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而且可以自动地批量发现科学定律，还可以计算出人类历史未来任意年的编年史，甚至以电视剧的形式让我们提前观看到万年以后子孙的历史场景。但这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可以用“杀婴悖论”来证明：某人根据“历史逻辑机”计算出某婴儿将成为希特勒第二，于是将该婴杀死，接受杀婴诉讼案的法官发现自己处在判案的两难中：既然该婴必然犯罪理应提前杀死他，故杀婴无罪；可是他已被提前杀死，他没有能力犯罪了，说明他的犯罪并非必然，故杀婴有罪。可见历史预言总是扰动历史，被扰动的历史反过来说明预言的非必然性，结论是精确计算历史的逻辑—计算机不可能存在。对“不可能存在计算历史的计算机”还可以用反证法证明：假如有这样的计算机，它一定能预言它的程序何时被删除，而我在知道了它的预言后，就提前或滞后删除，而能确保它的预言破产。由此可见，那种一劳永逸地以“客观规律”预言未来历史总是虚妄的，把“规律”这个理念当成知性概念在历史学中误用，源于人们对历史运动与物理运动的混淆，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把历史性事件和物理性事件统一起来的公式，打个比喻，上帝用来创造世界历史的“规律”是无限高次函数，无论你求导多少次也不会得到一个常数。
正像人有死，宇宙也可能有自己的终结，但我们所谓人的历史或宇宙的历史是指“我”活着或宇宙存在着的时间区间的情况。“我”是宇宙历史的产物，我的意识活动肯定表征了宇宙的历史性性征，“我”的意识流会因意识的反思改变意识流本身，也就是说，在严格意义上，“我”不能“客观”自我。如果人类个体作为小宇宙是我们生存的大宇宙的缩影的比喻不错的话，宇宙也并不知道它自己下一刻的发展的路数，即创造或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宇宙历史的“过去”肯定对“未来”有所影响，但“未来”绝对不是被“过去”完全决定的，世界的未来包含多重可能的世界，可能的世界之成为现实的世界具有随机—自由性。我们人类对自身生存并非没有作为，预言家也并非不允许预言将来，但预言家的预言对社会或大或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预言本身不是如预言家所言是什么客观必然的，一般说来，“客观必然”是指不受预言影响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而某些预言家把自己的文学性叙述说成是“科学”并宣称“人类历史的普遍的科学规律”被发现云云，如果不是严肃学者的泛泛而论，就一定是耸人听闻的花言巧语。
（六）
历史非理性之恶与理性成果之善一样，其“过去时”都已成为“现在时”的历史资源。二十世纪的战争教训了人类；二十世纪的科学新范式使人类认识到了科学主义的危害。只有在这两种历史资源之上，人类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才获得了起点，文明在危机后获得了拯救。人们认识到，由于地球不是外星人的殖民地，如果“人类”这个词的确代表了一种类型的地球生物整体类的话，把其中一些种族和群体命名为敌人来损害他们的生命，并因他们的生命被损害而深感庆幸，那是自虐心理作祟，汹涌的破坏主义潮流除了伤害人类自己还能伤害谁呢！
“我们在天上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2005年10月30日，德国易北河畔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被炸毁后六十年重新被建立起来，欧洲人在这一天把目光投向德累斯顿，内心中回响着耶稣的主祷文。耶稣曾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历史事件具有惊人的暗喻性，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在人类战胜法西斯三个二十年后重新屹立在欧洲大地是一个历史性象征：欧洲人已经重建—恢复了父辈的上帝信仰。当年谁破坏了德累斯顿，使有易北河畔佛罗伦萨之称的德累斯顿和她引为自豪的圣母教堂化为一片废墟，是英国皇家空军？应该说是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而今重建教堂的是谁？德国人。有意味的是，教堂尖顶上巨大的镀金十字架是出自英国金匠施密特之手，而施密特的父亲是当年轰炸德累斯顿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随着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欧洲文明逐渐恢复了自信。不仅上帝的磐石教堂和教会得到重建，而且上帝的法律——摩西十戒又回到了人类心灵：
1．
不许杀人。人类中没有天生的敌人，以种族属性来判决该人种个体的死亡，是罪恶的世界观，而不是“科学的”世界观。
2．
不许抢劫。上帝的物归上帝，恺撒的物归恺撒。人的道德向善，就像他们渴慕上帝，人类道德应该鼓励同情心、怜悯心，人应该帮助弱者和贫穷者。人权的遭践踏必定是社会秩序的紊乱，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物的法律保护，人类社会将丧失自我激励机制，结果必将是普遍的贫穷和道德的沦丧。
3．
不许奸淫。从柏拉图到康有为，无论以何等美妙的言辞描述理想国，建立在公产制上的共妻制都是违背人性的，甚至连动物都不是普遍的共妻制，爱欲的“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完全解决”的“科学乌托邦”大概只能在有性繁殖的细菌中实现，只有它们接近“普遍的共妻制”。
4．
不许作假见证诬陷人。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人类背弃良知诬陷他人的理由，人类经历大规模屠杀后终于认识到，无论为何种理想而奋斗，都不应该去栽赃、陷害、无限上纲地试图消灭他人生命。
让我们对上述律条做必要的解释。人类为什么可以屠杀非法律保护的动物（牲畜）却不可以滥杀同类？——这不是科学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科学根据”为摩西的律法辩护，不许杀人——是上帝颁布的律条，我们只能相信，却不能获得思辨理性的“科学根据”。不许抢劫、不许奸淫，不许作假见证诬陷人，也是如此。这样，尼采所宣称砸烂旧世界的叫嚣声逐渐消歇了，人类文明在经历危机和动荡后，旧世界没有被砸烂，“超人”对价值的重估最终没能动摇人类的传统价值观。尼采作为有限的人类个体死了，但上帝又回到了人类心灵，我们的山河大地并没有被“超人”改变颜色，人类文明从狂暴时代恢复到宁静，可以想象，人类在第三个千年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明。
