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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脸庞凝固了，一动不动，左脸下翻，呈倒钩状，好像被刀砍过一样。我常常希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那场“我理解”的对话。我不知道两害相权哪个更重：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自己真实的困境。或者也许我确实知道。
我正在溜冰场旁边转第二个弯，这时我发现了我的岳父。埃德加·波特曼坐在一条长椅上，一身雍容华贵的便服，双腿交叉着，裤子樊得笔挺笔挺的，锋利得可以切西红柿。遭到枪杀后，埃德加和我试图保持一种她女儿在世时所没有的关系。我们曾一起雇了—家私人侦探所——当然了，埃德加知道哪家最好——但他们一无所获。过了一段时间，埃德加和我都对虚伪感到厌烦。我们之间惟一的纽带使我浮想起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
当然，埃德加出现在这里可能是个巧合。我们住在同一座小镇上。人们之间不时地碰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我知道问题并不在此，埃德加不是那种有事没事逛公园的人。他是在这里等我。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不相信我喜欢眼前的情景。我推着轮椅向长椅走过去。埃德加一直盯着我，一眼也没有向下看我父亲。好像我正在推的是一辆购物车。
“你母亲告诉我到这里来找你，”埃德加说。
我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下。“出了什么事？”
“坐到我这边来。”
我把父亲的轮椅放在左边。我放低脚闸，父亲直愣愣地看着。他的头耷拉在右肩上，这是他疲劳时的一种姿势。我转过头，面对着埃德加。他交叉的双腿放了下来。
“我一直在寻思怎么把这事告诉你，”他开始了。
我让他停了一会儿。“埃德加？”
“嗯。”
“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他点点头，对我的直率表示欣赏。埃德加不是那种讲客套的人，他说：“我又收到一个要赎金的便条。”
我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知道我希望听到什么——也许是发现塔拉已经死了——但他刚才说的是……我不是很理解。当我打算接着问下一个问题时，看到他的膝盖上有一个小背包。他打开背包，取出一件东西。是个塑料袋——就像我们上次见到的一样。我斜视着。他递给我，我胸膛里有什么东西在膨胀。我眨眨眼，看着塑料袋。
头发。里面是头发。
“这是他们的证据，”埃德加说。
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看着这些头发，把包轻轻地放在膝盖上。
“他们知道我们会有疑虑，”埃德加说。
“谁知道？”
“绑匪。他们说给我们几天时间。我马上就把头发交给了一家DNA实验室。”
我抬头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头发。
“两小时前初步结果出来了，”埃德加说。“在法庭上还不能用，不过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这些头发与一年半前送给我们的吻合。”他停了停，倒吸一口冷气。“这些头发是塔拉的。”
我听着这些话，但并不理解。出于某些原因，我摇摇头表示否定，“也许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
“不，他们还作了年龄化验。这些头发来自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我想我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看得出来这些并不是我女儿纤细的婴儿头发。她不会再有这样的头发了。她的头发应该已经变得又黑又密……
埃德加递给我一张便条。我依然是一头雾水，从他手里接过来。字体与18个月前收到的便条一模一样。折痕的顶端一行写着：
想要最后一次机会吗？
我感到胸口被深深戳了一下。埃德加的声音似乎突然远去。“也许我本应马上告诉你，但明显这是一场骗局。卡森和我不想让你不必要地满怀希望。我有些朋友，他们能很快就得出DNA化验结果。上次寄来的头发我们还有。”他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一动不动。
“她还活着，马克。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也不知道下落，但塔拉还活着。”
我的目光停留在头发上。塔拉，它们属于塔拉。闪闪的光芒，金色麦穗的颜色。我隔着塑料袋爱抚着它们。我渴望伸进袋子里去触摸我的女儿，但我想我的心脏会爆裂。
“他们又要索取200万美元。便条再次就报警一事警告了我们——他们宣称有内线。他们又送你一部手机。我把钱放在汽车里了。也许我们还有24个小时。这是他们留给我们进行DNA化验的时间。你得准备好。”
我最后读了一下便条。接着看了看轮椅上的父亲。他依然凝视着前方。
埃德加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很富有。我想是的。但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我是借钱，而且……”
