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议涣散”，致使上书半途而废。然而不论怎样，其原因绝对不是《康文》所说的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的缘故。果真如此，康有为鼓动并组织上书的动机目的乃至人品便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而他在功成名就之余，又何必于五月二十九日（旧历五月初六日）将该“上书”改写成一万三千余言的《上皇帝书》进呈光绪帝，须知这份上书被光绪帝阅后受到“极嘉许”的评价；更何况这种领衔组织和鼓动知识分子围攻与威胁中央政府、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和舆论导向保持高度一致的行为，无论在古今中外的专制社会中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弄不好还要掉脑袋，谁愿意在这种并无胜算的政治博弈中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生理生命下赌注呢？更何况，作为一件公开进行的政治活动，这一次集合各省联合进行的“公车上书”在《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换约之后的当时是否上达清廷已经并不重要，它通过各种媒体在当时就已经传遍天下，它的初始目的与客观效果都是唤起民众、警醒国魂与促使清廷变法图强，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如果对康有为或者其他历史人物的行为可以这样轻率武断地加以评价，如同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常常见到的那样为历史这位“小姑娘”任意涂抹各种现代的化妆品，使她像某些广告所说的那样“昨天二十岁，今天十八岁，明天又成了十六岁”，历史与学术的尊严将会荡然无存。据此，《康文》所说的一个“欺骗（了）一个民族百年之久”、“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的“神话”似乎并不存在。
倒是关于康有为中进士的问题有必要在此顺便提及。笔者在检索资料时，尚有许多疑问，质之于几位治戊戌变法史或近代史的专家，亦未能获得明确的解答。据笔者所见各种史料和今人论著，包括康有为本人的自述，都是说他在五月三日（旧历四月初九日）中了进士（会试第5名，殿试降为二甲第46名），并于五月五日（旧历四月十一日）引见而授工部预衡司主事职位。但是，查《清实录》三六六卷《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下”，该科进士的殿试时间是在“公车上书”风波之后已有一些时日的五月九日（旧历四月十五日），光绪帝阅定前十名进士考卷的时间是五月十二日（旧历四月十八日），而最终圈定甲第名单顺序并传胪于太和殿的时间是五月十三日（旧历四月十九日）。此外，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的共二百九十二名进士中没有康有为，甚至连姓康的进士也没有，该科第四十六名进士是广西平南人李国材；然而，据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一书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新进士引见单》记载：康有为系“二甲四十六名进士，复试三等四名，朝考二等一百二名”。似乎康有为又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之年）的新进士，但该科进士题名中同样没有康有为，第二甲第四十六名进士是湖南益阳人薛善。原因何在？不得而知；然而似乎可以排除戊戌变法失败、后党复辟后将康有为的功名取消并将他的名字从“进士题名碑”中剜除的可能。因为作为受到清廷“正法”的“反革命分子”、列名于戊戌变法六君子的刘光弟（光绪九年癸未科第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与杨深秀（光绪十五年己丑科第三甲第一百六十一名进士）两人的名字仍然赫然列入相应该科的“进士题名碑”中。一般而言，参加会试后得中者被称之为“贡士”，没有参加殿试者不得称为“进士”；中了贡士后只要参加殿试，无论临场发挥怎样，如无意外，一般都能中进士，只是排名顺序前后有别而已。中了贡士后，如有特殊原因，如因疾病或丁忧等，无法参加接着进行的本科殿试，也可以在三年后的下一科再参加殿试，例如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七十九名进士陈海梅，就是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与康有为同科）的会元（第一名）。据此，康有为于五月三日听到的只可能是中了贡士的消息；他是否参加了殿试，尚难确定；如果没有参加殿试，那他就只是“贡士”而不是“进士”，如同现今修完了博士的全部课程、撰写了博士论文并已经结业者，但没有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并授予学位，不得称之为“博士”一样（近闻有京城某博导考博，学术界戏称之为有“进士情结”，其比喻真是入木三分）。与此相关的疑问是，如果康有为没有参加殿试，那么为何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一书中，却还保留了康有为的《殿试策》和《朝考卷》？本人并非专治清史或近代史者，也不想在此问题上多花时间，这里将此疑问提出，留待高明者考证。
三年之后的戊戌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思想家及参与者之一的康有为组织了“保国会”，并受命以“总署（总理）衙门章京”并特许“专折奏事”的身份参与了“百日维新”。官衔虽然仍为六品，但处在权要的“总署（总理）衙门”，当然不是《康文》所说的“只是一个”“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的“工部主事”。《康文》以康有为在当时的官衔大小来论定其在戊戌变法中的影响，无疑还有着传统官本位的政治情结。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史学界早已有基本持平的公论，这里无须多言。值得指出的是，《康文》为了降低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所起的作用时而所说的“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之说，不知何据？因为“军机四卿”中的林旭恰恰就是康门弟子。林旭在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所作的《跋》尾，就赫然明署着“弟子侯官林旭跋”的字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林旭传》中也说：（林旭）盖闻南海（康有为）之学，慕之，谒南海，闻所论政教宗旨，大心折，遂受业焉。”林旭本人都自认为是康门的受业弟子，又何必要他人来妄加否认。
一八九八年九月，变法活动进入功败垂成的最后关头，后党的复辟势力已经磨刀霍霍；维新派也在筹划着应变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借助新练陆军的力量“保护圣主（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具体行动就是“杀（荣）禄围（颐和）园”。先后出面求助于袁世凯的是康有为的弟子徐仁禄以及“军机四卿”之一的谭嗣同，而康有为是这一策划的谋主之一。众所周知，这次密谋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而加速了戊戌政变和后党复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天石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的帮助下，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阅到毕永年于一八九九年初写成后交日本人平山周保存的有关戊戌政变的日记《诡谋直纪》，其中提到康、梁等人要求毕永年率人围园执杀慈禧太后一事。杨天石于一九八五年撰文披露了这一文献（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并认可了这一说法。这一史料似乎能够指证康有为曾经大逆不道地图谋执杀慈禧太后，但如要成为定论则还需要更多的旁证。政治本来就是无情的，历史也是错综复杂的。做学问本来就是后出转精，史料也同样有待于不断发掘。史学界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发掘出这些史料并加以重视，似乎不像《康文》所说的是等待《温故戊戌年》出现以后才被破除的有关康有为的又一个“神话”。
