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1）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不料，1957年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作了一场恶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接踵而来的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
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他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啦！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净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哩哇啦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写得很快，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清楚。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里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当时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回答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的这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六十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心情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空气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最近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调至今如在耳旁。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右派运动时的劫难（2）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展出在“荣宝斋”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就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便把书画买下，
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100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文革”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他提笔写了两句诗，上联是“草屋八九间”，下联是“梨桃松柏树”。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满足感。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这不成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
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别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有《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有《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有《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需评论的境界。
第一部分：身世背景一代书圣的自谦
在当今书法界谁是书圣？以我的拙见，非启功莫属。启功著有一本书法论丛，其中谈到他幼年学写字时的经历时说：
我上过小学，小学有一门书法课，我写的成绩虽不算最糟，也不够中上等。同学中有人写得好的有几位，他们有临华世奎的颜体字的，有学魏碑体的，有一位叫白志铭的师兄，他在家中受到一定的文化教育，写的字很有成熟的风貌。听几位优秀师兄们谈起他们自己的心得，什么方笔啦，圆笔啦，愈听愈糊涂，感谢白师兄说了些执笔不要死，手腕不要有意悬空，临帖不要死描点画，等等，我才算初步开了窍。后来离开学校，从戴绥之先生学经史词章，写字也不那么专心了。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受教于陈垣先生门下，初到初中教书，批改学生作文，又有字迹像样的要求了。这时影印碑帖已较风行，看到赵孟的《胆巴碑》和唐人写经的秀美一路，才懂得“笔法”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方法，而是按照每笔的点画在结字中的次序先后、长短、肥瘦、左右、圆转，顺序摆好，那么笔法、结字，都会好看了。此后才明白“方笔”是刻字工人在字迹上直接按每一笔画四周用刀直刻的刀痕，“圆笔”是刻字工人注意字迹点画的每笔边缘，婉转用刀锋去刻出的。后来到了辅仁大学教书，陈校长非常重视学生的文笔，尤其重视学生作文卷上的批字，常说如果学生卷上的字比教师批的字好，教师应该如何惭愧！一次命我作一场关于书法的演讲，用幻灯片放映许多碑帖的样本，命我按照碑帖的字迹作文评论。陈老师拿着一个长木板条（预备教师在黑板上画直线用的）在地上拍打，指挥应该换一个碑帖样片了。看到、讲到好的字样，观者大都赞叹，看到龙门造像中那些难看的字，都有表示难看的笑声。这次小讲演之后，大家练写字的风气为之一振。我怎么知道，因为常有师生拿写的字给我看，我才得知是那次讲演的效果。
当启功先生看到我的采访提纲上写着：“你怎样成为书法大师”的字样时，便立刻提笔把“大师”两个字勾掉，换上了一个“家”字，并说：“这就够了，其实我写字是臭名远扬，也算不了什么家。”
启功先生说：“我的书法和陈垣校长有关。我在大学教国文，批改作业，陈先生对我说：‘学生的字比你的字好，你怎么给学生批作业呀！’”启功先生也爱画画。一次，表舅请他画画，但预先却郑重嘱咐画好后，别在上面题款，画上的字找你的老师给题。这件事，对启功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从此发奋写字。
古人说，“书法以用笔为先”，于是他用了很多时间，临碑读帖，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如何转变，如何点撇。练了许久，他发现光是练用笔还不行，平着写还可以，一挂起来就“完了”。经过反复研究，他发现问题在字的“结体”。于是，把唐人写经以及很多名家碑帖用透明方格纸一次放大，用心描笔，从名家的笔画结构距离上，找到了结字的规律。
一般人学书法总是写“九宫格”或“米字格”，把方格分为若干等份。他发现问题就出在这“等份”上，因为每个字的重心不一定在中心，不能上下左右都定三等份。他采用了一个更符合字形结构的划分方法，就是“五三五”的不等份，上下左右的份儿较大，中间的份儿较小，而不是九等份。他还发现，字形结构存在着先紧后松，左紧右松，内紧外松的规律，而历来的“横平竖直”之说也不可尽信，平、直之中其实是有变化的，否则写出来的字就“傻”了。他体会到，所谓形似、神似之别首先在于字的结构，结构精神，就是神似。其次，才是用笔的肥瘦方圆。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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