我转身对着他，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手哆嗦着。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手头真的没有那么多活钱。我又不是钱做的，就这样。”
“你这样做我很吃惊，”我说。
我立刻看出来，我的话伤害了他。我想收回来，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有这样做。我游离的目光转向我父亲。爸爸的脸色还是很僵硬，但是——我靠近看了看——他脸庞上有一颗泪珠。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爸爸以前经常这样，通常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刺激。我并不将此视为什么信号。
这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穿过橄榄球场，越过门柱和两个带着小孩慢跑的女人，大约100码开外的街道上。我的心沉了下去。站在人行道上、回头看着我、双手插在衣袋里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和黑色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扬基帽。
我不能保证是同一个人。红黑相间的法兰绒很难说是不同寻常的打扮。也许是我的想像——我离他相当远——但我认为他正在对着我笑。我感到整个身体在抽搐。
埃德加问：“马克？”
我几乎没有听到他的话。我站起来，眼睛一直盯着。起初那个穿法兰绒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朝他跑过去，
“马克？”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搞错。我不会忘记，闭上眼就会看到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希望的就是这样的时机。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希望会带来什么。我径直朝他跑过去。因为不会搞错。我知道他是谁。
当我离他还有相当远的距离时，那个男人举起手，朝我挥了挥。我一直向前，但我已经看出来这是徒劳的。我只是刚刚穿过公园的一半，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飞驰而至。那个穿法兰绒衬衫的男人朝我的方向敬了个礼，之后就钻进汽车后座。
我跑到大街时，面包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三
时间与我玩起了游戏。进进出出，时快时慢，似乎触手可及，转眼却又朦朦胧胧。但这都只是转瞬即逝。我使自己外科医生的一面占据上风。他——马克医生懂得如何区别对待。我一直发现，在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容易，而在个人生活中做到这一点却难。区别对待的技巧从来没能转化过。在工作中，我能够处理好多余的情感，进行疏导，使之汇聚到一个积极的焦点上。但在家里，却从来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场危机迫使我发生了改变。正如幸存一样，区别对待并非一个主观愿望的问题。变得感情化一些，使自己沉湎于疑惑中，或者考虑一个孩子失踪18个月的含意……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也许这就是绑匪们所希望的。他们盼着我倒下，但是我顶着压力照常顺利工作。我处于最佳状态，这我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我能理智地看待形势。
当务之急是：不，这次我不会报警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能坐以待毙。
埃德加塞满钱的行李袋递给我时，我有了主意。
我把电话打到谢里尔和伦尼的家里。没有人接。我看了看表，上午8点15分。我没有谢里尔的手机号，不过找她面谈此事更好。
我开车前往威拉德小学，8点25分赶到。我把车停在一排多功能运动车和面包车的后面，下了车。与其他很多学校一样，这所小学由建筑师设计的一层砖瓦建筑（有水泥后楼梯）由于四周林立的扩建物而失去了原来的造型。有的扩建物试图与原来融为一体，但是还有一些建筑物——一般都是建于1968年至1975年期间，镶嵌着蓝色玻璃和零零碎碎的瓷砖——看起来就像世界末日之后的温室。
孩子们跟往常一样，散乱地散布在操场四周。眼下父母们还待在这里，看着他们。他们聊着天。铃声响起时，直到看着自己的孩子安全地进入那栋砖房或明亮的蓝色玻璃建筑时，他们才放心地离开。尽管我讨厌看到父母们眼中流露出的担心，但我对此颇为理解。等到你为人父母时，担心会成为你挥之不去的伴侣。它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至于原因，我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例证。
谢里尔的蓝色雪佛兰汽车开进了减速线。我转向她。她正把贾斯汀从他坐位里解下来，这时她发现了我。贾斯汀例行性地与她吻别——一个他认为理所当然的举动——接着就跑开了。谢里尔看着他，好像担心他会在这么短的一段路上消失一样。孩子永远也不会理解这种担心，但这也正常。
