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殿内悬“万世师表”等10方巨匾及三副楹联，均为乾隆手书。大殿正中塑孔子，旁列72弟子及历代儒家先贤塑像。杏坛在大成殿前，相传为孔子当年讲学之处。
紧挨着孔庙的孔府，是孔子嫡长孙的府第，孔子故去后子孙都住在故宅，所以又叫庙宅，宋朝时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被封为衍圣公，从此世代相袭而至于民国。这座规模庞大的衍圣公官署和孔子嫡系子孙的住所共有楼、厅、堂、轩共463间，占地16万平方米。九进院落，分东、中、西三路排列。
孔府当然不只是孔子门人的府第，它还是封建王权的施舍和摆设，它也是一种统治手法的复现的玩物。它的特权仅限于为历代据说万古不变但却常常流血易首的王权作祭物，它还是一种物化的封建礼教，是统治者心里的最为坚固最为正统的权利与威仪的帮衬，可在这些种种变形和粉饰的外表之下，它的内里仍一样溃烂，终也逃不脱鲁迅所指斥的礼教的吃人本质——在孔府前堂楼两间挂着一张半身女子照片，她原是现存的孔子77代孙孔德成的生母王氏，可当年的衍圣公孔令贻因正室陶氏无子，将她一个丫头纳为小妾，生下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之后，就被毒死了。这样，陶氏就有了自己的嗣子，而这位生母临死前也只能称自己的孩子为小姐少爷，而且不允准得见外人，直到作为一个生育机器死去。
孔林，乃孔子及其后裔的墓 地。显然，它也应是世界上绵延最长、没有间断、规模最大的家族墓地。其占地200余公顷，全为苍松翠柏所包围，人如其中，行行复行行，浓阴仿佛苍翠欲滴。据传，林内一共有树木10万株，计有柏、桧、柞、榆、槐、枫……初为孔子后裔或“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孔子后人又不断手植补栽，因而树林越加繁茂延展，直到形成长达7公里的林墙。
历史用一种特别的形制惠顾了孔门。仿佛命运故意安排这么一个专门记录中国人文明历史的意外场景。在“三孔”之地寻幽探古，就如同进入一个包罗万象的万宝囊，古典时代的绘画、雕刻、书法、工艺、建筑、服饰、政治典章、经济、文化、军事、习俗、曲艺、烹饪，都在这里厚积下自己从未断裂的记忆。这种记忆的集体呈现，就是被复原的活生生的中国2000年的历史图景。可前来游历的人往往仅窥得其中的一鳞半爪，心魂就被震慑得噤声无语，而这一切，都源自于历朝历代倾一个民族之力附加在孔学身上的光环，孔子是被刻意塑造，或是被有意地部分歪曲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世界上鲜有像孔庙这样被如此神圣化的地方，但孔夫子却从来不谈鬼神，更谈不上有 什么神学思想。李约瑟在谈到孔子时说：“儒家学说代表一种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家长统治伦理观，它热诚地维护社会的道义准则……它含有怀疑的理性主义思想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影响。”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孔子的学说。其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即“仁”之本在于孝悌，“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他认为，要达于“仁”，必推行“礼制”，但有两个必备的前提，一是政治上必须行仁政；二是道德伦理上要有以血缘宗法关系为核心的“爱人”。显然，他的这种学说中一包含了对君权的某种限制，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重视了人的生命价值。
孔子还充分肯定人的精神美和人格美。“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乡愿，德之贼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想念有人格意志的“天”，但又把“天”看成是自然之物。“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重视人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在认识论上，他承认“生而知之”， 又强调“学而时习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注重“学”与“思”的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从美学上来观照，他还提出了自然人化的问题。“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他还尊崇“乐”，“乐”已不简单指的是音乐了，而是超越了一切内在、外在桎梏的心灵觉受，是泛宗教情感意义上的一种来自内心的“灵告之声”。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乐”，那他就明悟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进可和光同尘置身于天地的无限性之中，实现了生命自身的解放。“乐”是孔子“中庸”审美观的核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审美观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处事之道、艺术美学，乃至道德伦理。
