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第二部分地缘大锤
这里有原始星云，
宇宙在这里生成。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近２０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统一，是欧亚大陆出现的另一重大的地缘现实。中国的崛起和统一，类似欧洲的统一。但是其意义甚至要比欧洲统一更具革命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国板块，长期以来，俄国板块都是世界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方向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印度缺乏战略屏障，它必须向四个方向用力，它类似一个十字路口。历史上，大英帝国把印度彻底征服，其地缘依据，或许就是它的这一地缘特征。占据了印度，便可以左右逢源。英国也正是通过印度，实现对东亚的征服的。在俄罗斯板块、印度板块与中国板块之间，是中亚和南亚地带，这里分布着众多国家。在中国东部，则是日本板块，这一板块有着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运动方向，即向西。
近代以来，日本为这一方向所吸引，随着日本明治以后的崛起，也在向南用力。在这两个方向上，屡屡与中国相遇，台湾海峡一直被日本视作对自己有重要战略价值的水道。在中国南部，则分布着众多的国家，近代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日本崛起后，又成为日本竭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并因此与西方殖民国家发生冲突。二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
目前，东南亚国家大多同美国板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地缘特征处在世界力场的中心位置。“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它构成了地缘枢轴。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描述世界地缘形势时说过：“欧洲－俄罗斯－亚洲整个这一大片大陆，位于世界的中心，谁控制了这一大片大陆，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说过同样的话。麦金德还说，在数世纪里，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力量像大锤一样敲击着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麦金德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描述过１５００年前欧洲人对这副大锤的恐惧和忧虑。甚至直到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还为所谓的“黄祸”伤脑筋，而由于前苏联的崛起，欧洲对心脏地带的恐惧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１年。对于那些相信地缘政冶学说的人士来说，这副大锤是永久的梦魇。
对欧亚大陆地缘特性的传统描述，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而当中国强大的时期，它又被视作“大锤”，敲打着周围，让周围惊惧不安。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中国威胁论”、“黄祸论”，就是对此一地缘特性的反应。
第二部分东亚的政治力学：冲突和秩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阿伦·弗里德伯格）
“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阿伦·弗里德伯格写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亚洲更可能成为列强开战之地。５００年里，欧洲一直是世界上战争（也包括财富和知识）的主要制造者，而这种情况行将结束。但是，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欧洲的过去将成为亚洲的未来。基辛格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亚洲的国际体制因此更像是１９世纪的欧洲，而不像是２１世纪的北大西洋地区１。亚洲将重演欧洲过去５００年的历史，将可能成为爆发全球大战的地方。这种看法，差不多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共识。其依据，便是前面所谈的因为中国崛起而引起的力量结构的调整。
战争总是与力量结构调整有关。历史上，总是通过战争解决大国力量的不平衡，完成国际体系的重大调整。这种模式还将延续吗？
第二部分稳在亚洲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做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亨廷顿）
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是可能的吗？
上述五个方面的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四种可能模式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不可能。
亨廷顿从文明视角得出的结论，即“亚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亚洲将重现以中国力量为核心的等级秩序。在１８４０年之前的，儒教文明支撑起来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独立于西欧、穆斯林的国际体系范式，有不少学者在描述未来东亚秩序时，指出了这一体系重现的可能。比如，日本学者浜下武志就认为，东亚朝贡体制作为一种自律的国际体系，对于分析现代亚洲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适用，因为中心与周边关系这一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经验延续了一千数百年，现代东亚不能轻易将其视为虚无，“相反，我们甚至应该积极地探求活用这一历史性积蓄的方向”８。他说：“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是否适用于现在或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广义的东亚朝贡体制是一个包含东北亚、东南亚在内、以复合型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发挥作用的体系。它在历史上发挥机能的经验应能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个有意义的出发点”。滨下武志试图用沃勒斯坦的理论改造朝贡体系。在其设想中，中心国家显然已经不是中国。在他看来，“中华观念”是可以转移的，而不是中国固有的。他这样说：中华不是汉民族所固有的东西，它的支柱是以财富、交通、情报、技术、政治及人的资源为中心的中原观、天下观，是其他民族、其他地域也共有的观念。无论是中心还是周边都主张这一观念。越南、朝鲜、日本历史上都有主张小中华的经历，他们对中华的正统性有很强的继承意识。“在共有中华理念的同时，又形成民族主义，这种关系容易导致代替、夺取中华的构想，从而促使朝贡体制出现内部不安定因素”９。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成了中华正统的继承者了，因此，夺取中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崛起，儒学思想以及儒学主张的等级秩序也将在该区复兴的看法，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看法却是错误的。朝贡体系的瓦解虽然首先缘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但也同样也是蕴含在西方文化中的基本规则战胜了朝贡体系等级规则的结果。西方文化中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１主权原则；２民族主义原则；３条约体系原则。目前这些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支配着东亚各国的行为逻辑，也支配着东亚国际体系的形成。朝贡体系解体以来，东亚的国家间关系，与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是一次范式转换。预言再转回来，缺乏根据。就当下来看，支配东亚各国的原则，同样也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即使纯粹从文明角度看，儒教也早已不是东亚的共同文化了。连主张文明冲突的亨廷顿也不无自相矛盾地说：亚洲是多种文明共处之洲。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而东亚的印度尼西亚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以及台湾。上述因素造成了东亚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由此可见，即使从文明角度看，东亚也是多极的。四种大的文明形态在这里竞争、共存。崛起的中国虽然一定会提出带有自己文明特点的主张，但是不可能选择建立一体化的儒教文化秩序。
第二部分中国如何看待东亚的领导权问题
客观地说，东盟国家对这个问题是十分关注的。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日两国是不是将竞争领导权？他们对此感到担心。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是让中日两个大国发挥推动作用，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一个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本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没有这两个国家的参与，东亚共同体，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作用的发挥，有可能使东盟在这个共同体中被边缘化。因此，东亚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这一矛盾。如何克服这一矛盾？目前来看，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争论，优先在双边层次上加强合作。对此，东亚各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并分别采取行动。例如，中国１９９７年首次参加了“东盟＋３”会议。２００１年与东盟达成协议，在１０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比如日本，２００２年，日本和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开始正式协商。在这一进程中，日本处在领先位置。
由于东亚的地域、文化和经济发展差异，由中小国家或国家集团出面倡导地区合作，易为各方接受。与一般的地区合作都由大国推动并主导不同，近期成功的亚洲经济合作则是小国主导，大国参与。新加坡、东盟等小国或小国集团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中国不谋求起主导作用，不当“驾驶员”，而是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
做一个积极活跃的乘客，是中国在建设东亚共同体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色界定。
第二部分大战略与韬光养晦
战略研究只是以赢得军事胜利的问题为限度，大战略却必须具有较深远的观念——它的问题是如何赢得和平。这一套思想并不是把“车放在马的前面”，只是要弄清楚马和车所要去的目的地。（利德尔·哈特）
什么是韬光养晦？
在评论围绕“韬光养晦”的不同观点时，最大的困难首先是语词的含义。韬光养晦究竟是什么意思？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这个政策时，说了很多话，为什么只把这句话抽出来视做一项战略或政策呢？
“韬光养晦”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式谋略。它像其他东方智慧箴言一样，可以意会，很难言传。把这种智慧，翻译成其他语言，更是困难，几乎没有办法准确表达。在一次中国外交官的聚会上，大家绞尽脑汁想把韬光养晦转换成英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用“掩饰真实动机”或“计谋”来翻译，但也觉得不妥。
韬光养晦，在中国文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