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地区。他们要一起同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直接在现场进行实施“乌兰”计划的准备工作。
11月3日，Г·K·朱可夫在西南方面军坦克第5集团军主持了会议。除该方面军和坦克集团军首长外，参加会议的还有确定在主突方向上实施进攻的部队的师长、军长。11月4日，在西南方面军第21集团军也举行了同样的会议，顿河方面军司令员也到会参加，11月9日、10日，举行了有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兵团指挥员、集团军司令员参加的会议。
A·M·华西列夫斯基回忆道，在这些会议上，仔细检查了指挥人员对向他们提出的任务及其解决方法理解的确切情况。研究了同炮兵、坦克部队、航空兵组织协同动作的问题，坦克兵兵团和骑兵兵团协同动作的问题。会议参加者报告了军队状况，及其战斗准备情况。
Г·K·朱可夫大将在向大本营汇报部队准备结果时指出，反攻战役中的航空兵保障准备尚不充分。大本营对此很快就作出反应。
N·B·斯大林于11月12日4时电告Г·K·朱可夫说，如果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战役中航空兵准备不能令人满意，那末战役就会以失败告终。
斯大林解释说，作战经验表明，只有在夺取了制空权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歼灭德国人的战役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航空兵应完成三项任务：
第一、集中在我突击部队进攻的地域内行动，压制德寇航空兵并可靠地掩护我方部队，
第二、不断轰炸进攻部队当面的敌军，为我进攻部队开辟道路。
第三、以不断轰炸和强击的方法，追击退却的敌军，彻底打乱敌军，并使其不能在最近的防御地区巩固下来。最高统帅最后指出：“如果诺维科夫认为，我航空兵目前还不能完成这些任务，那就最好将战役推迟一些时间，以积蓄更多的航空兵力量。请与诺维科夫和沃罗热伊金谈谈，督促他们搞好，并把你们总的意见告我。
瓦西里耶夫
1942年11月12日4时
Г·K·朱可夫和A·M·华西列夫斯基将军飞抵莫斯科后，11月2日亲自向N·B·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汇报了他们对这次战役准备情况的意见。A·M·华西列夫斯基对这次汇报的内容讲得非常详细。
1、双方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兵力大体相等。在我各方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由于调来了大本营预备队和抽调次要方向的部队建立起了强大的突击集团，在兵力上形了成了对敌人的绝对优势。
未发现敌人的大批预备队从内地开往斯大林格勒方向。敌军没有表现出任何重要的变更部署。由第6集团军和坦克策4集团军组成的敌主力仍然被牵制在市区的持久战斗中。在这个集团的翼侧仍然是罗马尼亚部队。总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双方力量对比有利于大本营提出的任务的胜利完成。
2、大本营向各方面军指定的反攻部队和必要物资的集中完毕的时间只能比原计划日程稍稍推后了一些。
由于部队中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部队的精神状态很好、士气高昂。
3、包括团长在内的方面军指挥员对战役的战斗任务要了如指掌，并在现地加以研究落实。很好的计划和研究了包括团在内的步兵同炮兵、坦克兵以及航空兵之间的协同动作的全部问题。特别着重研究了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的任务。
“从计划中看出，在战役开始阶段，西南方面军将在战役中担任主攻。根据我们的意见，以及该方面军首长的意见，西南方面军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实现这一目的。
在战役的第三天日终和第四天凌晨，两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要在顿河东岸的苏维埃农庄、卡拉奇地区会师。
计划中规定的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措施，是由两个方面军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制定的。在他们领导下，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11月19日开始进攻，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11月20日开始进攻，是有充分的根据。
各方面军、集团军司令员得到指示，在进攻前一天夜间才能向部队宣布进攻命令。
报告最后指出：斯大林格勒方向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所有参加领导这场苏军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大规模和重要意义战役的指挥员以及我们本人都坚信这次战役会取得胜利。
在讨论了一系列问题之后，大本营最后批准了战役计划和开始时间。”
为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准备这一强有力的突击，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在祖国后方，组建了新的集团军、军、师、旅，从伏尔加和北高加索撤出战斗的兵团也进行改编和得到了补充。为了准备反攻，苏联最高统帅部已拥有人数众多的预备队。大本营使用预备队和在方面军内部变更部署的方法向斯大林格勒地区指定的突破口地段集结重兵。
