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在地方警察”。（［日本］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周宪文译，（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年7月版，第162—163页。）也就是说，警察担负着保甲、户口、刑决、税捐、征役等等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务，人民所闻所见之官吏，惟有警察而已。警察是殖民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对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直接推进者。他们凭借手中的特权，随心所欲地欺压奴役百姓，百姓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觉得不顺眼，即可横加干涉，拘禁惩罚，有“田舍皇帝”之称。当时，台湾民众最恨的就是他们，他们也就当然成为“民众代言人”——新文学家们——讽刺、抗议的主要对象。赖和小说首开先河，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反映这一主题。他的小说《一杆“称仔”》中，随意将人折秤系狱的是警察，《惹事》中欺凌侮辱寡妇的是警察，《丰作》中充当会社打手痛殴蔗农的是警察，《辱？！》中强闯民宅滋扰生事的是警察，《不幸之卖油炸桧的》和《善讼人的故事》中扣押抓打台胞的还是警察。《不如意的过年》更是警察的恶行恶状的真实写照。
《不如意的过年》中，“查大人”因为人们所送的年终礼金意外地减少，如意算盘落空，心甚不满。为维持其权威，也为保障自己的不当得利，他设计了各种卑鄙的手段——接连几天“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秤’”，意图激怒老百姓，好用妨害公务的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来使人们惧怕，以便从收受贿赂中捞取更多的好处。不料人们逆来顺受，绵羊一般驯服，“决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找不到借口谋利的他，只好拿个无辜的儿童做泄愤对象，打骂并抓去罚跪。
《惹事》中，巡警养的一群鸡也比台湾人高贵、有尊严，因为：
这群鸡是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所饲的，“拍狗也须看主人”，因为有这样关系，这群鸡也特别受到人家的畏敬。
这群鸡吃了农民种的菜，农民敢怒不敢言。鸡跑进一个寡妇家里偷吃猪食，蹬翻了篮子，扣住一只小鸡，巡警竟诬赖当时不在家毫不知情的寡妇是偷鸡贼，又打又骂又处罚。表面上看是一只鸡的纠纷，而实情是寡妇曾多次拒绝过好色的巡警的纠缠。
《一杆“称仔”》揭露，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现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小说主人公秦得参上街卖菜不懂规矩，没给巡警少算斤两以讨其欢心，触怒对方，被当场折断了秤杆，还被抓进牢房。
日本警察固然凌虐横暴、臭名昭著，而更可恶的是那些为虎作伥的台湾人警察（候补警察，俗称“补大人”）。赖和自小就非常反感这些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说起大人，简直就是横逆罪恶的标本，少（稍）知自爱的人皆不愿为。”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第243—24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他的小说《补大人》就是经由被扭曲的人伦，造成强烈冲突的情节，一方面谴责了日本统治者的严刑峻法，并且批判了殖民体制“共犯结构”下甘当异族走狗的台湾人；另一方面则由受辱的台湾母亲，深刻地表现了被殖民者的悲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反抗呼声。这出乖违伦常的闹剧，还含有对统治强权的“现代性”泯灭人性的质疑。人一旦进入这一强权内部，哪怕是最低层次，就俨然成了“法”的化身，六亲不认。
《补大人》是台湾文学史上首篇涉及台湾人警察的作品，也是首篇描写数典忘祖、以奴化身份欺压同胞的“走狗型”民族败类的小说。它描写一个台湾人，当上巡察补后，在乡间颐指气使，居然对自己的母亲也不例外。
小说从宁静的冬晨，多数人还在甜美的梦中，街上突然响起“开门！开门！门口扫扫！”的吼叫声写起。这个扰民的行为来自一个“想因为昨晚喝到半夜的酒，现在方在兴奋中，不然就是和他大人奶指该“大人”之妻。吵过嘴，不许他睡到床上，才会这么早，就从宿舍出来，搅得家家睡梦不够”的“补大人”。
