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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和的小说比较喜欢夹叙夹议，用议论交待时代背景、社会现状，并对人情世态作出深入的分析，往往是在议论中展开故事情节。《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雕古董》、《棋盘边》、《辱？！》等，都是“用洗练、传神的笔触刻画人物的音容笑貌，行文中又抑制不住自己发表议论。虽是夹叙夹议，读来却动人心弦”。（蔡美琴：《台湾现代文学的奠基者赖和》，《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第112页。）例如，《辱？！》说到乡亲们看戏，忍不住加入了作者的主观评价议论：
戏是做侠义英雄传，全本戏，日夜连台，看的人破例地众多。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不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有着这种理由，看的人就难怪他特别众多……
接下来几段，议论和叙述交替进行，对警察的“滥肆权威”作了较为透彻的揭露和愤怒的抗议。不过，议论用得太多，影响了作品的形象性，不够生动，这是赖和小说的一个缺点。
赖和小说在艺术上另外的缺点是早期创作细节描写不够，也粗糙，比较侧重于事件的展开，没能向纵深挖掘，没能把所描写的事物放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刻画还嫌粗浅，比较类型化，个性差别不太明显。在这方面，赖和自己肯定也有认识，他以不懈的努力加以克服，后期作品就有较大进步。1931年的《可怜她死了》、1932年的《惹事》，技巧已较前成熟很多，“已具备相当现代的手法”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了。
四、白话行文，穿插方言：个性化的语言特色
赖和的小说都是两万字以内的短篇，基本上是平易的白话文，而且后期的作品比早期的更通顺，更口语化。他的作品不卖弄花哨，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多是日常生活用语，文字浅显，多用常见字。他不用长句，只用短句，用逗号（当时为“、”）“把主句和各种副句或副词片语间隔，使句子的意义明朗化，不易使人误解。所以念起来相当顺口，并无噜嗦的感觉”。（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
赖和小说在语言文字方面最大的特色，是在白话行文中穿插台湾土语（或曰闽南方言），主要表现在叙述、议论以白话为主，杂有方言词汇，而人物对话则多用方言。这样就使得对话生动具体，真实可感，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当时的状况，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让熟悉这种语言的台湾民众读来感到亲切，易于接受。不过，赖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也不是都用方言，像《赴会》，主人公“我”在火车上先后听到的两段对话，就截然不同。
第一段是一个绅士模样的日本人与另一个绅士模样的台湾人的问答：
“到底这个会的本体怎样？”
“我也不大明白，是在要求做人的正当权利。”
“台湾人？”
“没有只限定在台湾人的条文，所以若感觉到做人的权利有被剥夺的人，不论谁，一定是可以参加的……”
“那么，台湾人应该有多数的参加者，我想知识阶级必定全部加入。”那日本人又问。
“却也不见得是这样，有些人还以为是无事取闹，在厌恶他们，回避他们。”这是台湾人的回答。
“我可不信！”那日本人似有些失望。
“这是别有它的原因，那些人是绝对依赖官厅，以为到不可知的将来，官厅一定会把台湾人的地位改到完善美好，不用去请愿要求，阻挠着改善的进行，而且这些人若想要参加，恐怕失去现在所得的利益名誉，若不参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是和一般民众站在同一立点上了嘛，可以讲是背叛民众，这样使那些人为难，也莫怪他们咒诅。”
“中小市民和农民两大民众怎样？”
“这方面似有些得到欢迎，因为这些民众，在生活上所受到的不平苦痛，蕴蓄得很久了，被他们披露一点，自然是会信仰他们、倾向他们，以为他们会争来幸福赐给一般大众。不过，大众的知识是很低，不晓得政治是什么。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生活较自由点，对这点不须施予，官厅可以不用多大的价值，便能得到很大的效果。这只要把对日常生活上的干涉取缔放宽一点，大众便满足了。”
“这样，他们一定热烈地干下去，有这大众为他们做背景。”
“却也不见得，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学生，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开个讲演会而已。”
另一段是几个农民的交谈：
“横逆都无块去讲，驶伊娘！”
“你的有几甲？”
“一甲四分外，开垦三年外，到今年稻仔才播得起。”
“你去问了怎样？那所在的人另有什么方法无？”
“所讲农组的人出来在奔走怎样？”
“犹还是无法度，已经拂下给他们了，那样容易就要取消！”
“不是讲还打下底作？”
“那驶娘恶爬爬，不时来赶来迫，也不是害？”
“不能向他们请求些开垦的费用？”
“讲多容易！他们还要催讨前几年的小作料。”
“有的不是闹到法院去，后来安怎？”
“法院是有路用？！法是伊创的。”
“咱是应该做猪做狗，连一些可吃的，要不是被剥夺精光，打算伊是不情愿的。”
“开山的痛都还未止，开荒的又在哀荷。”
“真正着无法度？！”
“有问那讲文化的看？”
讲话者的身份不一样，所操语言就有区别。前段中的台湾人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可以讲多种语言，他的话只带个别台语，如“官厅”、“立点”、“咒诅”、“三不五时”，其立场、倾向、学识，都从语言中透露出来。后段中则是下层社会的百姓，素来只讲台语，作者便实录他们的口语方言，把他们的身份、阶层、性情通过对话表露得恰如其分，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赖和还喜欢在小说中使用一些台湾俚语、俗语、谚语，以强化大众化的乡土文学性格。举《斗闹热》中的例子如下：
囝仔事惹起大人代——因小孩子的纠纷引起大人们的不和。“代”，或为“代志”，闽南语，事情之意。
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指再怎样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也要赢过那些富贵人家
头老醉舍——头老，地方上的贤老、头面人物；醉舍，有钱的乡绅、地主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比喻人要面子
狗屎埔变成状元地——毫无用处的土地忽然变成了黄金地皮
