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做亏心事，心里却不觉得难受，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在回家的路上就美滋滋地给维丽和孩子们买了些礼物。当把为孩子们买衣服的100美元交给维丽的时候，我看到她脸上绽出舒心的喜悦——不必再向她的父亲乞钱了。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而且好几年都没有睡过这样的好觉。
打那以后，不用弗兰克牵线，我自己就干起这勾当来。我的整个人格都在蜕变，当骗子原来这么过瘾，它把我的优点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戒了赌，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已对自己正在写的那本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第一次集中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我甚至着手研究数本厚厚的军事条文，当然了，目的是寻找法律上的漏洞来帮助那些想逃避兵役的人。我得到的第一个收获就是健康标准可以任意降纸或提高，一个小伙子在一个月前还因为身体问题不合格不能服兵役，可是六个月后却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体检，这都是依照华盛顿确定的兵役指标来决定的，还可能是依据军事预算的拨款而定。还有这样的条文规定：凡是由于精神失常受过休克治疗的人都不能应征入伍，不能入伍的人还包括同性恋者，在私营企业担任重要技术工作的人材等。
随后我还研究了自己的顾客，他们的年龄从18到25岁，热点在22—23岁。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往往大学刚毕业，害怕在军队里浪费两年的时间。他们最迫切要求加入预备役部队来只服六个月的现役。
这些年轻人都很富有，或者是他们的家庭很富有。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总有一天会成为中产阶级之类的上层人物，有的还将成为美国各界的领袖。在战争期间，他们也许会争先恐后地进入军官学校，现在他们宁可当面包师、军服修补工或是军车维修员。他们之中有一个年仅25岁已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成了债券专家。当时华尔街由于有了新股票而充满了生机，这种股票刚发行就猛增了十个百分点，使这些年轻人一下子都富得令人咋舌。他们乐意花钱逃兵役，我也乐得大开财源，很快，我就把欠阿迪的几千块钱还清了，他十分惊喜和好奇。我胡诌了些诸如手气好，赌赢了钱之类的理由，而无颜把真相告诉他。从小我就极少对他撒谎，这是其中的一次。
弗兰克成了我的顾问，他提醒我说：“小心这些年轻人，他们是真正的江湖骗子，盯住他们，他们就会更尊敬你！”
我耸耸肩，实在不明白他的道德标准以什么为尺度。他解释道：“他们只不过是些乳臭未干的小子，凭什么不愿意去为祖国服两年的兵役？凭什么要来混他妈的六个月预备役？你我都曾为国家作过战，如今却两袖清风。国家已经让他们腰缠万贯，让他们的家庭八面威风，让他们有高尚的职业，无量的前程，而他们这些臭小子竟然不愿意为国家当两年的兵！”
他义愤填膺，令我感到吃惊。平时他是那么随和，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相信他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作为一名预备役部队中的上士，他确实是尽忠尽责的，而他的行骗受贿仅限于当民政公仆之时。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建立了一支客户队伍，还特意制造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渠道的等候者名单，另一份是私下挑出的行贿者的名单。我时刻告诫自己要谨小慎微，千万不能贪得无厌，所以每个月我只拿出十个指标给出钱的人，其余那十个以上的是官方名单的人。开初，我订的价格是每名100美元，因为一个月有1000美元的额外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客户们总是自动加码，过不了多久，我的开价也就涨到了300美元一位。后来，有个穷得叮当响的青年来找我，知道这位要养家糊口的人在应征入伍前怎么都不可能从官方名单上轮得到参加预备役部队，我感到内疚，终日不得安宁，最后决定完全不管什么官方名单，除了十个指标给行贿者以外，其余的统统免费赠与求助于我的幸运儿们。一句话，我越来越肆无忌惮地玩弄权术，这种混账事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干，然而干开了以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在单位里交了大量的朋友，日后他们为我开脱罪名帮了大忙。我还订下了这样一条规矩：凡是艺术家、作家和初出茅庐的导演免费加入我们的预备役部队。这也算是对我不再写作，甚至没有了写作的冲动而感到内疚所交的一点点杂税吧，更何况我堆积罪恶的速度和我堆积金钱的速度完全成正比，我的确应该用传统的美国方式，即通过做好事来给自己赎罪，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
