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交付赎金。一天，何贤与傅荫权照例在南楼俱乐部等电话。阿汉匆匆来找何贤，悄悄禀告他探到的新消息。这个阿汉本事也真不小，他不但查出绑匪一伙的身份，连绑匪藏“参”的新地址也给他挖了出来。原来，这宗绑案是来自香山县的一伙歹徒，勾结在傅老榕中央酒店的李秉枢、梁锦、甘明等人干的，他们把傅老榕囚在贾伯乐街76号2楼……
傅荫权听到此消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年轻莽撞，没有与何贤商量，当晚就通知警方，并带上父亲的一班马仔前去救人。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藏“参”处已人去楼空。何贤第二天早上才得知此事，连拍大腿叫着，说傅荫权把事情搞上火头了！怕是要坏事，要坏大事了……
再说傅老榕这边，也遭受了一番折磨，但他也真是个“守财奴”，宁可死也不愿意财产拱手交给这伙强盗。所以匪徒们没少折腾他，许多时候把他绑在船上，有时又把他藏在隐蔽的屋内，警方闻风而动的时候，他更是连连跟着不断“转移”，欲活不得，欲死更难……
何厚铧家族传18、斡旋解救傅老榕
18、斡旋解救傅老榕
匪首一次次敲着傅老榕的头，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将你囚起来，因为你现在有钱了，我们需要钱。”
傅老榕咬着牙说：“你们不会得逞的，我一定要想办法……”
“死到临头还嘴硬！现在要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据实答复。这很重要，真实的情况愈多，你活命的机会就愈大。”匪徒打断傅老榕，强问他的口供。
“谁能万无一失地带钱出来赎你？”匪徒问。
“不知道。”傅老榕摇头。
“马上跟你的家人联系，让他们带钱赎你回去！”
傅老榕慢慢地说：“这个问题使我无从回话，因为钱是我家的，我死也不会给你们这些混蛋的。”“那你就等死吧！”
傅老榕知道这是一伙亡命之徒，但他还是不肯服输。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打手，恶声恶气地说：“你家人要报复，我们便要你一只右耳，好去找你家人要钱，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休怪我们不客气！”
说罢，一把明亮的刀伸了过去……傅老榕一声惨叫就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感到右耳一阵火辣辣地生疼，右耳没有了……
就在何贤拍腿大怨傅荫权莽撞的当天中午，有人给傅荫权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血淋淋的半只耳朵，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不交出900万，下次送回人头。”
傅家的人一看，当即有几个哭喊着晕了过去……
接下去几天里，何贤和傅家再也接不到绑匪的任何消息。
大家都忧心如焚。这天中午，何贤照例到南楼俱乐部等候电话，又白等了一个下午。晚饭后，何贤在家里闷坐，忽然粤剧演员新马师曾来访，问何贤为何闷闷不乐，何贤深叹一口气，何贤在港澳粤剧界中有许多朋友，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何贤都以各种方式帮助过他们。新马师曾是其中之一，所以何贤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何贤见问，也不相瞒了，他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新马师曾。
新马师曾听完后，想了想说：“我有个朋友，叫李权，他是挺进第三纵队司令袁带的亲信，人称‘过河卒’，意为样样事都行得通。如果请他出面打点，保证傅老板平安回来。”
何贤正无计可施，马上同意了。经新马师曾约请，何贤在中央酒店请李权吃饭，并送厚礼。
谁知李权也很够义气，把礼物一推，拍着胸脯说：“贤哥有事吩咐，李某定当效劳，何需提什么酬谢不酬谢呢！”
何贤最喜欢这种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脾气，激动地举起酒杯，说道：“我何贤虚长几岁，李兄如不嫌弃，我们结拜为兄弟，如何？”
李权虽第一次与何贤谋面，但何贤仗义疏财之名早已耳闻，他很敬佩何贤的为人，现在听何贤如此一说，连声赞同，哪有不应允之理。至于新马师曾，早把何贤当兄长看待，更不在话下。
这李权，果然不负“过河卒”之名，不几天就告诉何贤，已和绑匪讲好数，约何贤在香港新亚酒店交钱，收钱放人。
原来，对方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是气不过傅荫权报警，带人抢上门来，才割下傅老榕的右耳朵，现在李权找上门来，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在约定的那天，何贤只身去香港，和一个绑匪在新亚酒店开房，等傅家传来放人的消息。