死鸭子的嘴巴——指嘴硬不认输，强词夺理
在赖和的多数作品中，方言口语使用得当，的确生色不少，但过多或完全使用方言的篇目，诘屈聱牙、晦涩难读是难免的了。
赖和还相当重视拟声词的运用，如《斗闹热》中用“快快快快”模拟响亮急促的铜锣声，把迎神赛会的热闹劲儿烘托出来；《惹事》中用“啯啯啯”模拟鸡叫，写活了“鸡仗人势”的神气和霸道；《棋盘边》用“戛戛”的拖鞋声、“恰恰”的烧水声、“哈呛”的喷嚏声、“哈哈哈”的笑声、“啪啪啪”的下棋声，等等，道尽了在国土沦陷，民不聊生的时候，一帮知识分子懒洋洋地趿着木屐拖鞋、打着因抽大烟而导致的喷嚏、百无聊赖地玩着麻将、甩着棋子、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众生相。
第四章 进军号和里程碑——赖和散文
在赖和那个时代，台湾新文学还在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阶段，文体分类并不十分严谨，尤其是在小说、散文方面。赖和常常是拿起笔来写出心中要说的话，并不特别在意是散文还是小说。这就给后人的区分和选择带来了困难。笔者看到过几种版本，意见相左，各自根据自己的判别标准，将赖和的同一篇作品放进不同的文体栏目。例如，《一个同志的批信》、《赴会》、《不幸之卖油炸桧的》、《阿四》，在《赖和全集》里，是放在小说卷中的，而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的《赖和作品选集》里，则是划在“随笔散文”栏目中。
《阿四》写主人公从医学校毕业，到医院就职受到种族歧视，回家开业又被苛法缠身，最终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参加议会请愿活动，还被刑拘。这些情节与作者本人的经历相符，基本不含虚构成分，而且只是个人经历、事件的复述，没有故事，没有生活化的细节描绘，没有形象化的人物塑造，所以视为散文也未尝不可。但它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观点，不仅主人公阿四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叙述者知道，连阿四们的对立面——“支配阶级”的心态也都一清二楚，而散文的叙述领域中基本排斥全知观点。
再有《一个同志的批信》，写狱中人向旧日的同志“我”求援，而“我”却置他于不顾。像“我”收到狱中来信，对昔日同志批评自己落伍而如今有求于自己，既愤愤不平又幸灾乐祸，想不出手又怕日后不好相见，但拿钱出来又着实舍不得，放在口袋里捂捂最后到酒馆里消遣，给了女招待。另外，全文采用对话体，却只有单边对话，语言极尽刻薄之能事，与其对话的是一个隐藏性的角色，他的话并没写出来，然而一直保留在场景中。因此讲话的一方并非是独白而已，在行文中可以感受另一方的话总是被打断，在段落的转折之间，构成了情节。全文有对话，有情节，已充分构成了小说的条件。这样的表现形式，在当时极具前卫性。
因此，如此划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但《赖和全集》散文栏中的篇目，能否都视为散文，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有待商榷。
第一节 扫除暗夜的激越呼声——议论文梳理
《赖和全集·新诗散文卷》中，共有二十三篇散文，议论文性质的占相当大的篇幅，计有《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未命名（吾们）》、《未命名（OO先生）》、《未命名（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未命名（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未命名（重阳）》、《未命名（中国的艺术）》、《忘不了的过年》、《圣洁的灵魂》、《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十篇，另外，第一篇《未命名（我这次回来）》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记录一次会议上各人的发言，也基本上是议论形式；第二篇《未命名（五月）》是未完成稿，前后都缺，保留部分与第一篇有很多雷同。
《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与《赖和全集》杂文栏中的《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和《谨复某老先生》性质相仿，都是赖和就新文学的创建及其宗旨阐述自己的见解。只是后两篇为论争，批判色彩浓一些；而前一篇是正面的阐释，更富于激情。
《未命名（吾们）》很短，不足五百字，也是阐明新文化建设的宗旨——“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但重点落在建设台湾文化上，“把我同人们见闻范围里的现代思想、艺术、科学，绍介给大家相与研究讨论，盼望它能助我文化一寸寸的进展”，使之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赖和痛感台湾的山川泉石虫鱼，多有世界位置，但人物文化无法与之相媲美，“在前已不能比及祖国的中华，到现时代自不得比并上邦的日本”。从表面上看，这里的“台湾文化”是有“独立”的意味，但是，这“独立”是相对于日本而非中国。此时的台湾，已被强行与中国割裂，两者之间，不存在独立与否的问题。所以，赖和文章中举凡强调台湾文化、文学的地方，针对的都是日本，是要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放自己。在这里，他称中华为“祖国”，而称日本为“上邦”，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未命名（OO先生）》是一封书信，确切地说是一封回信，从信的内容看，对方是“彰化的新淑女”中的一位。赖和在信中回答她对自己的指责，指出她的错误，并发表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看法。
《未命名（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对旧势力的反击。从文中看，地方上发生了私奔诱拐的事情，给某些人以口实，藉此攻击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新文化。赖和认为私奔诱拐与自由恋爱不能混为一谈，真正懂得恋爱的人，应该公开说出自己的追求，还给原来配偶以“各人的自由，偿给他们的损害”，而女子（有的还是女学生）受物质的诱惑与人私奔，那是堕落。赖和指出，将发生的意外嫁祸给新文化运动是十分寻常的事，“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尚在多数人的脑中，旧的思想尚在拥有权势的时候，不论有什么事件发生，总把这个罪责卸在方的萌芽的新思潮之上，这个无妨，新的既有萌茁的机运，亦自有培养其成长的要素，不因为他力的摧残（诬陷）遂失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