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和文武百官，也来捧场。
像太皇太后张氏这样诚心向佛的人，按道理应该“心慈手软”才是；要是看到她把钢刀架在太监王振脖子上那杀气腾腾的架式，真真令人感到：佛是绝对不好惹的！
太监们对佛也抱有殷切希望，至少下辈子也要弄个“全头全尾儿”。因此，他们也争先恐后地向佛主献红心。
英宗朱祁镇的贴身太监李童，“赚”了许多银子。他决定用这些钱，去买来生的幸福生活；要是自己能当上皇帝，再让“斩断是非根”的朱祁镇伺候着，就最好不过了。李童出钱，在京西翠微山南，建造了一座法海寺。正统四年开工，正统八年（1443年）才建成。不知道李童的来生是否幸福，而法海寺中的壁画，被后世视为珍品。内行人在谈论这些壁画时，往往顺便“表扬”一下姓李的太监。
为了满足后宫广大群众的需求，明代朝廷在北海静心斋西边，开设了一座“经厂”，为后宫的佛教信众，翻译、印制佛经。
思宗朱由检把“佛”扫地出门的做法，不能不引起后宫“佛”党的强烈不满。公开反对，那是要掉脑袋的；私下里“议论议论”，总是不可避免的；编出个瞎话来，让朱由检的五儿子说出来，再合情合理不过了。
清代，紫禁城里群仙荟萃，“来的都是客，全为座上宾”。和尚、喇嘛、尼姑、道士、道姑、巫婆、神汉、牧师、神父，都跟着沾光，统统成为贵客。大清皇帝不仅全盘接收了中原所有的神灵，还从“关外”带过来一些土特产品。
萨满教是满族人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认为“世界分作三层”，诸神居天堂，人在中界，鬼魔占据着地狱。至今，世界的某些地区或某些民族，仍信奉这种宗教。
坤宁宫内景——设神堂于宫内西侧，西墙正中为供奉朝祭神位之处，于此举行萨满祭祀。满族人曾经认为，人生祸福，由各种各样的鬼神主宰，萨满是人与鬼神之间联系、对话的中介。萨满，满族话的意思是“狂舞放歌的人”，即巫师，多数由妇女担任。“萨满太太”分为两个行当，一是祭祀萨满，二是跳神萨满。祭神祭祖时，萨满太太“全副武装”，先在神像、牌位前面转三圈，再退三步，然后边歌边舞。东北地区民间曾一度流行“跳大神儿”，萨满太太手舞足蹈，口念咒语，为人驱邪治病。届时，萨满头戴尖尖帽，缀着五颜六色的布条或纸条，遮着脸面，身穿长裙，外悬小镜子，腰系铜铃，击手鼓，诵经跳舞。
“关外”的满族人家传统住宅呈“一明两暗”格局，中间是厨房，两侧起居。西屋有南、西、北三面联通的大炕。西炕为“贵”，住宾客。西墙上供“祖宗板”，西墙下为祭祖祭神场地。
入主中原后，清宫一直延袭了信奉萨满教的习俗。乾隆年间，更“钦定祭祀”萨满神的典仪，使其进一步规范化。
坤宁宫是萨满教的主要祭祀场所。紧挨着东暖阁大婚洞房的一个房间，迎门安置三口大锅，用以煮肉、蒸糕，敬神。与这间屋子联通的西边的四间，南、西、北三面，靠窗、墙砌着通铺大炕。每天早晚，在这里进行朝祭和夕祭，每月初一、十五，大祭；元旦、仲春、立秋，特祭。小祭杀猪四口，大祭、特祭，杀的更多。因此，每天都有人赶着十来口或十多口猪，从苍震门进入深宫。慈禧太后生载淳时，她妈入宫侍候“月子”，进的也是苍震门；不过，她是自己走进来的，不是被赶进来的。
据一位当过“内廷供奉”的人说，萨满教没有经文，没有固定的戒律。坤宁宫里供的萨满神，由于光线太暗，他一直也没看清真面目。这位“内廷供奉”，亲眼目睹了两次“跳神儿”：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竿子，顶端有一个碗形容器，内盛五谷杂粮，供“神鸟”吃用。正殿当中，放着两张条案，上面放着铜铃、琵琶、三弦、手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两名萨满太太，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蹬绣花厚底儿鞋；一个弹三弦，另一个腰系一串铜铃，一手拿檀板，一手拿“拨浪鼓”，蹦蹦跳跳，口中不停地喃喃唱着“满语歌曲”。祭祀结束，参加祭祀的人，各分得一块祭神的猪肉，坐在炕上吃。有的太监，还偷偷把“神肉”拿到市面上去“倒卖”，销路相当好。
除萨满神，坤宁宫还供奉佛像、关公牌位等，东墙供着灶王爷，西墙上挂着一只白布口袋。有人说，口袋里装着一面铜镜；有人说，口袋里空空荡荡，啥也没有。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被尼堪外兰部族杀害。努尔哈赤用一只白布口袋背回尸骨，安葬了；后世子孙一直供奉白布口袋。
