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书，便可知道，早在自珍写下这段“空言”以前，“悖悍”的白莲教便已做过一桩“深切着明”的大事，大清
的天下早非治世，亦已结束衰世，实已迎来了乱世。
治世乎清圣祖（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其孙高宗（乾隆）践阼之初，便发下大愿：“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
不敢有逾皇祖纪年之数”。这算是孝道之一种；例如，老爸在世没尝过冰淇淋的滋味，儿子有机会吃，按理即当拒绝—
—否则，口体之享受“有加于先人”，大不孝矣——然形格势禁，也有拒绝不了的时候，这时，就得痛哭流涕，说幾句
伤心的话，这才好抡圆了猛吃。九五之尊，其滋味远胜于冰淇淋，因此，高宗执政六十年一满，虽然实践了诺言，将宝
位传给嗣子仁宗（嘉庆），但是，一口冰淇淋也不吃，他还是做不到。于是，“自称太上皇，以遂初元告天之本志，初
非欲自暇自豫、深居高拱，为颐养高年计也。是以传位之後，朕日亲训政”。这个理由冠冕得很：我退下来，是为了表
示对祖宗的尊敬；我退而不休，则是服从革命工作的需要。只是这么一来，继任为皇帝的仁宗就不好调整心态了。若仍
为皇子，那就什么事都好说，自有一套皇子的规矩照着做；可名义上做了皇帝，却又得不着皇帝的实权，上面压着个太
上皇，边上还有个和中堂（挡环什饺В宋眩楹我钥埃炕闳褐谕峡矗橇斓迹溆写笮�
之别，究属同一本质，不太容易看清大小各位领导的苦衷；而一直在高层徘徊的领导们，则深深知道排名这个东西，一
位之差，幾若天壤。第一就是第一，除了第一，什么都不是。皇帝是什么？皇帝是“予一人”也，要是这“予一人”边
上并排站着人，甚至上面还坐着人，那叫什么皇帝？以故，自高宗内禅到驾崩这三年多时间，仁宗过着一种“动心忍性”
的生活。做人难，做接班人最难。君不见林副统帅“动心忍性”的涵养功夫太差，接班人做不下去，索性坐飞机一头撞
死在大漠？吾人平头百姓哪里体会得到这种不胜寒的高楼滋味？
盛世之衰（2 ）
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
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
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
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
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
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
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
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
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
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幾句老爷子又有什么
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
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
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
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
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告平定；十一年，苗疆之乱平；十四
年，南海海盗肃清；十八年，畿辅天理教起事，杀进紫禁城。可以说，仁宗之任期，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满清列
帝中，论心神恍惚、不安于位的程度，除了他的孙子文宗（咸丰），当以仁宗为最。然费尽心神，到处灭火，後人对他
的评价却还没一句好话，如这一句：“读嘉庆二十五年之史，所差强人意，仅诛和皇露薄Ｎ崛讼敢锎酥星郏�
得不叹息，仁宗遭遇如此不堪，都得怪他那个好大喜功、讳言灾乱的老爸。谁曾想接踵治世而来的竟是这么个世界呢？
然委屈更甚于仁宗者，犹後继有人，此人即高宗之孙、仁宗之子——宣宗（道光）。
乾隆自谓“治世”，嘉庆则被龚自珍称为“衰世”，到了道光，若不出现“乱世”，那天下之“蚤夜号以求乱”的
