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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飞车还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到23团去蹭饭吃。
首开其端的是谁，也不可考。因为蹭饭吃者，都签了假名。
其实部队里的这个规定，许多人早就知道。当听到开饭号声，你恰巧在哪个连队附近，就可去该连就餐。月底再由该连司务长，去你连司务长处结帐。
以前23团没来时，附近只有二营的各连。人家或许叫不出你的名字，可平时或许就能碰上你，使你不敢签假名。若签了真名，月底算帐时，司务长问起连长，某月某日，某某某为何去某连吃饭？到时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如今来了23团，情况就不一样了。不是一个团的，司务长之间互不认识。距离又较远，对方绝不会为一两顿饭，来连里追查。于是，有人打起了23团的主意。
23团没有学兵连，所以对于首次造访的学兵，热情又欢迎。部队刚从四川来，给养颇丰。吃得满嘴流油的学兵，饭后签签字，还真模真样的跟人家握手言别，显得颇有绅士风度。打一枪换个地方，下周再另找一个连队故伎重演。到了月底，23团的各连司务长们，拿着这帮小子打的欠条，到47团各学兵连去结帐时，才知道上当受骗。
慢慢地，23团各连，也知道了这帮常来混吃混喝的家伙，是86团学兵二连的。因为47团驻在江对岸，23团来后又向上游迁了很远。江南岸又无小镇，根本就没来过47团的学兵。唯有86团学兵二连距这里既近，又常可见到这帮家伙在公路上飞来驰去的，似乎免费搭车是他们的特权。于是，23团的各连司务长们，就专门为学兵二连订了个新的规定：吃饭必须钱粮现清，不赊帐了。
不过，这一规定，使一些原本不好意思去蹭饭吃的学兵，认为既然交了钱和粮票，去吃顿饭也无可非议。而对于那些惯去蹭饭的厚脸皮，则更是理直气壮。
一次，张三德从构元回来，见刘秀松和虢玉成，正在渡口附近的江边瞎转悠，就问：“哎，快开饭了，还不赶紧回去？”
“急啥。”刘秀松向他眨眨眼，又向上努努嘴，“不回去，还能饿着咱？”
张三德一听就明白了，俩小了打算去23团混饭吃。就说；“那我得赶紧回去，我没带粮票。”
“别走嘛！”虢玉成拦住他，“没带粮票怕什么？我身上有。”
“就是嘛！可比咱连伙食强多了。一顿饭，半斤粮票两毛钱，保准你吃的满嘴流油。”刘秀松也帮着怂恿。
张三德犹豫了。
“犹豫个俅！马克思早就教导我们，没有供给道德的粮食，就没有道德本身。吃饭还有啥不好意思的？走！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免得去晚了，吃不上好的。”
从内心讲，张三德也馋好饭。听刘秀松如是一说，就跟着他俩去了。
走进了23团的某连，开饭号声正好响起。
“你俩又来啦？”该连司务长一脸的不欢迎。
“嘿嘿，嘿嘿，”刘秀松一副涎皮脸。
“司务长，我们今天带有钱和粮票。”虢玉成忙迭解释。
张三德很窘，不敢正视司务长目光。
“好啦好啦，去炊事班吧，吃完来我这儿结帐。”司务长很不耐烦。
一进炊事班，刘秀松就“班长、小王、老李、老赵”地招呼个不停，俨然一个老熟客，班长等人表现冷淡，唯有小王总算搭了腔：“小胖子，今天能吃几碗？”
“至少得三碗吧。”刘秀松大言不惭。
“嘿！怪不得吃这么胖！”
一顿饭，刘秀松和虢玉成是狼吞虎咽，张三德却味同嚼蜡。
吃完饭，三德随他俩去结帐。
“给，司务长，这是六毛钱伙食费。哦，对了，还有粮票。”说着，虢玉成就在身上乱摸。东摸西翻了老半天，也没粮票的影。
“嘿嘿，司务长，粮票这次忘带了，下次一定补上。”
司务长一直在冷眼旁观他的表演。见他演完了，就用手将桌上的六毛钱朝他一拨拉：“还下次？这次再给你免了吧！”
那神情分明是在打发要饭的。
出门时，张三德简直无地自容。俩小子却手舞足蹈，得意洋洋。
三月底，援朝终于拿到了探亲的通行证。屈指算来，从请假到获准，整整历时三个月——还算是快的。
听说他要回家探亲，有托他往家捎信的，有托他从家买东西的，还有托他往家捎东西的。往家捎的东西，大多是给弟弟妹妹的新旧军装——那年头这可是最时髦的礼物——多是用毛衣、毛背心之类与部队战士换来的，装了满满两大提包，足有几十斤重。
那几天偏又逢雨，过往车辆很少。总不能提着两个大提包扒飞车吧？况且是到安康。好在吴国政结识的那位安徽车队司机，这几天恰要出车去安康。奈其驾驶室里早安排满了人，冯援朝只能屈就坐在车厢上。