清末读书少年郎
？ 沈 宁
近些年间，跟有些朋友谈天，我经常会感叹：现在的青少年们，实在是受教育程度太浅，在文史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学问。中国人特别是所谓读书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我的父亲那一辈，恐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代读书人，他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但照他说，他的学问还是远不及他的父辈和祖辈们。而且在父亲眼里，我还只是会写几篇作文而已。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的母亲称他师兄，我们便尊他做师舅，今年九十四岁。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是缺乏学问，今后要痛下决心，多下工夫读读书才好。我听了无话可说。我自认读书比同龄人多，可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于是我想，比我更年轻的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我相信，一年又一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读到此处要跳起来大叫：谁敢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谁敢说我们没文化。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们，本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也难以忍受我这样的评价。
空口无凭，我来讲些历史小故事，举些历史小事例，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没有留过洋，但做过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教授，曾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学一派的领袖。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够资格比较目前一代中国文化人，以他作比也不算降低现今大学教授和学生吧。所幸的是，外祖父曾相当详细地记录许多他早年读书求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为镜。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故乡，但不满三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到河南去了。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做河南巡抚的幕府。当时巡抚的幕府，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而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文，后来有了铜元，一枚铜元可买鸡蛋十个，三枚铜元购得一斤肉。在外祖父的记忆里，他最初见识到父亲之外的读书人，是在河南巡抚的衙门里。
有一天，曾外祖父带了外祖父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进了一座玻璃隔着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古时文人学士，把同年中举的友人称作同年，所以他们的儿辈就把父亲的同年称做年伯。而世伯则是后辈称家里前辈的世交朋友，所谓世交，至少有几代人之久的友情关系，萍水相逢者不算。外祖父听不懂大人们讲些什么，无外“之乎者也”。那些年伯世伯们让外祖父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八十年后，外祖父走南闯北，什么场面都见过了，仍然回忆说：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那样鲜美的汤面。我想，古所谓幼承庭训，就是如此这样一番景象。
外祖父四岁时跟随他的父亲住在河南开封。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在开封做知县。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都集合在开封。据外祖父记忆，黄梅汤贯予先生借住曾外祖父家院内的一间房子。汤先生送给外祖父一本《三才略》。那本书很大，长一尺几寸，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外祖父最早的读物。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三才略》是一本什么书，那是讲解《易经》的著作，所以包罗万象。可是很难想像，那么一本书，当时居然就给四岁的小孩子当读物。
五岁时候，外祖父又随曾外祖父到夏邑，住在县太爷衙门里，不许随便外出，外祖父吃饭睡觉乃至游戏都在官府里面。那一年，他开始正式跟随二叔修斋读书，当时人称发蒙，现在人习惯说是启蒙。但是外祖父不喜欢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而二叔也并不太管教他。如此混过一年，外祖父六岁，再次跟随曾外祖父回开封，由曾外祖父亲自督导，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
只一年，那两本书就读完。曾外祖父调任新野县长，外祖父也随同乘坐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
《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曾外祖父边走边给两个儿子讲古迹故事，增加了外祖父对历史和小说的兴趣。
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