各路“才者”怎么会答应？此亦历史之长期合理性之一种罢。
乱世也天子者，代天育民；反过来，天子也可以代天杀人。这就是天赋帝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然大概而言：一些开
国之君，兴起于草莽，篡夺于宫禁，不得已亲自动手杀人；以及一些性情残忍，视法制程序为虚设的暴君，偶尝手刃臣
民；除此以外，有过亲手杀人经验的帝王，史上并不多见。宣宗拜天理教之赐，得以厕身于此一稀见行列；且不杀则已，
一杀，便杀了一双。事情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在养心殿外与旻宁（那会儿还不能称宣
宗）邂逅，旻宁“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事闻，文宗表扬他“忠孝兼备”，赐封“智亲王”，顺便将他的火
枪赐名为“威烈”。除了这次“杀贼”，宣宗继位後还有一次“杀人”经验。某夜，宣宗在乾清宫，盛怒，立招值班侍
卫王入宫，亲授宝刀，令太监带路至某宫某室，于床上取一宫眷首级来复命。为什么杀，杀了谁；已不可考。然钦赐宝
刀，又命提头来见，此与亲自动手无甚区别。即此观之，宣宗之性格颇有幾分侠动之气，似与旧史定论所谓“恭俭宽仁，
守成令主”有些出入。
“守成”一语，其为褒义抑为贬辞，视语境而定。如，萧规曹随，曹参即“守成”者，此可谓褒。而宣宗继统为政，
不论国内之民乱，单说鸦片战争之割地赔款，即已是“守成”失败。而《清史稿》犹称之为“守成令主”，则知其为委
婉的批评，而非实在的赞许。且《清史稿》论其处理鸦片战争一事，曰：“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
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则又是“为尊者讳”的曲笔。盖“先之以操切”者，并非“当事大臣”，
而是宣宗自己。宣宗对“夷人”的态度，虽非抱有极度狭隘的“民族主义”，如其孙穆宗（同治）然，而论“怀柔远人”
手段之圆滑，则远逊其祖高宗。他的“操切”，屡见于亲笔批答之朱谕。如道光十九年九月，林则徐击毁英舰，奏捷，
宣宗批曰：“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折内建议：“（此役後，英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宣宗不以
为然，批曰：“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此种举动，难道不就是“操切”？再看究竟是谁“继之以畏葸”。英人不得逞
于粤，乃转道浙江，陷定海，并驶临大沽口，又游弋于山东、奉天间。宣宗竟以此归罪则徐，曰：“不但终无实际，又
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则徐不过两广总督，浙江、直隶等地战守，他如何负责？随即诏
革则徐职，代以琦善，并命沿海各省：凡英船经过或停泊，不必开放枪炮。此後事态发展，众所周知，毋庸赘述。不谓
宣宗“畏葸”，可乎？欲战，则修守备、调兵将、筹粮饷；欲和，则派代表、讲政策、开会议。世间最误事者，莫过于
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始则不揣己力、不明敌势，一味孟浪求战，偶获小胜，便志得意满，谓蕞尔小夷不足平；一遇挫
败，则又方寸大乱，甘词厚币，腆颜求和；和议一成，稍足苟安，乃效法鸵鸟，只要“夷人”不来聒噪寡人，寡人便当
他不存在；偏生“夷人”好事，今日增口岸，明天派教士，遂一忍再忍；或至某日心绪不佳，忍无可忍，便又来一个浪
战… 战败… 求和的循环。此後，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对各国宣战诸役，莫非如此办法，亦莫非如此结局。
“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宣宗既开了这个坏头，其後，吾国近代史遂以“被侮辱与被损害”为基本调性，也就不
足为怪了。
然宣宗虽逃不掉“操切”与“畏葸”的指责，但是，自道光後期而造成“乱世”，以至误国、辱国乃至亡国，这份
责任却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拙撰前述八旗流变，以谓八旗制度已由共和国体蜕变为特权福利体制，大部分旗人亦因此从
活泼健悍之民族蜕化为颟顸无能的莠民；而此次战争自则徐撤职後，委任大臣俱为旗籍，事情办得一塌糊涂，恰可应验
“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这句评语。孟森则说得更为直接：“是役也，为满洲勋贵无一成材之试验。二百年