出发这天，雨虽停了，天仍阴着，路也湿滑。司机让他坐在空氧气瓶上，一再叮嘱：
“路上可要当心，看情况不妙，马上跳车。”
他与送行的吴国政、张三德、胡国庆等人握别。汽车徐徐启动了。
“保重！”“注意安全！”“到家速来信！”
汽车渐远了，送行的声音还阵阵传来。冯援朝心里酸酸的，在车上向他们频频挥手。
湿滑的公路确实难走。车轮只有碾在深深的车辙里，才较安全。一遇会车，就险象环生。一边是陡立的山岩，一边是几十米深的汉江。狭窄的公路上，每会一次车，都面临一次生死。
司机小心翼翼开着车，一路还算安全。快到安康时，路稍宽了，路面也稍平坦，司机加快了速度。突然，车轮滑了个趔趄，车右帮一下子擦碰在了岩壁上。司机忙刹车，下来一看，冯援朝正捂着脑袋，长出了一口气，问：“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记住，再遇到危险，赶快跳车。”
援朝没吭声。心想，幸亏这是撞在了岩壁上。若是反方向行车，一打滑滚进了汉江，谁来得及反应？
车又启动了。这次司机更加小心，遇到再宽再平的路面，也不敢开快车了。
下午四点多钟，车终于开进了安康城。
下车与司机握别后，援朝提着两个大旅行包，先找了个小旅社，安顿下来。然后手拿纸条，去县医院找三德的父亲。
张三德的父亲以前在一省级大医院里工作。1971年，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医疗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最高指示，被下放到安康县。爷俩虽都在陕南，可一年多了，还互未见过面。
之所以下车就赶紧去找三德的父亲，是因为安康汽车站的车票特别紧张。不找熟人，也许三四天还等不上车票。
出了旅社，走在大街上，城市气息扑面而来。安康虽是个县级城市，可毕竟是地区首府。加之襄渝铁路开工后，这里驻有铁道兵三个师的师部。众多的后勤机关和庞杂的车马人流，将安康城拥挤得异常繁荣。满街都是穿军装的军人，不穿军装的市民和民工装束的民工，学兵。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谁是哪部分的。又无军衔标识，只能从上衣的四个兜还是两个兜上分辨出军官和士兵。那时又高度提倡“官兵一致”，所以走在大街上，人人都有股闲适自信、谁也不尿谁的神态。这场景令他想起欧战影片中，大兵团会战前的电影画面。
快到下班时分，终于找到了三德父亲。三德父亲见了他，非常地热情又慈祥，简直把他当成了三德，非留他吃晚饭。饭后，三德父亲说：“是这样，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汽车站，看能否等到一张退票。如果能等到，往往比找熟人还走得快。当然，我明天一早就去托人。你还是去车站试试。要耐心多等会儿。”
援朝运气不错，在车站等到天刚擦黑，就等到了一位退票者。一看车票日期，是后天早晨头班车。援朝赶快买下。又在车站等。心想，若能等到明早的票，再把这张退掉。但等到车站关门，再也没有等到。
第二天一早，他忙去县医院告诉三德父亲。三德父亲也很高兴，说；“我要是托人买，最快也只能买到这天的了。”又嘱咐他说：“你今天最好换个旅社，到车站跟前住。因为头班车发车早，可别误了班车。”
车站距他住的小旅社很远。他提着两个大包，累出了一身汗，才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然后又去找邮局，想给父亲所在的单位打个长途，以便他们向父亲转达。
电话从早晨拨到中午，就是挂不通。邮局小姐都有些抱歉，说：“你吃饭去吧，把话单留下，只要电话一挂通，我把你的意思告诉他们，行不？”
援朝忙表示感谢。出邮局，在附近找个小饭馆，胡乱吃了顿饭，又去邮局等。结果等到下班，长途仍未挂通。援朝只好往家拍了封电报，说即日起动身返家。
第三天，援朝终于坐上了返乡的长途客车。车出安康西行，约九点，到了汉阴。汉阴的古城墙保存完整，从城门看，颇象个袖珍型的西安。车停在汉阴吃了早饭，又西行至石泉，才拐头向北。约2点多钟，在宁陕的旬阳坝吃了午饭。然后，翻山越岭，一路北上。傍晚时分，车终于进了西安。一下车，援朝又忙换乘市内公交车，往59路汽车站赶。总算赶上了最后一班59路公交车。天黑定时，回到了咸阳。
