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华夏上涨的这点工资，根本就用不着寅吃卯粮。一来华夏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其工资总量并不大；二来华夏这两年的经济增长相当强劲，仅仅是一个鸢岛自治领与华夏的经济交往，让华夏获得的实际利益，就超过了2000亿美元，最少12000亿华夏币。当然，如果按鸢岛币结算，这个数字会低得多。只有800多亿鸢岛币。
此外，华夏虽然开支也增大了很多，但那大多是建设项目，只要项目建成，华夏就将坐享其成；至于军事费用等纯开支，华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
能够给国人大幅度调整工资，说明华夏领导层听进了自己的“建议”。这让赵无极非常有成就感。但是，赵无极关于华夏农民的系列想法，却遭受到了挫折。只有部分建议得到了采纳，而且还是分期实现，类似于分期付款。
第一个建议就是农业税以及农民负担问题。如果以绝对数字算，此时华夏农民人均负担并不高，以100元计算。全国8亿农民，也只能增收800亿元罢了。但是，华夏政府却挤不出这800亿元现金；另外，华夏的农民。即便是不交这100元，也最多是缓解一下农民的疾苦，想要以此发家致富却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这条建议上，华夏政府决定用4年时间，将农民的负担全部解除，而且还承诺第五年起，给农民种地以适当补助。
其实，对农民的问题，此前的赵无极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农民的贫困，与农业的关联度并不大，而是与农民本身的市场参与度低有相当的原因。
华夏的社会分工，最彻底的应当算是农民。很多农民，世世代代当农民种地，从来没有参与过经营活动，即便有也是将自留地里的菜背到集市上去卖，从最初几分钱一斤，到后世一两块钱一斤，但是，后世任何一个农民，只要愿意去工地打工，或者去别人家帮忙，一天管吃管住，也差不多有上百元的收入，因此，卖菜的那上百元钱，以其说是地里的收入，还不如说是他一天的劳动力收入。
市场参与度低，集约化生产程度低，导致土地收益急剧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华夏农民要想发家致富，华夏农民要靠种地发家致富，根本的方法就是将一家一户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集约化经营，以形成规模效益；而剩余的劳动力，则大量往城市移民，进行产业转移，如果能够达到米国的水平，即以全国2％的农业人口，养活米国100％的人口，这才是华夏农民真正发达的时候。
华夏在农民产业转移上，也是经历过相当的“阵痛”的。起初，农民进城，给城市带来了活力；但很快，农民进城给城市也带来了麻烦，而且，由于政策的壁垒，农民也很难融入城市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有关“农民工”的问题。
后来，华夏有了自觉性的城市化理念，鼓励农民进城务工、购房，各项政策开始松动，为农民进城创造条件，但是，阵痛已经造成，社会风气难以扭转。华夏也一直承受着这方面的代价。
这个问题，赵无极看到了，而且看得极其深刻，但此时的赵无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么庞大的人口，如果突然涌入城市，城市就根本养不活他们。农民进城，根本上取决于城市经济以及工业和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容纳规模。
不过，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但局部和部分的问题，赵无极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
由于华夏比历史同期的工程建设更多，赵无极建议在农村实行“以工代赈”制度。以工代赈，华夏也是有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并没有给农民带来福利，反而带来的是负担。
赈，基本含义是救济。以工代赈，也即没有钱上交时，可以出劳动力来抵应该上交的钱。这是以工代赈的本义，在旧的时代这样做，确实没有错。
但是，新社会的“以工代赈”，理当有另外的意义：即，你们家实在是穷，穷得揭不开锅了，政府直接给你拿钱似乎不好，现在政府给你一个活路，如果你愿意去干，干好活后可以领取相应的薪水，这薪水，等于是赈济你的。
而赵无极以为，这个新的意义，在新社会下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否则，如果按旧时代的意义实行，新社会的新又在哪里呢？或者，在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这种新的以工代赈也曾实行过，譬如官府让流民修建水利，每天给几碗米之类的。
赵无极的“以工代赈”理念，在系统“方案优化”功能后，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华夏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遍布城乡的路桥整治，遍布全国的城镇的环境卫生等，都需要由政府主导来推进，而政府在主导之时，专业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人员打理，但一些非专业的工作，却可以交给就近的农民来打理。
虽然后来的农民工其实也是做的这些事，但那是市场的手段、自发的情形，如果有政府力主推动，既不失为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又为华夏农民增收找到了一条路径。