“嘿，”谢里尔对我说。
我应了声嘿。接着说：“我需要点东西。”
“什么东西？”
“雷切尔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已经冋到了驾驶室门旁。“上车。”
“我的车停在那边。”
“我会送你回来的。游泳训练耽误了时间。我得把玛丽安娜送到学校。”
她已经发动了汽车。我跳进她旁边的客座，转过头向玛丽安娜笑了笑。她戴着耳机，正用手指飞快地玩着她的高级版掌上游戏机。她心不在焉地朝我挥挥手，眼珠抬都不抬一下。头发还是湿的。康纳坐在她旁边的婴儿座上。汽车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氯气味，但我却鬼使神差般地觉得闻起来很舒服。我知道，伦尼把车子精心打扫了一遍，但你不可能老是保持得干干净净。坐位之间的空隙里散落着一些法式炸土豆。不知哪来的面包屑粘在座位上。我的脚下到处都是遭到雨靴袭击的学校通知和孩子们的艺术作品。我屁股下有个小机器人，就是麦当劳的快乐套餐派送的那种。我们之间是一个盛CD片的匣子，上面显着《这才叫音乐14》，布兰妮、克里斯蒂娜和男孩乐队的最新歌曲应有尽有。后面的车窗上脏兮兮的，到处都是油污的指纹。
谢里尔的眼睛盯着公路。“我天生不愿刨根问底。”
“但是你想知道我的意图。”
“我想也是。”
“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也许，”她说。“你不告诉反倒好一些。”
“相信我，谢里尔。我需要这个号码。”
她摁下开关，打开信号灯。“雷切尔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好啊。”
“她花了好长时间才忘掉你。”她犹豫着。
“我不也是吗？”
“一点不错。我不是说这样就对。只是……有些事你得知道。”
“比如说？”
她的眼睛盯着公路，两只手握住方向盘。“你问过伦尼我们为什么从来不把她离婚这事告诉你。”
“是的。”
谢里尔扫了一眼反光镜，不是看公路，而是看她女儿。玛丽安娜似乎沉浸在游戏中。“她没离婚，而是丈夫死了。”
谢里尔在中学前面停下车。玛丽安娜取下耳机，下了车。她没有啰里啰嗦地作例行的吻别，而是说了声再见。谢里尔把车倒回车道。
“我很难过，”我说，因为人们在这种场合都要这么说。因为此时的思维方式非常奇异，甚至令人毛骨悚然，我差点加上一句：嘿，雷切尔和我另外还有些共同之处。
这时，谢里尔好像读懂了这些想法似的。她说：“他是被枪杀的。”
有好几秒钟我们的心头被这一不可思议的类似事件压得沉甸甸的。我一言不发。
“具体细节我不知道，”她迅速加了一句。“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当时雷切尔是联邦调查局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他死后她就退休了。她不再给我打电话，从那之后她的境况就不大好。”谢里尔将车开到我的车旁，停了下来。“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让你明白。从大学时算起，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雷切尔现在不是多年前你爱着的那个人了。”
我保持着语调的平稳。“我只是需要她的电话号码。”
谢里尔二话没说，从汽车遮阳板上抓过一只钢笔，用牙齿咬下笔帽，草草地在一个炸面圈盒子上写下了号码。
“谢谢，”我说。
我下车时她几乎没有点头。
我没有犹豫。我身上带着手机。我钻进我的汽车，拨下了这个号码。雷切尔试探性地说了声喂。我的话简单明了。
“我需要你帮忙。”
十四
五小时后，雷切尔乘坐的火车驶进了纽瓦克车站。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些老电影中情人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情景：滚滚蒸汽从车底冒出来，列车员喊着最后一遍提醒，哨子响了，车轮启动了，咔嚓咔嚓地响着，一个情人身子伸出车窗挥着手，另一个人沿着站台向前跑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起了这派情景。纽瓦克火车站浪漫得就像一群满脑袋都是令人作呕的虱子的河马。火车一声不吭地进站了。飘荡在空气中的气味让人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闻。
但是当雷切尔走下火车时，我依然感到内心在激荡。她穿着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和红色的高翻领毛衣。肩膀上挎着一个小行李包，下车时她把它向上提了提。好一会儿，我只是怔怔地盯着。我刚满36岁，雷切尔35岁。自打20岁出头时，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一起过。我们整个成年时代都是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回想起这些事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前面我已谈过我们分手的事。我试图查找出原因，但也许事情就那么简单。我们是孩子，孩子总是干蠢事，孩子意识不到后果，考虑得不够长远3孩子不会明白这种激荡永远不会真正离开你的内心。
时至今日，当我意识到我需要帮助时，我首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