到了家中，见卧床不起的父亲已骨瘦如柴，真是心如刀搅。他强忍眼泪，含笑向父亲送上礼物，一个短波收音机。这是在连队时，将钱寄往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邮购的。这是他多年的一个心愿。以前家中只有一个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架上室外天线，也收听不到几个台，父亲虽也含笑收下，可病痛已折磨得他无心收听了。
最使他感慨的是弟弟。他离家时，弟弟还童音未变，而今已是声音粗壮的小伙子了。这半年多，姐姐一直在农村争取能招工出来，照顾父亲的担子几乎全落在了弟弟肩上。而弟弟还要上学。
到了家中，他一刻也不能闲着，因为还有两大提包的东西要挨家去送。到了谁家都热情得很，拉住问长问短不让走，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回了家。
就这样，白天出去送东西，晚上在家陪父亲……抽空还要上街采买别人托买的东西。在他回到家中的第二十天，父亲溘然长逝。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又为弟弟妹妹今后的生活问题开始奔波。父亲的抚恤金总共只有九百多元，弟弟还有半年高中毕业，而妹妹毕业还需一年半。姐弟四人共同商量，决定让弟弟读完高中，让妹妹辍学，争取让政府给安排个工作，否则，俩人今后的生活难以维持。
尽管父亲参加革命资格较老，尽管组织上也有意照顾小兄妹俩的实际困难，但真要解决，难度仍很不少。一要解决招工指标；二要考虑妹妹只有十五岁，安排什么工作合适；三还要各部门之间协调配合，因为破格招工绝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说了算的事。更为难受的，是年仅十九岁的援朝，根本没有办这些事的经历，如今却要一个衙门一个衙门，求爷爷告奶奶地满世界跑。
这时的冯援朝，身心疲惫，极需帮助，而方圆千里，再无亲戚。渴望之中，他想起了吴国政。这是他最好的朋友，聪明又能干，就试着写信给他。没想到吴国政果然有办法，竟通过潘营长的帮忙，获假回来了。
吴国政家中无事，回来就是帮着冯援朝跑衙门。有时还穿起军装，手持部队的通行证，冒充是部队首长派来了解情况的。不管其实质效果有多大，起码在心理上使援朝感到了安慰和依靠。
尽管还在文革中，那时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仅仅两个月，援朝妹妹被安排在果品公司当了营业员，而姐姐也从农村招进了无线电原件厂。冯援朝和吴国政终于可以放心回连队了。
知道他俩要走了，同学家长们纷纷请他们捎东西。出乎他俩的预料，送来要捎的东西竟塞满了七只大木箱，幸好有位同学家长认识地区运输公司的领导，知道近期有辆汽车要往50团送黄豆，正好路过86团学兵二连。于是，他俩连同七只大木箱，就搭乘了这辆汽车。
这是一辆老掉牙的嘎斯车。出了长安一进山，就开开停停，毛病不断。翻越黄花岭时，汽车“吭哧吭哧”地爬到半坡，再也“吭哧”不动了。司机下车一看，原来是轴瓦烧了。
司机姓寇，是个说话很冲的家伙。路边拦住一辆过往的汽车，回咸阳地运司叫修理工去了。留下他俩守着七只大木箱和一车黄豆。
第二天上午，司机和修理工赶来了。等修好了汽车，好容易越过了黄花岭，在营盘简单吃了顿饭，计划着天黑前赶到镇安。可刚过云镇，山洪暴发了，冲断了去路，他们只好停在了云镇道班。
道班的同志非常好，招呼所有困于此的司机们进屋休息。还烧水让他们喝。此时吴国政发现一奇景：不知从哪里涌出了成千上万只螃蟹，在公路上恣意横行。阵势之大，数量之众，叹为观止。吴国政顺手捉了满满一茶杯，放在火上煮。煮熟的螃蟹红油发亮，满屋喷香。撕下一只大蟹螯正准备咬咂，道班的同志忙阻止说；“这是石蟹，多有寄生虫，最好别吃。”馋的吴国政，只好咽下口水，将煮熟的螃蟹忍痛倒掉。
在道班挤坐着，捱过了难熬的一夜。天亮后，山洪退去，公路经抢修，又可勉强通车了。于是，车又前行。好容易到了镇安县，坏消息又传来：前方公路多处严重被毁，预计一星期内通不了车。这可怎么办？
司机和修理工一商量，决定将一车黄豆暂存于当地粮库，空车返回。只头痛这七只大木箱如何处置。
人常说“无巧不成书”，可有时生活中的奇遇，比书中还要巧。
正当他们蹲在粮站门前发愁，冯援朝却眼勾勾的盯上了一位来粮站买粮的大姑娘。姑娘显然被他盯得很不自在。买粮回来时，见他还是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看，就嘟哝了句：
“讨厌！”
“嗨！嗨！你没听见人家说‘讨厌’，你还盯着人家看？”司机老寇提醒着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