晚上7点左右，傅荫权打来长途电话，说父亲已平安回家。
何贤遂将50万元交给守候在一旁的那名绑匪。双方成交后，傅老榕历经磨难终获释放。他临离开贼窝时，顺手拿一个闹钟返家，作为纪念。事后，他经常对人说，这个钟是全世界最昂贵的了。至此，轰动一时的傅老榕绑架案，在何贤的斡旋下妥善解决了。那些绑匪并没有得到便宜，事后全给警方缉拿归案。
这宗绑票案，在1954年破获，匪首李秉枢、梁锦、甘明和幕后人李某先后落网，各判入狱18年零8个月，还赔偿给傅老榕100万元的损失费。这件事，使傅老榕进一步了解了何贤的才干，从此更加信任和器重何贤。
“贤哥”大智若愚，一脸忠厚地告诉人们：“帮人，就等于帮己。没错，我的话没错。”
何厚铧家族传19、平生力挽五大险
19、平生力挽五大险
何贤在澳门被誉为“华人澳督”或“影子内阁”，决不是虚言妄语。因为澳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澳门政府无法解决时，往往“点将”求助何贤。每一次，何贤都是积极参与并把事情办妥。
何贤平生，曾经力挽五次对澳门社会民生影响很大的风险。何贤晚年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澳门有过四次大风险，用他的话说：“抗战时两次，之后又有过两次。”
所谓“抗战时代”那两次是指1943年春节前夕，日本特务机关林立的澳门，因其陆、海军特务机关内哄而趁机封锁澳门的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本没有得到最高当局封锁澳门的命令，而只是想将事件嫁祸于澳门“西洋政府”；而那个特务头子又听何贤说他们一行仅代表澳门居民，为了便于下台，免致自己打自己嘴巴，便推出一个特殊人物———在日特机关工作的汉奸黄公杰作为代表，或者叫“替罪羊”，让黄某与何贤等人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协议，不久日本陆军就解除了对澳门的封锁。偏偏第二次，又是同这个黄公杰有关，这次他不是充当替罪羊，却成了惹事的“狼”。
原来，在这之后，这个日特机关代表黄公杰，在东亚酒店长期包房办公，作为日军统治澳门的代理人。黄某虽是澳门人，但以何贤的推断“大概是为日本人当密探”，所以狂放无羁，甚至连葡警也不放在眼中。有一次，他的手下为了争先坐三轮车，殴打了澳门葡警，又掀起一场争斗风波。“西洋警察”不甘心受日本汉奸的欺侮，立即召集葡警队，把黄某长住的东亚酒店团团包围了。
黄公杰忙调动他的那帮特务，持械对葡警进行反包围，并立即去电日本陆军队，于是日本人又运来了几车手榴弹。双方枪口对着枪口，大眼瞪着小眼，一场火并迫在眉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澳门政府派经济局长罗保博士受命火速解决此事。可是罗保乃葡国人，包围在最外层的日本特务们，一见是西洋人士，也不管你是谁，坚决挡住不许进入东亚酒店，所以罗保再有影响力，也是无济于事。于是罗保只好找到何贤，劳烦“贤哥”出马！何贤为了澳门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马上赶到了东亚。双方人马见是何贤，便都让他进入酒店，何贤对双方申明利害后，再拍拍这边，哄哄那边，好生劝说了一阵……
双方无话可辩，就都给何贤面子，也趁机赶忙下台，撤走了武装人员，平息了这场小题大作的“恶霸”风波，是“贤哥”出面调停，澳门居民才又免了一场枪祸。
除了这两次外，何贤所说“之后又有过两次”的历险，是指1952年发生的拱北关闸事件，和1966年发生的“12·3事件”。这后两次历险情形，因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故这两个事件在后面再详述。
现在，说一说何贤未强调的那“第五次”历险。这一次按时间顺序，应在“四大风险”事件的中间，时间是1949年冬天。
1949年冬，蒋家王朝彻底崩溃，新中国建立，蒋介石逃到台湾。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李及兰部队向万山群岛大撤退时，有的官兵不愿随队伍南逃，便逃到澳门，在公海抢劫来往商船和渔船。此外，他们还经常在澳门抢劫、杀人，丢放炸弹，扰乱民生，危及百姓。
结果形势愈来愈不妙。有一次，一天之内，他们竟在不同街道爆响了四枚炸弹，其中有一枚就在何贤寓所附近爆炸！当时何贤的一个老朋友也遭到歹徒袭击，但上天保佑，侥幸大难不死。何贤心急如焚，长此以往，那还了得！
尽管澳门小岛上有七十多个天主教堂，上帝恐也保佑不了澳门。说不定，教堂也遭爆炸和袭击，求上帝，求观音，没用。人呀，还得自己想法子保护自己，救自己。何贤为了安全，除却加强保安员的队伍外，他想出一个法子，就是以高价暗中收购流入市面的私藏武器，以免不法之徒利用这些枪械破坏社会治安。何贤把重金收购的一批批武器弹药，送交澳门警方。此举果然奏效，深得有关人士赞许，澳门的治安也渐渐稳定了许多……
何厚铧家族传20、收购萧条酒店业
20、收购萧条酒店业