赵无极也不是没有想过凤山的经验。凤山经验的推广应该有很好的效果，但前提是市场要激活起来，譬如凤山豆干合作社，完全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提前在市场形成了效应与口碑。事实上，在凤山之后，也有很多乡镇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可是，他们搞的类似机构其效果并不明显，或者小打小闹也行，但要想发大财却难。
此外，像凤山的山珍，其道理也一样。后世的人工木耳产量很大，而且在华夏形成了一项重要的产业，但那同样得依赖于市场的培育。而且种木耳的农民，也只有形成相当的规模，成为所谓的种养殖业大户，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效益，否则，还不如出去打工。
有一个建议，赵无极认为自己提得非常好，那就是土地问题。赵无极的建议是农民的土地作为承包地，或者作为集体土地，一旦成为商业用地之后，其溢价部分，应该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分红”比例，而不是以几千块钱一亩从农民手中强行收购。
或许，这个世界上只有赵无极才明白，此时农民卖一亩地收了几千元，好像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农民由于不善于经营，这几千块钱要么拿去喝酒，要么拿去打牌，很快，这群人就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失地农民”，生活无依无靠。
事实上，在任何一座城市新建商品房或相关的城市设施时，都会有大量的零散的附属的商业设施，而这一部分商业设施，建设成本很低，但这部分设施的“分红”，却足够养活失地农民及其家人了。
第504章委托培养
如果有人统计过华夏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相关数据，人们就会明白，在华夏的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多年里，农民做出的牺牲最多。
当然，任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农民都会面临一个背井离乡的问题。不过，有些国家和地区在这一过程中，却尽可能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譬如海峡对面的那座小岛，无论是现在还是农民的农民，或者已经进城了的上一代农民和二代农民，他们的利益都是得到了充分保证的。
华夏的农民是绝对的弱势群体，而且还抱着“民不与官斗”的传统思想，可谓是温良恭俭让的典型，非常有利于统治与管理。但这绝不是牺牲农民利益的理由。
此外，赵无极关于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还有一些建议。譬如矿山，华夏的国法规定矿山属于国有，这本没有错。但是，国有并不等于身居矿山之处的农民得不到一点利益吧？
因此，赵无极建议道：大型矿山由国家主持开发非常有必要，但在利益分配时，要考虑到当地农民的利益，大型和超大型矿山的利益分配，适宜以市或县境内的农民为受益范围；中型矿山的开发，适宜以县或乡境内的农民为受益范围；而小型矿山，赵无极则直接建议，其受益对象为乡范围的全体农民，至于开发问题，完全可以交给市场来运作，国家只是对其产业、安全等进行政策或法规上的管理最好。
至于微型矿山，则以村为受益对象为最好，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其实是以村为单位的。
大中型矿山的农民受益问题，是指国家在收取资源税时，要考虑到农民的利益，要一次性直接将收益分给农民，而不是给当地政府。
至于政府如何从大型矿山中获得收益，华夏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政策，各类税费。向来是中央与地方分成的，地方政府完全可以从中受益。
这样的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天方夜谭，但实际上拥有极强的操作性。农民一次性的收益，也并不是指的现金，它可以是某项产业的“股份”，可以定期和长期分红。
对于如何让农民介入市场化运作，赵无极也提了一些建议。那就是农民的固定资产。譬如公路边的一幢砖瓦房，只要其还另有房屋，可以允许其作为固定资产向银行贷款，以获得商业上的启动资金。
虽然这样做比较麻烦，但政策上应该有这样的考虑。至于其中的风险，肯定是有的。不过是操作层面的风险罢了。而且，农民也只有经历过商业风险，才会成为新的商业时代的人才。
再说，作为政府，怎么能怕麻烦呢。
此前的那些建议，多是关于民生的，而且也是一些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便今天不解决，明天也会解决，只要不解决，其问题就会存在。后世直到赵无极重生前，有些问题也没解决，但并不表示那些问题就不存在，事实上，国家化大力气去解决也解决不好了。
赵无极最为看重的。或者赵无极最想借重的，是华夏的教育计划。
华夏的教育，后世的诟病很多，问题很多，但不可否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教育能够普及到如此程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再说，华夏的教育问题，也不仅仅是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家庭问题。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加剧了教育问题的烈度。
家庭教育包括家庭环境在内，是学生正常成长过程中最大的“可变量”，因为华夏的学校教育，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教育一样，都是一种制式教育，主张规模化培养。当然，华夏的模式化更强一些罢了。