他走到自己家门前的时候，看见比别人家脏得多，就模仿日本警察初学土话（台湾话）的口吻，拍打着门环命令开门扫扫。“本来法律是要百姓们遵守的东西，做官者原有例外，家族同时也就得到特别的庇护”，（赖和：《补大人》，《赖和全集》第1卷第74页，（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补大人”的母亲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不敬，就没有想到这是在喝斥自家。“补大人”喊了几次都没得到回应，就连骂带嚷地踢门。他母亲吓得慌慌张张地出来开门，看到是自己儿子，神色平静了许多，嗔怪了一句。围观的人听见“补大人”受母亲责备，拍手喝彩，惹得“补大人”渐渐生气，几番出言不逊，逼迫母亲扫地，母亲回斥他为何不扫。对亲娘尚且如此，待百姓则不难想象。平日里受他气的群众把这当戏看，哄哄地大笑，拍手称快。“补大人”恼羞成怒，为了维护“做官的尊严”，竟然动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这种忤逆不孝之举惹恼了母亲，拉他到他的长官面前评理；而他被权势威风吞噬了人性，全然不顾这是他的母亲。母子俩互相扭着去了警察衙门。最终，日本警察支持了其走狗用职权殴打母亲的行为。小说借母亲之口，诅咒这衙门、这社会、这时代的“无天无地”。
这些形形色色被台湾百姓蔑称为“查大人”、“补大人”的警察，组成了一个严密而残酷的网络，强化了殖民者对全台湾的专制统治。赖和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地展现了日据台湾这种极为特殊的社会现象，以文学形式告诉读者，殖民者及其鹰犬是各种人间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他写他们的罪恶行径，也形象地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
4。 残酷的剥削与掠夺
日据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所谓的“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统治政策，将掠夺台湾资源的魔爪伸向全岛的每一个角落。乙未割台后不久，总督府即行土地调查、林野调查，把台湾的大多数可耕田收夺归为官有，廉价配售给日籍资本家、退休官员，少部分土地则在地主手中。台湾农民基本上是佃农、长工或短工，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极为少见。从1920年到1930年这十年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经济恐慌，在殖民者盘剥下的台湾农民更是陷入了困境。进入30年代，殖民当局强化了它在台湾的土地掠夺，产品垄断，以便扩充农业实力，一来支持日本本土的工业发展，二来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便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或土地耕种权，流离失所，无以为生。
台湾经济的殖民地化，是从移植现代化的制糖业开始的，因此，在土地掠夺中最显著最残酷的，莫过于日籍制糖业资本家和台湾人买办联手，对台湾蔗农进行疯狂地榨取了。早在1905年，当局就开始实施“原料采收区域制度”，规定凡在政府指定区域内所种植的甘蔗，一定要卖给该区域的制糖会社，不能运出区域之外，亦不能做制糖以外的其他用途。甘蔗的收购价格会社有完全的自主权，压价是屡见不鲜的事，还有各种敲骨吸髓的花样，例如在政策上的愚弄蔗农、压低等级、收购时压秤等等，蔗农不得有任何异议。同时，台湾农民还没有不种甘蔗的自由。
赖和的小说《丰作》，就描写了蔗农添福在甘蔗丰收之后的惨痛经历：
小说开头，蔗农添福看着长势喜人的蔗田，心里盘算着：收成没有二十五万斤也有二十万斤。农会技术员来看过，夸奖栽培得好；会社也来计算过，讲说不定一等奖就被他得着了。他还算出来，任人怎么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元赚，年终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是现成的。想到这里，他心里的得意无可形容。以前每年都是会社占便宜，“做田人”总是吃亏，而今年会社准输，“想到他的甘蔗好，价格也好，准赚钱，真像报复了深仇一样的畅快，嘴角不时笑到流下口沫来”。
看看甘蔗的采伐期到了，蔗农们忽然不安地骚动起来，因为会社发布了新的采伐规则，针对今年蔗农的可能得利，“变出脸来”。蔗农开始组织起来提出抗议。
添福对新的采伐规则也“真不平”，但是他却还自信他的甘蔗种得好，农会的技术员、会社的技师，都讲他能得到奖金，无论被会社怎样克扣，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斤以下。所以，他并不怎么失望，大家都去包围会社，他也不敢去参加，生怕因为这件事叛逆会社，得奖金的资格被取消，“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里也在祝祷这次交涉，能得有好结果”。
