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编者注）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之后，他应酬大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6 星火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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