到在中国的和平努力没有什么效果，英国人又开放了缅甸公路。
在蒋介石看来，英国人改变了原来那个残酷的决定，这表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肯定了中国的地位，至此，他已坚信，日美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因此，他宣布，中国完全与英国和美国站在一起，共同对抗轴心国的侵略。这样一来，即使日本提出很体面的条件，国民政府也会拒绝商谈。这些决定是1940年11月宣布的，在蒋介石的所有将领和顾问中没有一点异议。
蒋介石在抗日期间受到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来自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1941年4月13日，苏联出人预料地与日本签定了五年的中立条约。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变幻无常的政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一直在为中国提供军需品，以对付日本人。
可是现在，俄国人却玩世不恭地置1924年的中苏协议和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于不顾，使日本人不受苏联在其亚洲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让他们放开手脚，在中国为所欲为。
这次打击对蒋介石显得尤为沉重，这是因为仅仅在两天前，即1941年4月1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俄国绝不会出于自私的考虑而牺牲一个友好国家的利益。
在上个月，中国人对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结束访德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一直十分关注。但是，这位大使说，苏联政府给予松冈洋右的只不过是一般的外交礼遇。在苏日新签的条约中，日本承认苏联保护下的外蒙古共和国，而苏联则承认“满洲国”。
多年以后，蒋介石在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到这件事时说：
1941年4月的中立协定只是俄日庞大阴谋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阴谋中，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陕西省的潼关山口都将划归苏联。
蒋介石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美国的帮助。
1941年5月10日，在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的告别晚宴上，委员长对美国说了一番带鼓动性的恭维话，他说：
“我坚信，世界上任何胆敢以美国这个民主国家为敌的国家，都必定会遭到灭亡。”
斯大林与日本签定的“中立”条约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战略上看，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它对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协定是一个补充。苏德协定起初给两个反共伙伴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现在的苏日协定则进一步使苏联受到威胁的边境得到了某种不受侵犯的保证。
然而，这个协定并没能保护苏联，就象与希特勒签的那个协定一样，没能阻止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莫斯科开进时，斯大林呼吁中国共产党打击中国北部的新增日军。按照他的考虑，这种牵制能使他得以把东部边境上的苏军撤到其欧洲地区，以用于防御。但是毛泽东不愿意让他的八路军冒灭亡的危险，因而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
9月份，别无他法的俄国人只好把远东军转移到欧洲前线，这时朱可夫才得以把纳粹的进攻阻止在首都的郊外。
但是，这时的日本并不打算入侵苏联的远东地区。相反，他们的计划是打击美国的海军，横扫东南亚。问题在于，“中国事件”已经拖了四年多，仍然牵制着日本的大部队。
这样，在1941年9月，东京又作了一次“讲和”的试探。这一次，他们暗示将接受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和解。但是蒋介石仍不愿和他们来往。
委员长发现美国的态度很难捉摸。1940年夏，美国政府停止了对一些国家废钢铁的出口，其中包括日本。如果日本进攻美国，毫无疑问，中国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
但是，是哪个中国呢？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让他的行政助手劳克林·柯里给蒋介石带去了一个令他不安的口信。柯里与委员长的会谈不下十次。第一次会谈时，柯里就转达了罗斯福的口信，大意是：在他眼里中国的共产党看上去更象社会主义者，这样，目标当然就应该是国共合作。
柯里希望与周恩来见面，委员长对此没有反对，但是，当谈到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时，蒋介石严厉地指责了这位总统特使。在蒋介石看来。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情报传到罗斯福总统那里已有多时了。
随着1941年一天一天地过去，罗斯福总统与日本人的对抗越来越强。7月份，他冻结了在美国的日本资产。8月，他警告日本，如果他们进一步采取对亚洲实行军事占领的政策，将会迫使美国“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
10月17日，近卫下台，取代他的是军国主义的头子东条英机，随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谈判。
12月7日，日本人在未作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轰炸了夏威夷的美国舰队以及香港与马来亚的英国军队。这一天，美国在珍珠港损失了5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177架飞机。有2343人死亡，876人失踪，1272人受伤。
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蒋介石在拍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在我们新的共同战斗中，我们将竭尽全力，与你们站在一起，直到太平洋地区和世界从野蛮势力的祸殃中以及无止境的背叛中解脱出来。”
至此，“中国事件”已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蒋介石传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第十七章 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
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稳定委员会成立两年之后，在喜马拉雅山上空艰难飞行着的物资护送队，运载着成吨成吨在国外印刷的纸币，以填进严重通货膨胀的无底洞。
珍珠港事件刚刚结束中国的孤立局面，蒋介石就要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在日本进攻后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斯大林作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
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的缅甸公路，确系中国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委员长急于使这条道路保持通畅。除了缅甸和经过俄国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在日本人日益加大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遣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卫他们的直辖殖民地。尽管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他还是出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日本人。
这是一种唐吉河德式的行动，因为英国人12月18日就撤离了九龙，香港于圣诞节那天沦陷。在蔡廷锴（此人1932年在上海抗击过日军）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落入了日本人的夹击之中，逐被来自九龙和广州两个方面的日军击溃。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英国人担心中国军队的到来会损害与缅甸人的关系。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委员长把他的第五、第六军派到了缅甸前线，在那里，中国军队于1942年2月16日首次与日军交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作了一次密而不宣的印度之行他此行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能利用目己的影响，为盟国的事业扭转印度的公众舆论。因为当时大英帝国的威望已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另外一个不那么无私但又十分体面的动机是，他要争取在战后的世界上做一位伟大的亚洲领袖。罗斯福认为这次访问是个好主意，但丘吉尔却把它看作是未经允许的一种干涉。
这次印度之行十分秘密，委员长和蒋夫人到达印度五天之后才宣布消息。
很快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礼仪上的奇怪问题。按照中国的礼节，委员长应该到孟买附近甘地的住处沃尔塔去登门拜访。但是印度的习惯则要求甘地前往客人的住处（这次是在新德里）去会面，总督要求按照印度的习惯去做，当时的印度总督是林利恩戈勋爵。英国驻中国的大使阿基鲍尔德·克拉克——克尔将总督的一封信交给了蒋夫人，信上说：如果蒋氏夫妇到沃尔塔去，那么总督将处于政治上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真诚地希望不要这样做，丘吉尔首相此时也打电报给蒋介石，请他不要违背总督的意愿。他说，否则“就可能使我们联合全印度参加抗日的共同愿望受到损害”，而且“还可能会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无意之中造成突出社会差异的效果”。
委员长十分宽厚地屈从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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