控制汉族之威风扫地以尽，于清一代兴亡之关匪细也”。据此，则应将不遵父命、擅更旗制的清太宗，及尽革旗权、独
尊君主的清胤禛，拉来同绑。而在乾隆一朝养成并茁壮终至乎不可收拾的贪贿、蒙混的官场作风，则是造成“满洲勋贵
（乃至所有高官）无一成材”此一恶果的催化剂，因此，清高宗也应一并论罪。有此三大巨头顶罪，宣宗倒可以从犯之
身减等服刑。太宗、胤禛事迹既如前述，请略述乾隆朝士风宦习之劣，以为宣宗减刑地步。
盛世之衰（3 ）
乾隆一朝，当时人固以为盛世，嘉、道时人亦尝缅怀。自叹身处衰世的龚自珍未能免俗，曾作诗咏怀：“寥落吾徒
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乾隆朝不啻是自珍梦中的盛世。然自後世史家看来，
乾隆一朝，盛则盛矣，而其衰败之迹实不可掩。钱穆总结出四条原因，以此解释乾隆中叶以後为什么会转入衰运，略谓
：“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代”
高宗好大喜功，不如胤禛之励精图治；而胤禛刻薄，又逊于玄烨之宽仁。乾隆朝之所以後来居上允称盛世者，不过
因国库之富远迈前代而已。康熙末，户部库存八百馀万两；雍正末，增长到二千四百馀万；而乾隆末，则增至七千馀万。
此论清帝之才能品性，一蟹不如一蟹，自是实情；然窃谓此条须补充说明，方称圆足。
假设——历史固无庸假设，为求说理明白，故不得不如此——高宗之精力至老不衰，高宗之勤政至死方休，高宗之
宽仁克绍其祖，则乾隆一朝当继承并发扬康、雍两代的规模，渐臻于政治清明、财务健康、国防稳固、文化发达的太平
盛世。此一假设，并非基于过度强调重要人物的“英雄史观”，而是建立在具体史实上的审慎判断。康熙一朝，撤藩，
取台湾，治黄河，绥服蒙古、西藏，尊道学，重艺术，兴文教，文治武功，大有可观，清代盛世之意识形态与国防建设
的基础，即奠定于此一期间。雍正一朝，有鉴于康熙晚期为政过于宽厚以致朋党大兴、贪风大炽的教训，乃汲汲于综核
名实，刷新政治。“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胤禛者”，而始终如一，久且不衰。其所措施，对接踵而来之盛世最具意义
者，则有二事：一为并地丁、停编审，一为定火耗、加养廉。前者确保中央财政收入不致因地方官的蒙混而受到损失，
後者将地方官吏的灰色收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提高全体官吏的俸禄水平，同时减轻了民众的杂费负担。因此，雍正中
期以後，在最低限度与民争利的前提下，国家财政增收幅度加巨，从而为乾隆朝的“财政奇迹”奠定坚实基础。爱新觉
罗弘历何幸，天赐如此佳祖、父，留下一幅大好江山，供他着锦添花，居然坐享盛世，号为令主？然若以前文假设之盛
世作为评判标准，则知吾人今日所见之乾隆盛世，实在是名不副实。若是真正的盛世，怎么会出现这些情形：广泛的官
僚腐败，全体的士风颓丧，巨大的财政亏空，遍地的民众暴乱？这个疑问，似非简简单单一句“帝王精神，一代不如一
代”所能回答。
郑鹤声尝论高宗之“治事精神”，谓：“高宗英武睿明，善承绪业，继康、雍二朝之馀烈，国内太平，乾隆六十年
中，武功文治，并臻极盛。凡其所为，皆为开创而兼守成之事业，故高宗功业虽为康、雍以来休养生息之结果，实亦由
于自身之励精图治、发扬光大之力也”；这是後人的揄扬，高宗自己亦对之无愧。他奉“为政之道莫先于勤”为座右铭，
律己律人，尝屡责群臣贪睡晚起，贻误公事：“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後，始云
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後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云：“近见各部奏事，率
过辰而至巳（按当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
耶？”
“辨色”、“昧爽”，都是天刚亮的时分。高宗这么早就起床视朝，是否有故意为难或曰矫情的意思？非也。《礼
记》：“朝，辨色始入”；《尚书》：“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可见，高宗正是严格遵守儒家规定的帝王之学。
反之，大臣们却跟不上他的节奏，“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诗？齐风》），反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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