在政治上他提出正名的主张：“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孔子的主张在他的时代并没有得到采纳，在死后却逐渐演变为一种治国方法的“儒术”和以他为宗师的“儒家”学派。战国时儒家即已分成八派，而自汉武帝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统治中国 封建正统思想达2000年之久的一个痼疾。在这个漫长的时空隧道中，每个时期的儒家学说都会根据某种需要而做出一些修正、解释。如：两汉时以董仲舒和刘歆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魏晋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儒的玄学，唐代韩愈为排佛而倡的“道统”说，宋明兼取佛道两说的程朱派和陆王派的理学，清前期的汉学、宋学，清中叶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在这一代一代的解经过程中，孔子学说有的东西被放大，有的被肢解，有的丢失，有的变形……
孔子之后，又有孟子诞世，历来孔、孟并提，孔子为圣人，孟子为亚圣。亚圣同样生于鲁国，受业于孔子的孙子，与孔子命运差不太多，他一生四处游说而遭碰壁，晚年便回家著书授徒，终成承继孔子思想衣钵的一代儒学大师。
孟子曾感叹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但实际上他将孔子的学说发展为了“仁政”学说。他认为“仁政”必“自径界始”，主张“省刑罚，薄税敛”，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他强调“重民”在于“驱而之善”，进而 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主张性本善，人有天赋的“仁义礼智四端”，认为人要排除感官物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以达“万物皆备于我”。他将治学和认识问题归结为如何找回散失本心的心性修养问题。
孟子死葬故乡，后又迁往邹县城南关，被加封为邹国亚圣公，孟庙、孟子墓不断被重建，仿“孔林”的“孟林”也达近6000亩！而“孟母林”也有上万余亩林地的建制。
两片世间罕见的林地，两个来自鲁地的“圣人”，一套至今时时被人阅读翻检的学说，甚至就是在20世纪，加缀一个“新”字的儒学又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发热——孔子显然没有真正死去，他被不断研究，他与他的后代归葬在一个没有间隙的历史轨迹之上，通过这种世间奇特的延续方法，他的智慧流芳千古。
除了孔子、孟子两大圣人之外，儒家早期的主要人物绝大多数都出现在齐鲁一带，诸如子思、曾参、颜回、子路、子贡、曾皙、公冶长、原宪、伏生、主父偃、孔融等等。这一精英群体在齐鲁文化中应运而生并非偶然现象，只有适合于营造儒家思想的人文地理模式中这一切才可能发生。
第55章 山东名人谱“山东”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关中的秦人，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至唐代和北宋时代， 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被称作山东，到了唐代末年，有人用山东专指齐鲁之地。金代时，设置山东东、西 二路，山东才真正成为政区名称。明代初期设置山东行省，后改称山东承宣布政司。清朝初年，设置山东省，“山 东”正式成为省名。
传统儒家文化的正脉发迹于齐鲁，并为齐鲁厚土灌进不绝的灵性与 神秀之气，一代代的齐鲁英豪由滋而生，若黄河之水奔流不息——
鲁班、曾参、颜回、墨子、孙膑、孟轲、扁鹊、甘德、蒙恬、东方朔、匡衡、郑玄、孔融、管宁 、王粲、刘桢、仲长统、诸葛亮、王导、王敦、王猛、左思、王羲之、鲍照、刘勰、贾思勰、秦琼、房玄龄、颜真 卿、黄巢、宋江、李逵、李清照、辛弃疾、邱处机、唐赛儿、王士祯、蒲松龄、孔尚任、王懿荣、张养浩、李清照 、赵秉仲、吕彦直、武训、张择端、马周、戚继光……如果需要的话，这份名单还可以不断地开下去。第56章 周公吐哺一代雄才曹操曾赞叹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史称叔旦，因采邑在周而称周公，或周公旦，姬姓，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成王叔父，曾为武王之“辅”，执掌政务，参与伐纣，协助成王治国，并制礼 作乐，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理论，亦有学者尊其为法家的创始人。
周公的封地即鲁，但周公很少留居封地，而是长期在朝廷里辅佐武王，并献“以殷治殷”之策，成功分化了殷 商残余势力。灭掉商部族次年，武王有病，周公自告奋勇，愿替武王赴死。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周公于是再度留下来摄行政事。当朝的大臣，甚至其兄弟管叔等都疑其有取代成王之心。武庚也趁机纠合北方诸国叛乱，大敌当前，周公以“ 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向重臣吕尚、召公爽剖白心迹，并力排众议，带兵东征，结果大获全胜，西周政权从此得以全面巩固，疆域愈加扩大。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公又遣子伯禽代其就封于鲁。行前，嘱之以肺腑之言曰：“一木三捉发，一饭 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贤人。”这是他贤达冠绝历史之明证。