组建的西南方面军的编成内有：顿河方面军的第63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从布良斯克方面军调来），新组建的航空兵第17集团军。此外，西南方面军还得到2个坦克军（第1和第26）和1个骑兵军（第8），以及一些坦克、炮兵兵团和部队的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得到机械化第4军和骑兵第4军，以及3个机械化旅和3个坦克旅的加强。3个步兵师加强了顿河方面军。在准备反攻阶段（从10月1日至11月20日），大本营派出以下部队加强各方面军：1个坦克集团军（第5），10个步兵师，6个步兵旅，2个坦克军，2个机械化军，2个骑兵军，4个坦克旅，1个坦克团和近20个炮兵和迫击炮团。
特别注重加强各方面军的航空兵集团军。11月份，航空兵第1混编军从大本营预备队调出，加入航空兵第17集团军的编成；航空兵第2混编军则加入航空兵第8集团军的编成。并决定在反攻阶段还可使用远程航空兵的大批兵力和将沃罗涅日方面军航空兵第2集团军在作战上调归西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
突击集团各部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配置了占很大优势的兵力和技术装备，这样的态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反攻计划确定的一些突击方向，是具有很高的军事艺术造诣的。
计划中规定：
1、对敌力量薄弱地段实施突击；
2、对敌主要集团后方进行打击；
3、从各登陆场实施进攻，不强渡顿河。
4、利用对进攻部队有利的地形。
参加这一战役的敌方不得不承认这一切，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接近德国参谋总部的人。
K·蒂佩尔斯希写道：‘从前线的轮廓来看，就可确定出俄国人突击的方向：德国集团的左翼在新卡列特瓦地域斯大林格勒至顿河弯曲部近300公里的第段上展开。而兵力十分弱的较短右翼开始于斯大林格勒附近，在加尔梅克草原结束。”
德尔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的，但实际上也是这样，他指出：“善于作战的俄国部队指挥部……选定了突破地点……远离德军的冀例”。
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家X·沙伊贝特详细叙述了苏军成功地选择突击方向。他写道：“从沃罗涅日到斯大林格勒附近这一区域，虽然被顿河隔开，但只要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地区并没有自然屏障。甚至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俄国人在顿河右岸占据着数量很大的登陆场，尽管德国入经过顽强的努力，还是未能夺取这些登陆场。在炎热的夏季，顿河上游会出现很多浅滩，冬季，顿河很快结冻，河面被厚厚冰覆盖着，冰上能承受很大的缁重。在弯曲的河道两岸和河上众多的岛屿上长满了茂密的灌木，这些灌木丛便于有经验的敌人集结部队。在这一长满许多树木的一望无边的地域，用相当弱的兵力进行江河防御是不可能的…顿河以西和顿河与伏尔加河中间的所有地域，就像略靠南一些的加尔梅克草原一样，宽阔且没有任何自然屏障，纵深几百公里，是摩托化和坦克部队作战最理想的地方”。
X·沙伊贝特还指出、距离供应基地太遥远。“在意大利策8集团军或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地域，从顿河防御前线至斯大林格勒附近所有部队唯一的供应基地——罗斯托夫，空中距离就有300公里。于是罗斯托夫就成为整个“A”集团军群、德国坦克第4集团军和正在组建的“5”集团军群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供给基地。从另一方向来说，这两个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也相当远，为400公里，而与在捷列克的德国坦克第1集团军距离为600公里。可见，敌人的手却已伸到离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以南的所有德军最重要的据点很近的地方”。
实际上，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选择决定性突击方向时，已经考虑到德国法西斯军队主要集团配置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而处在顿河中游和斯大林格勒以南该集团的翼侧主要由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掩护。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的战斗力都比较弱。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特别是重炮和反坦克武器），以及战斗素养都大大落后于德军。但是，还有一点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是罗马尼亚王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匈牙利霍尔蒂集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是被迫送到苏德前线的。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为别国的战争目的去卖命。因此，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重兵集团的翼侧成了希特勒军队前线中最薄弱的地段。苏军统帅部很巧妙地利用了敌军在战役布势中这一重大失误。
在这一方面，B·亚当对德国同盟国军队所作的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对同盟军队有什么了解呢？我们很清楚，在1942年夏季进攻前很短的时间里，开始将这些国家的杂牌军组建成一些独立的陆军兵团。只有在“南方”集团军群（1942年7月7日改称“B”集团军群）后方重新组建的一小股部队才有战斗经验。他们都缺少武器装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完全依赖德国的军事工业，而意大利也得部分依靠德国的军事工业。