何贤赚过滚滚财源，不过也确实做了许多亏本生意。究其原因，那都是为着稳定澳门经济，安排工人就业而做的“慈善营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澳门居住的大陆民众，也就是那些战争岁月里跑到澳门避难的人们，现在都纷纷撤离。不少人重返内地家园，或是移居香港。毕竟，澳门太小，已完成了它作为战时的中转站使命。客居异乡的人，终归是要回归故里的。就在这时候，发生大陆民众和澳门居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的事件。
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及驻军师长刘绍武等人支持民众这项要求。1945年11月，中国军队武装封锁了澳门。当时澳葡军警仅有一千余人和两艘炮艇，澳门局势紧张，社会秩序大乱。当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暴涨，每担大米涨至70元钱，猪肉每斤涨至15元（均为澳币），但工业品滞销，价格大跌。不少工厂停工，居民纷纷离开澳门到广州、香港、南洋等地谋生。尽管后来葡国政府派雅玛纽到广州道歉，国民党政府下令撤除武装封锁命令，可是澳门居民的外流仍然严重，因而澳门各行各业都十分萧条。
昔日的繁华盛景不再，街上人迹稀寥，尤其是旅游业，一落千丈。酒店老板纷纷关门“歇业”，自然又有大批工人随着酒店业的关停，失去了饭碗。何贤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不插手，便好似不能睡得香、吃得好了。
为了稳定澳门经济和为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何贤明知经营旅游业亏本，却还是一意孤行，出巨资先后收购了新亚、澳门、国际三间酒店，自己经营。别小瞧这一举动，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危难关头，对发展澳门经济，无疑起了一剂“强心针”和“活血素”的作用。
抗战期间，由于燃料短缺，歧关公司经营的澳门巴士也停开了。抗战胜利后，尽管燃料供应逐步得到了恢复，但由于澳门人口已大幅度减少，巴士业一直得不到恢复。何贤认为，要发展澳门经济，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业。于是他便投资办起了澳门福利公共汽车公司，与澳门市政厅签订了合约，取得澳门市内公共交通的专利权，使澳门交通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还有一个时期，剧场生意不景气，他也接过来承办。许多人也都知道，“十四哥”张瑛搞个“华侨公司”拍电影，“贤哥”也曾在幕后出过大力，不过这些都是亏本生意。这些得到何贤鼎力支持的事业，对别人的好处，远远多过对他自己。说到此类纯粹是为了公益慈善而办的事业，何贤完全只有投入，没有“收益”。
要说有益，那既是造福社会，救济民生。明知是亏本生意却仍要做，因为他说过：“取诸于社会，要用诸于社会。”
有一部分实业赚了钱，就应该把挣到的钱用于有益社会的方面———何贤将他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作风，一点点顺理成章、不折不扣地付诸着实践。
抗战8年之后，人们到香港发展，而何贤为什么会选择澳门呢？
“一打完仗，澳门就好冷落。如果个个都走，更加散。而且这里中国人的福利机构，亦未上轨道，镜湖医院年年亏本，我实在不想离开！”何贤再记述当年往事说，依他的眼光看，城市景象，都会有起跌有衰荣的，不必悲观，筲箕湾都会有兴旺出头之日，那么显然没理由澳门会一直萧条下去的。何贤不是表明他真的对澳门多么多么充满希望，只是他有自己的主张，不会随波逐流，茫然地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因而，即使他那帮好友都接连搬迁到香港，而他依然决定驻守原地，留在澳门半岛。
在人生旅程的漂泊中，似要经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驿站”或“客乡”。而何贤，错把异乡当故乡了吗？不，这能从中看出何贤的“衷情”，他一辈子经商，却一辈子都是比艺术家还艺术家的“性情中人”。
对于澳门，对于广州，对于所有留驻过他拼搏血汗和奋斗足迹的地方，他都眷眷难离。
何厚铧家族传21、柯麟诊所遇知音
21、柯麟诊所遇知音
如果说，葡国政府的罗保博士，对于作为商人的何贤的一生有过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对于作为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何贤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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