蔗农的交涉失败了，人们议论纷纷。添福保持他的旁观态度，也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仍深信他会得到奖金。他承认了新的采伐规则，结局是不仅他一人承认了，大家只好都承认了。
过不几天，已经采收完毕的C区和T区的蔗农不平地呼喊起来，因为采收所得的结果，与推定的产量差距太大，约减五分之二，连平素为会社奔走的甘蔗委员们都怀疑起来。他们另用磅秤称过，暗做记号，再送到会社的磅秤上去称，结果相差四千斤。两个甘蔗委员加一个警察站到磅秤上去，三个人共得二十七斤，警察大人自己也好笑起来。
添福的甘蔗全部采收完毕。他极相信会社，领到蔗单，自己不识字，也不叫别人看看。等到要发钱的时候，到事务室去换票据，拿到票据和计算书，忽然鼓起勇气，很恭敬地问事务员：“奖励金有在内吗？”对方拿过单据看后说：“你的蔗，甲当甲当：每甲以……计。尚不上十八万，哪会有奖励金？”添福急了，与之理论，对方笑着让他回去问自己区的委员。“这笑使添福惶惑起来，不知道是笑他憨想，也是笑他什么，他已失去再问的勇气，面红红走出事务室，并那张手形手形：票据。是记有多少钱也没问明白”。
最终，扣去前借金、肥料款、种苗款及其高额利息，添福共得五百四十二元八角二分。他带着钱要去算还秋收的地租和米店、杂货店的赊欠，路上算来算去，别说给儿子娶媳妇，就连口粮钱都没有。他这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辛勤劳作了一季竟一无所有。
《一杆“称仔”》中的秦得参，则是因为在制糖会社的垄断下，租不到地种，走投无路，才让妻子去娘家借来一件金首饰，抵押做本钱，又向邻居借了一杆秤，到小镇上去卖菜。他后来的悲剧是凶残的日警所制造，起因却也是制糖会社的经济剥夺。
日据时期台湾城镇小贩之多是有记录的，大都是破产农民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小贩也不是个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本小利微不说，还常在被罚款、取缔之列。小说《辱？！》中的人物交代，甚至有人一天之内被告发七次，还有人一天被罚三次款。小说中，人们正入神地看着台上演的歌仔戏《侠义英雄传》，却被警察追捕、取缔摊贩的行动把一场好戏给搅散了。
这些小说传达出，在殖民地经济政策的压榨下，农民无论是困守乡村或是流入城镇，都找不到出路。他们是台湾人中最困苦的一个阶层。二、满腔怒火烛照魑魅魍魉：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鞭笞与声讨
殖民体制每天每时都在奴役着台湾人民，制造着台湾人民血泪斑斑的被压迫的历史。然而，它并非是社会黑暗、人民不幸的惟一源头。台湾原本就是一个封建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统治，把它变成了殖民地，却并没有触动它的社会基础。封建制度仍然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仍然在制造着种种罪恶。赖和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地展现在他的小说中：
1。 罪恶多端残民以惩的地主恶霸
日据时期，大量的土地虽为日本殖民者掠夺，但残余的封建地主阶级仍然残酷地剥削农民。
他们贪婪残暴，为聚敛钱财疯狂地压榨佃农，丝毫不顾别人的死活。《善讼人的故事》虽然把背景推到了清末，但其中不乏现实的影射。故事中的财主“志舍”，恃财依势，把当地贫苦农民置于“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的绝境。明明是无主的山林，他全部霸作私产，不准农民放牧、拾柴草，谁家死了人，得向他缴钱才能得到一块土地埋葬。许多人一贫如洗，实在拿不出钱来，他决不通融，赊账都不行，任由死人腐烂在家中。小说《赴会》，叙事主人公“我”在赴雾峰参加文协理事会的途中，听到农民议论“阿罩雾”（雾峰林家）“不是霸咱抢咱，家伙（家产）哪会这样大”。林家对佃户极为苛刻，租金很高，而且不论收成好坏，决不减少一石一斤。赖和笔下的“阿罩雾”与“志舍”隔着一个时代，本质上却没有什么不同。林家的做法在当时的台湾，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分普遍。佃户向地主租种田地，要缴纳可观的碛（砂石）地金，除此之外，不论水旱病虫灾害，尚须交给地主相当数量的田租，也不论佃户有怎样充分的理由请求减免，地主都不让分毫，一定要如数完纳。农民称之为“铁租”。这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小说中多有反映，赖和的《赴会》是涉及这个问题最早的。
他们荒淫无度，视女人为玩物，“兽性蹂躏”她们的身心，凭借手中的金钱，为所欲为，异化成“性压迫”的魔鬼。《可怜她死了》中的富户阿力，已经有了大小三房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