如果同盟国军队都缺少有效的反坦克兵器，还要求特别注意北翼的反坦克防御又有什么意思？例如，罗马尼亚坦克师只拥有一些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缴获来的轻型坦克。同德军师比较，同盟国军队的战斗力只是德军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亚当也强调了精神因素的作用。他写道，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武器，还不如说是使用这些武器的士兵。罗马尼亚士兵勇敢，单纯朴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他们盼望有那么一天成为“被解放的农民”。“在罗马尼亚这个地主阶级的国家，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罗马尼亚的农民士兵们要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土地有何用呢？而且在罗马尼亚军队中，还实行那种闻所未闻的体罚制度”。
他同样也谈到匈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与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亚人比，意大利人居住的地方离苏联更远一些，毫无疑问，这一原因影响了意大利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从布加勒斯特到伏尔加河距离是1千5百公里，而从布达佩斯到伏尔河是1千9百里，那么罗马人或米兰人就应在远离自己国家几乎是三千公里的地方作战。这为了什么？是为了‘大日耳曼帝国’吗？应当清楚，这都不会吸引住那些人。
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同盟国的这些弊病的反应是越来越不信任他们。如前所述，同盟国军队的重武器和大部分装备供应几乎都要依靠德国。但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却十分少”。
正确的选择转入反攻的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42年秋天，仍然受着德国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这种声名狼籍的无稽之谈的感召的敌人也逐渐明白了，希特勒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进攻失败了，他们也未能击溃苏军的抵抗。因此，需要重新评价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正如K·蒂佩尔斯希写道的，引起了德军参谋总部的“严重不安”。东线的事态变化迫使德国将军们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斯大林格勒集团下一步的行动和首先必须要加强薄弱的翼侧。“B’集团军群指挥部很早就毫不怀疑，在俄国人组织的一些单独攻击以前，德国同盟国的军队还勉强能守得住400公里的防线；但是在俄国人实施大的进攻，他们是绝对抵挡不住的。他们不止一次和非常坚决地提到这种危险”。曾担任过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蔡茨勒上将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时，十分详细地写了这一问题。
战后时期，原希特勒的将军们在这个问题上搞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对一些历史事实解释。他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全部悲剧就在于希特勒竟然未能看到或者根本就未能及时发现威胁斯大林格勒集团翼侧的这种危险性。蔡茨勒与德尔、蒂佩尔斯希、布特拉尔古德里安，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其他战争见证人，妄图将这一事件描绘得好像那时前线指挥部和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的领导者都清楚地看到了苏军大反攻的危险，而他们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却犯了严重错误。这一解释显然是臆造出来的。首先必须指出，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最高统帅部都注意到了苏联反攻的潜在危险。例如，Г·德尔回忆道，1942年4月5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第41号训令中这样写着，“进行这些战役时不仅要考虑保障进攻部队东北翼侧的必要性，而且要在顿河区立即动工构筑阵地。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阵地的构筑要考虑冬季使用的可能性和保障在冬季适合各种武器使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作战逻辑在许多方面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企图和进攻中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德尔承认：“斯大林格勒战役耗费了越来越多的兵力”，正是这种形势迫使敌人削弱自己集团的翼侧力量，将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调往城市、街道进行顽强的血战。
和1941年一样，1942年夏、秋季，希特勒和德国将军们又错误的估计了敌人在东线的力量，这一点是主要的。弄清楚德军最高统帅部发觉了，或正相反，忽略了红军推备反攻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Г·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