按满族传统风俗，满族人家院子里的东南角，竖立一根“索伦杆”。索伦杆有人又称“灯笼杆”，逢年过节，像升旗一样，在杆顶升起灯笼。杆顶有一个梯形方斗。祭祀时，用没有杂毛的黑猪，人、神吃肉，内脏放在索伦杆顶的斗内，三天内被鸟吃光，为吉利，有时也放五谷杂粮。屋内西墙“祖宗板”旁边，有一只布口袋，叫“妈妈口袋”，也叫“子孙娘娘”。里边放着一条十几米长的“子孙绳”，或称“长命绳”。绳上系着许多疙瘩和彩色布条。疙瘩越多，说明人丁越兴旺。不知道坤宁宫里是不是供的这种东西。现在，吉林省伊通的许多满族人家，仍然保存着“子孙绳”。在那里的民俗展览馆里，也有这种展品。
第七部分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4）
据说，早晨，宫里在坤宁宫祭祀佛祖、观音和关公。神位设在西炕上。炕上、炕下，陈设供品、供器。一名萨满太太，手擎神刀，在乐器、参加祭祀的人拍巴掌伴奏下，边歌边舞。傍晚，祭祀“穆里罕神”、“蒙古神”等，神像、供品、供器，都放在北炕上。萨满太太腰系闪缎裙、铜铃，执手鼓；太监击鼓敲板，充当陪祭。猪肉、蒸糕，热气腾腾地端到各位神仙面前，参加祭祀的人退出，灶灭火，屋熄灯，关门窗，挂布帘，萨满太太和陪祭的太监，摸黑在屋子里作法。礼毕，掀帘子，开门窗，燃灯点蜡，参加祭祀的人，鱼贯而入，坐在炕上，分享祭肉。
祭神的肉，有时会端到皇帝的餐桌上；有时也拿到皇帝举行的宴会上，赏给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侍卫们吃。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当晚，坤宁宫祭灶。当差的们设供案，奉神牌，陈列干鲜果品、粘瓜糖等二十三种供物，另加黄羊一只；点起香炉燎炉，铺设拜垫；万事俱备，只等皇帝和后妃驾到。乾隆年间，后妃“打前站”，各就各位，弘历才光临坤宁宫，在神、佛前烧香，叩拜；然后，盘腿坐在炕上。弘历自己击鼓，唱一曲《访贤》，后妃们帮腔，当差的们环立于炕下恭听。唱罢，送灶王爷起程，在燎炉中焚烧神像和某些祭品。弘历和后妃离开坤宁宫。弘历在位六十年，年年如此祭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农村，各家都在厨房祭祀灶王爷。神像前摆上粘瓜糖等供品，顶礼膜拜后，在“灶坑里”烧灶王爷像，一边嘱咐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千万别胡说八道。人们的心情显然是很矛盾的，既想让灶王爷多说好话，又要用粘瓜糖“粘住他的嘴”。
“三十儿”晚上，举行一个“典礼”，再把一张新灶王爷像，贴在厨房的墙上。
关帝庙在皇宫中有二三处。清宫对关羽的尊崇，远远超过明代。入主中原前，关帝庙就遍布“关外”各地，“极著灵应，奉天（沈阳）其最著者。”清代有人著书称：“满族人家所供神板，在正室西墙高悬，相传所供之神为关帝、马神、观音大士。”
顺治九年，福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每年五月按例致祭。
雍正皇帝胤禛觉得，把关羽捧得再高，也对不起他老人家，无论如何也得让他有个“好的出身”；于是，又追封关羽的曾祖父为“光昭公”、爷爷为“裕昌公”，父亲为“成忠公”，并把关羽与孔子并列，称“文武二圣”。
乾隆皇帝弘历认为，光给关羽一个“空名”，还不够意思，在加封关羽“忠义神武灵祐关圣大帝”的同时，把京城地安门西边的关帝庙大殿，换成黄色琉琉瓦屋顶，让关羽住上了“皇宫”。乾隆四十一年，弘历又追认关羽“忠义”。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关羽享受这么高的待遇，当然要卖力气保护爱新觉罗家族。传说，嘉庆年间，一批刺客刚杀入紫禁城，忽然发现，红脸黑髯绿袍的关老爷，手舞大刀，率无数金甲神兵，拦住去路。刺客们被吓得抱头鼠窜。嘉庆皇帝颙琰亲自到关帝庙去拜谢时，看见“青龙偃月刀”上，血迹斑斑，赤免马身上汗如水洗。颙琰特受感动，为关老爷上供、烧香，大大地慰劳了一番，又为关老爷“加官进爵”。1917年，原清廷将军张勋，率领部下的“辫子军”杀入京城，企图让废帝溥仪再次登基。溥仪说，关羽再次“显灵”，帮了张勋一把。
“祭堂子”是清宫的另一大“绝活儿”。每逢元旦、冬至、万寿、出师等大典前，皇帝都到紫禁城东南角的“堂子”，奉献牺牲，虔诚祭祀。
想当初，努尔哈赤收编了女真五大部落后，叶赫那拉等九部合兵三万袭来，其势汹汹。努尔哈赤“祷于堂子”，组织敢死队迎战，大获全胜。
《清史稿》记述，乾隆元年元旦，“上诣堂子行礼，至观德殿更素服，诣雍和门行礼毕，率诸王大臣诣慈宁宫行礼，御太和殿受贺。”因父亲胤禛去世不久，“不作乐，不宣表”。