必须指出，即使如同《康文》所说的“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也不能以此指责康有为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言语。因为在专制统治的特定语境中，政治斗争的言行可以策划于密室成为“阴谋”而不能公之于众成为“阳谋”，能够敢于将阴谋堂而皇之变成阳谋的只有掌握了大权的专制者，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何况“百日维新”主要人物之一的光绪帝如同人质一样始终被囚控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外界任何轻率的言行都有可能随时置其于死地，更遑论是欺宗灭祖的弑杀大罪呢。如果康有为有意隐瞒，那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多半是为了他始终效忠的光绪帝。康有为及其弟子们已经策划了“杀禄围园”（“围园确是针对慈禧太后并试图软禁她）的”反革命将此作为关于康有为的又一个“神话”，亦似有欲加之罪而无限上纲之嫌。
“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号召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时，他拿出了一份光绪帝给他的“密诏”，内容是要他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并表达了“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就是仍想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想法。关于这份密诏，史学界早已有公论，即它是康有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伪造的，其据以伪造的底本，是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在历史上，凡是涉及到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失势派为了斗争的需要，总是拿出一份或真或假的所谓“密诏”来，以示合法，并借以作为号召的旗帜。这种行为有一个专用的中性名词，称之为“矫诏”，如果称之为“伪造”，则显然带有贬斥的感情色彩；两者虽然都具有无中生有的相同性质，但后者听起来似乎是怀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而目前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矫诏”，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康文》将这件史学界早已有了共识与定论的事情作为康有为及其弟子精心编造的谎言、并作为被《温故戊戌年》最新揭穿的又一个“神话”提出。
《康文》揭露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另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与汪康年争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斗争，即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在这里，《康文》模糊了、或者说是未能深究一个基本事实，即作为民报的《时务报》究竟是不是一份现代概念中的“民报”或“老百姓”的报纸。
《时务报》是利用最先由康有为主持创立而最终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宣布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办的，而上海强学会的创办活动经费又是靠康有为出面求助于官方的公费拨款和私人的捐款等多方筹集的。这一事实表明，从经费的来源看，《时务报》从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官助性质；而作为上海强学会主要创始人和筹款者的康有为则拥有对该笔款项所办事业的一定发言权。
《时务报》的创办是由上海强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黄遵宪提出的。黄氏因“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便与汪康年（曾为张之洞僚属，受张之洞之命接收并掌握被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商量，又邀请梁启超参加，一道筹办《时务报》；而康有为也想“改办报以续（强学会）会务”便派梁启超赴沪参加《时务报》的筹备工作。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旧历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五人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为总理（经理），梁启超为主笔。
《时务报》创刊后，在汪康年、梁启超的共同配合主持下，发表了许多极有影响的好文章，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喉舌。尤其是作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更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和宏文伟论，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广泛传播；汪康年也在该报上发表了十四篇极有影响的文章。一时间，《时务报》的代销点多达一百零九所，遍布全国七十个县，期发行量最多达一万七千份。包括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在内的许多地方大员都非常重视和极力推荐这份报纸。但是，《时务报》经理者内部和谐合作的蜜月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自创刊时起，承袭于强学会时期的维新派（以康有为为首）与洋务派（以张之洞作为幕后主使）的矛盾与斗争已经显露端倪。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意志，比较激进，主张《时务报》以孔子纪年；汪康年则禀承张之洞洋务派的思路，比较保守，主张以广译西方报刊文章为主。最后在黄遵宪的调和之下，才将该报办成人们所看到的既有较多迻译文章又每期必有论说的《时务报》。
由于汪、梁两人的政治观点与办报宗旨大相径庭，以及两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争夺，有着张之洞作为强力支援的汪康年兄弟逐渐把持了《时务报》，梁启超则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应聘前往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但仍继续为该报写稿。一八九八年三月，梁启超指责汪康年独断专行，将该报据为私产，办成“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并表示从此辞职，不再为汪氏当“雇工”。在汪氏兄弟把持下的《时务报》从第五十五期以后，译文大增而论说锐减，逐渐失去了原来极具战斗力的气象。因此，康、梁等人便试图夺回《时务报》的控制权。同年七月，康有为代宋伯鲁草拟了《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得到朝廷的批准，并受命为该报督办。掌握了《时务报》经济权的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则釜底抽薪，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于该年八月将该报的经费改办《昌言报》继续出版；这时，“百日维新”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一个月之后戊戌政变发生，接着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时务报》则因此停刊。
康、汪两人对于《时务报》控制权之争，确实是对喉舌控制权之争，但决非如同后世有人所做的那样是“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之争，而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喉舌控制之争。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遥控干涉之下，《时务报》何时真正成为过“老百姓”的喉舌？在中国又何时有过真正成为“老百姓”喉舌的报纸？正如《康文》所说的，“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到那真实的一幕”。
《康文》提及的另一个“神话”，即所谓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