因此，学生在学校有“变坏”的可能，但其可能性远小于家庭环境与父母的教育。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是“终身制”的老师，父母不能忘记教育子女的责任。
有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一味地“宠溺”孩子，结果造成其性格变异，根本不适应学校的社会的要求，一进入学校，由于其表现怪异，自然受到批评，而一受到批评，则产生逆反；这时，如不及时校正，极有可能走向反面。
有的家庭，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疏于对孩子的教育，这同样会造成这样那样的问题。
教育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赵无极并无特别的办法，它有赖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赵无极所介入的，主要表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问题。九年制义务教育，国家已经提出，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本却得由家长承担，这是相当不合宜的。平行时空，要到2006年以后，国家才明确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再收取学费杂费，一改“人民教育人民办”为“人民教育政府办”。
赵无极此次提出的，则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杂费问题，虽然小学和初中收费并不多，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赵无极建议华夏最好逐年减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收费问题，并在5年后停止不收。
大力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国家要尽快保证初中毕业后的学生能够分流到普通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事实上，初中毕业生其年龄太小，并不太适合进入社会，如果能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和接受高中教育，不但是学生之福，学生家庭之福，更是国家之福。
为了说服华夏高层，赵无极准备了世界各国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材料，特别是普国职业教育的成功案例。
为了配合这一新政，赵无极指示理想国际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集团，从1990年起，企业所招员工必须具有高中毕业和中职毕业文明，同时，在三年后，将只招收具有中职毕业的学生。
与此同时，从1990年起，鸢岛自治领将不再接受普通家庭成员移民的要求，而必须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具有规定学历，愿意到鸢岛工作取得鸢岛“就业证”满一年，才可将其家人移民到鸢岛自治领。
高等教育扩招问题。平行时空，华夏在1998年开始大规模扩招，并明确提出其扩招后的毕业生国家将不再分配工作。
这一改革势所必然，但是，华夏的扩招步伐一是来得太陡，民众根本来不及消化其后果；二是突然扩招带来的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让教育质量大幅度下滑，直到赵无极重生前，其质量下滑的趋势也没止住。
赵无极提议，以1990年国家计划的60。5万为标准，当年增加5万大学本专科学生，此后每年增加5万本科学生，至于专科学校，条件具备可升入本科，条件不具备，可改为职业技术学院。
华夏的高等教育，有一个怪现象，明明本科生的质量都不能胜任工作了，但还有一半的专科生也叫“大学生”，其实，专科及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完全可以称之为“职大生”或“职校生”，以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
这样说，并不是歧视专科生。事实上，在后世的就业中，中职校的就业面最好，大专次之，本科学生就业表现最差。原因就在于专科、中职学生的就业期望值更低，虽然理论知识可能不如本科生，但其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却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同。
为了说服华夏高层特别是教育系统的领导，赵无极不得不与华夏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鸢岛自治领与华夏共和国关于委托培养人才的协议》。
这个协议最核心的内容有三条：第一条，鸢岛自治领每年在华夏招收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低于5万人，鸢岛自治领将以大学毕业生每生5万华夏币或以培养成本的200％向华夏支付培养费用。
第二条，鸢岛自治领每年在华夏招收的专科及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不得低于不得低于10万人。鸢岛自治领将将以专科及职校毕业生每生不低于3万华夏币，或以培养成本的200％向华夏支付培养费用。
第三条，鸢岛自治领每年在华夏招收的硕士及博士毕业生，其总数不得高于华夏当年毕业数的10％；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