乾隆十三年十月，朝廷发大军去四川，“上诣堂子行礼，祭纛。”
据说，祭堂子的礼仪颇为神秘，“皇帝匍匐而入”，他人不得进“堂子”。因此，堂子里到底供奉的是何方神圣，引起种种猜测。有人说是“苍天”，有人说是“大地”，有人说是“狐狸”，还有人说，供奉的是“王爸爸和王妈妈”。努尔哈赤牛刀初试，出师不利，吃了大败仗，队伍被打散了。身负重伤的努尔哈赤，被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救治，得以康复，重返革命战场。自此，结下了“军民鱼水情谊”。努尔哈赤把“再生父母”，当作保护神，“供”了起来。
据说，有一位姓范的自助旅游者，到努尔哈赤建的第一座都城（今辽宁辽阳）旅行，去凭吊努尔哈赤祭祀过的“堂子”。好说歹说，守门人就不让老范进门。老范偏不信邪，凭着一身蛮劲儿，冲了进去。原来，堂子里供奉的神像，为一男一女，作搂抱之状。
在紫禁城里当过“内廷供奉”的人，又有所发现。他说，故宫里的“堂子”，是为祭奠历代死于大内的宫女而设置的。否则，这些孤魂野鬼经常闹事，弄得皇宫不得安宁。
清代管理佛、道事务的机关，为“僧纲司”和“道纪司”。看这名称，似乎有“监督”、“稽查”的职责。同明代略有不同的是，在这两个宗教事务部门任职的，基本上都是世俗官员，负责掌管僧、道，建造、维修寺庙，为朝廷命官筹办法事、道场，等等。
爱新觉罗家族在统一女真各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一直得到蒙古部族的鼎力相助。为团结各民族，尤其是聚居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维护国家的统一，清廷一直采取联姻、赏赐、封爵等措施；同时，“因其教，不因其俗”，利用宗教手段，笼络人心，巩固中央政权。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招颇有成效。
清初，确定藏族、蒙古族信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为“国教”；此后的六十年间，在京城、蒙古族和藏族聚居区，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仅在承德一地，就建了十二座规模可观的喇嘛庙。当时，中央政府理藩院直属的四十个寺庙，三十二个在京城，八个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因此，在人们的传说中，承德的那十二座寺庙，成了“外八庙”。
顺治皇帝福临把喇嘛庙修到了自己的卧榻之侧。他下了一道“圣旨”：在北海琼华岛南坡，明代仁智、介福、延和三大殿的基础上，建一座喇嘛庙。这座喇嘛庙的山门、法轮殿、正觉殿、普安殿、善因殿，顺着山势，由低到高，错落有致。山顶建藏式白塔，藏法器、法物。
雍和宫顺治年间，西藏达赖喇嘛与朝廷的关系，日益密切。顺治四年（1647年），达赖、班禅分别遣使，向皇帝进献金佛、珍珠等。顺治五年，达赖率班禅代表等一行，进京谒帝，献了大量珠宝。福临在太和殿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顺治十年二月，达赖辞行。福临在太和殿设宴，为他们饯行，赏赐大批财物，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达赖喇嘛”，颁发了满、汉、藏三种文字的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任命之制，自此确立。
康熙皇帝玄烨进一步发展、完善了福临的宗教政策，尊重西藏黄教，礼待达赖、班禅，又不迁就他们的个人意志。玄烨主张，以黄教开山鼻祖宗喀巴的道法为准则，把自己当作最高护法者，“化导悖乱，使中外道法归一。”
雍正皇帝胤禛当政，“敕建之寺，遍于辇毂。”民间风言：“在京和尚出京官。”胤禛坐上龙椅的第二年，就表现得格外的“大公有私”，慷慨地把自己的“潜邸”的一半儿，无偿地分给了章嘉呼图大喇嘛，改建为喇嘛庙。
第七部分第十四章 皇帝的法宝（5）
乾隆九年（1744年），弘历奉皇太后懿旨，把老爸“潜邸”剩下的那一半儿，也捐献给了佛主，整个雍王府全都变成了喇嘛庙——这就是位于今日北京北二环路东段南侧的雍和宫。弘历还招兵买马，为雍和宫增添了五百多名蒙古族喇嘛。
乾隆皇帝弘历建寺造庙的热情，无与伦比。乾隆十六年，为庆祝母亲六十大寿，弘历把颐和园的湖，称作“昆明湖”，山叫作“万寿山”，并建造大招恩寺。