周公送走儿子，承秉武王遗愿，于洛邑搭建新都，并迁九鼎与部分国民于新城，随后作《多士》、《多方》二篇，历数夏商亡国之道，阐发周代商 政的天理人意。此外，他对于周朝典章制度的建立，可谓殚精竭虑，行“井田”、“作《周官》”，摄政7年后，又还政于已稍长的周成王，自己则“北面就臣位”。
周公不再摄政，但他并没因此减却对成王的责任。 他担心成王无治国之术，又作《洛诰》、《无逸》、《立政》诸篇以谆谆告诫，要成王观察诸侯之向背，立礼教以防民众怠慢误令，他语重心长地对成王说：要能听民怨，反躬自察，要行效夏、商、周文王等明君以行政、理民、选拔人才，任贤为 能。他将这些劝诫写成《微子之命》、《召诰》等篇，普告天下，以礼法行仁政，使天下薰蒸王化。
周公之庙，又称元圣庙，距孔庙不过1公里，本为鲁国故城遗址，但因生前未归封地，死后也算回归“故里”。历史 上周公庙经宋、元、明、清6次修建，至今有殿、亭、门坊57间，占地5公顷。元圣殿为其主体建筑，殿内高塑周公座像，头顶王冠，手执圭板，棂星门左右石碑所刻“经天纬地、制礼作乐”，极其准确地概括出了周公心怀天下的一生。
第57章 狐鬼先生蒲松龄古书《太平广记》有几卷是专门讲鬼的。到了清朝初年，有几个人特别喜欢讲鬼的故事，一个是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个是写《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还有一个是写《随园诗话》的袁枚，几人中犹以蒲松龄才情高卓。“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蒲松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异类，他托狐鬼言志的灵幻世界，为中国文学树立了一个独异的标尺。此外，他还为民间说唱艺人写过14种俚曲，如《墙头记》、《俊夜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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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字伯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其故居位于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的高祖蒲世广、曾祖蒲继芳，乃至祖父、父亲，都知识渊博，颇具才华，但全部怀才不遇，终困场屋，至多只考取过廪生、秀才。
蒲松龄自幼跟随在私塾里授童子业的父亲读书，19岁时（顺治十五年，1658年），参加童子试，县、府、道均考第一，被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赞为“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但此后应考不下七次， 却与八股无缘，屡试不第，始终没有考取举人。直到康熙四十九年，71岁高龄的他才按照惯例成为贡生。
由于未能攀缘科举出仕，所以蒲松龄除了应宝应县令孙蕙之邀于康熙九年南游做过两年幕僚外，同自己的秀才父亲一样，一生都困守在乡土过着设帐授业的塾师生活，与数卷残书、半窗寒烛为伍，最困难的时候，据他在《述刘氏行实》中说：“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之，蓬蒿满之。”
他虽念念不忘功名， 梦想着能突破蒲家世代怀才不遇的瓶颈，但实际上漫长的乡间生活使他更接近劳动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现实和政治的黑暗、腐败，终于，他将一生满腔的忧愤之气倾注成了《聊斋志异》。一生以狐鬼言志，“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灵；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蒲松龄《聊斋自志》）。
《聊斋志异》一书融传统“志怪”、“传奇”的写法于一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精彩纷呈。最初书名为《鬼狐传》，一开始只是在民间传 抄，作者去世50年后，才在浙江睦州成书问世，定名为《聊斋志异》，全书16卷，共491个短篇。该书问世很快便风行天下，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崂山太清宫三官殿前，有一株山茶，高8。5米，干围1。78米，树龄约700年，是世界少见的大山茶。冬春之际，满树绿叶流翠，红花芳艳，犹如落了一层绛雪。不远处原有一株白牡丹，高及屋檐。当年蒲松龄寓居于此，终日与牡丹、山茶相对，遂构思出《香玉》，这则故事写一黄姓书生在太 清宫附近读书，白牡丹感其深情化作香玉与之成婚，后白牡丹被人偷掘，香玉亦失踪，书生终日恸哭，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