弗兰克知道后又大喊大叫了一番，一个劲地骂我缺乏做生意的本能，品行太仁慈，应该学会厉害些，否则人人都会利用我的仁慈。其实他错了，我并不像他和其他人所想的那么好。
实际上我是应用了起码的智力朝前看，知道这种赚钱的把戏迟早要露馅，特别是它牵涉的人实在大多了——数以百计的和我工作相同的民政人员都在受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交纳一定数量的“入伍费用”后应征参加预备役部队，这简直形成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异化现象：人们在绞尽脑汁找门路并出钱买当兵的机会，目的又是为了不当兵！
一天，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带着儿子走进了办公室，这是一名富商，儿子是个开业不久的律师。他们带来了一捆政客们写的介绍信，和正规军的少校谈了一会儿就离去了，晚上开会时又来拜会预备役部队的上校。军官们对他俩彬彬有礼，交谈后叫他们找我商谈有关预备役指标的问题。这父子俩来到我的办公桌前，把名字登记在官方的等候名册上，父亲的名字是希勒，儿子叫杰拉米。
希勒先生从事汽车生意，还经营名牌卡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通常的问题答卷后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他儿子的话很少，显得很窘。希勒先生问我：“按名单排，他得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用通常的答案回复道：“六个月。”
“在等到之前他就会被征入现役部队了，”希勒先生看着我忧虑地说，“如果你能想办法帮帮他，我将感激不尽。”
我用套话应付他：“我只不过是个小职员，唯一能帮你忙的人是已经和你谈过话的那些当官的，或许你应该和你认识的国会议员谈谈。”
他仔细地瞧了我半天之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说：“如果你要买辆车，尽管来找我，我会按成本价卖给你的。”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笑着说：“当我买得起卡迪拉克的时候，我就不必干目前这份工作了。”
“那倒是实话。”希勒先生友好地对我微微一笑，告别前，他又说了一次：“如果你能帮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你的。”
第二天，希勒先生打电话给我，他用商人特有的交际本领加上销售艺术来和我套近乎。他先是关心我的健康情况，接着问我的工作是否如意，还扯到了那天很好的天气。一番寒暄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昨天我热情接待他们父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政府雇员中很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接待公众，所以出于感激之情，他愿意以原价让给我一辆别人仅用了一年，他刚买到手的多济牌汽车，还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共进午餐，顺便谈谈这件事。
我告诉他共进午餐就免了，但我可以在下班回家的时候顺路去他那里谈一下车的事。
希勒先生的汽车公司在长岛的罗斯林，离我住的布朗斯新村不过半小时的车程。当我到达那里时，天色尚早。我把车停妥后，在摆满了卡迪拉克的场地上转了转，欣赏一下这些名牌汽车的风采。这些车的车身修长锃亮，高贵端庄，有些金光闪闪，有些乳白可人，有些深蓝似海，有些红如骄阳……再配置上富丽堂皇的座椅，真是漂亮极了。从前我对汽车并不在意，此时此地却被中产阶级的占有欲火烧得热辣辣的。
我朝着长长的砖楼走去，经过了一辆蓝绿色的多济牌汽车。这辆车很不错，如果我刚才没有领略过那数英里长的卡迪拉克，一定会很喜欢这辆车。我朝车厢里面看了看，那些座椅高高的，十分舒适，可是和名牌车排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够气派。
我的心理简直有点像一个暴发了的贼。
近几个月来，我的变化惊人。在第一次收取了贿赂后，心里还有点闷闷不乐，原以为自己一向以不说谎为自豪，这下子肯定会瞧不起自己，没想到如今反而对自己沦落为卑鄙的受贿者和骗子沾沾自喜。看来我没有以蜕变成社会渣滓为耻，反以为荣，我辜负了大众对政府雇员的信任，成了勒索那些求助于我的年轻人的罪犯！
在一些不眠之夜琢磨新策略之余，我也会反思一下自己的变化，很有点怀疑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出于对社会拒绝承认我是一个作家的报复，又是不是对我曾经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曾经在世界上历尽了千辛万苦仍一事无成的一种补偿。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干好的事了，终于能够满足妻儿的物质需要了，更离奇的是，我因而变成了一个好丈夫、好爸爸——我不再写作，和维丽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孩子们做作业时，我也有空去辅导他们，还有钱请临时保姆，有钱买入场券和全家一起去看电影，有钱买礼物送给妻子和孩子。有几家杂志社约我写稿，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写了出来。我乘机把受贿得来的钱加在稿费里，告诉维丽因为给杂志社摇笔杆子我的收入增加了。
我是一个快乐的贼，但在内心深处也很明白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所以我不敢奢望买一辆卡迪拉克，能拥有一辆蓝绿色的多济也就心满意足。
希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桌上放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秘书不在，估计他是有意支开她，免得我尴尬。我乐于和这类聪明人交往，最忌讳与不识时务的笨蛋打交道。
希勒先生请我坐下，抽支雪茄烟，又再次问到我的健康等等情况，然后切入正题：“你看见那辆蓝色的多济了吗？车不错，保养得顶好，我可以廉价卖给你。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
“1950年出厂的福特牌。”我说。
“以旧换新吧，”希勒先生说，“用你那辆福特再加上500美元，你就可以把多济开走了。”
我不动声色，从钱包里取出500美元放在桌子上，说：“成交了！”
希勒先生脸上顿时略显不安，问：“你可以帮得上我儿子的忙，对吗？”他是在担心我不明白他的条件。
我对自己因为这笔小小的交易而产生强烈的快慰也感到吃惊，其实我出这500美元已净赚了1000美元，也知道完全可以把价格提高到只用福特换多济，但我不想那么贪婪，还多少保留了一点侠义心肠，所做的不过是把富人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卖给他们，应该货真价实。我没有把这笔交易当做是贿赂行为，希勒先生脸上的忧虑可以说就是见证，所以我面无表情，公事公办地告诉他：“你儿子将在一周内加入为期六个月的预备役部队。”
他的脸马上云开日出，充满欣喜和敬意地说：“我今晚就把过户文件搞好，把车牌的事办妥，你过一会儿就能把车开走了。”他探过身来和我握手，说：“我听过许多有关你的故事，人人都说你的好话。”
我当然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心里不禁美滋滋的。作为一个老实的骗子，我的名声仍佳，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成功！
希勒先生趁职员在办理文件之际，有的放矢地和我聊天，他是要设法弄清在他儿子的这件事情上，我是全权处理呢还是必须再经过少校和上校。也许由于他那成功的商业头脑的本能吧，所以办任何事都很机灵和圆滑，也很周全。他首先夸我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后又问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项，他还担心那两名军官会在为他儿子主持入伍宣誓仪式时记起他的儿子是哪一位，我告诉他这确实有可能。
希勒忧郁地问：“难道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一下子就跳到了这么前吗？”
作为外行，他问得确实有道理。我心中暗笑他太过虑了，于是反问道：“难道我问过你关于多济的任何问题吗？”
希勒先生笑容可掬地说：“那当然没有。你熟悉自己的业务，我只是因为事关亲子，不想因自己所做的事给他带来麻烦罢了。”
我没有留意他的话，思想早飞回家去了。我想象着维丽看见蓝色的多济会有多高兴，她早就对那辆残破的福特厌倦了，何况蓝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
我强迫自己的思路回到希勒先生的问题上，我记得他的儿子杰拉米留长发，穿三件头的西装，打领带，所以说：“叫杰拉米把头发理短，换上运动服后再来我的办公室，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
希勒先生面露难色，说：“杰拉米不愿意这么干。”
“那就算了，我也不习惯强迫别人干那些他们不愿意干的事，这一切交给我来办就行。”我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好吧，”希勒先生赶紧说，“这一切就交给你去办吧。”
我开着新车回到家，维丽果然很高兴。我带她和孩子们去兜风，多济跑起来真是棒极了。我们把车上的收音机打开，在原来的那辆旧式福特上可没有这份享受。我们还停车吃比萨饼，喝汽水……这些都是结婚以后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而尽量不去消受的东西。后来，我们把车开到了一家糖果店前，又买了冰淇淋和可口可乐，还为女儿买了洋娃娃，为两个儿子买了作战玩具，为维丽买了一盒高级巧克力。我今天的确够大方，花起钱来就像个王子。在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歌来。孩子们上床后，维丽把我当成了刚给她一只大钻戒的阿加·堪，如痴如醉地和我耳鬓厮磨。
我还记得在出走维加斯之前的那些敲打字机的光阴，如今，我终于时来运转，再也不用为了温饱去加班加点干双份工了，而且在衣柜底部的旧手稿中还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